潘汉年没有参加遵义会议，因此派一个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人去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一直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一个愿望。

陈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陈云在一个小学教员的带领下，利用当地哥老会的关系，通过了川军的检查线进入天全县城，然后经雅安到达成都，又通过刘伯承的关系安全抵达重庆，在那里他乘轮船到达了上海。在上海，陈云与在香港的潘汉年取得了联系，他们决定分别起程去苏联。

就在中共中央千方百计地试图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同时，共产国际也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试图恢复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一个叫史蒂夫·纳尔逊的美国青年曾受王明的委托带着五万美金来到上海，但是这个美国青年除了把美金交给了在上海的一个德国人和一个俄国人之外，再也没有了任何消息。后来，共产国际又派了一个叫张浩的同志去上海，张浩是中国共产党老资格党员，原名林育英，是中央红军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的堂兄。林育英是带着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回中国的，在共产国际的“七大”上，对中国共产党现状毫不知情的共产国际依旧选举了王明、毛泽东、朱德和张国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当陈云一行到达莫斯科的时候，林育英已经在去上海的路上了。

到达莫斯科的陈云和潘汉年向共产国际汇报了遵义会议决议，以及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领导人的变动，还有目前正在进行的军事转移的情况。

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决议，肯定了张闻天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共产国际的肯定，是毛泽东政治上的胜利。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采取了政治上的灵活机动战术，巧妙地回避了王明路线这一敏感话题，而且还违心地表明党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同时，毛泽东坚持让共产国际认可的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也依旧被留在了政治局里，这些都使遵义会议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少了许多阻力。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对于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来讲至关重要。

在泸定县城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军路线。踏着那些摇摇晃晃的铁索走到了大渡河北岸的红军将领们，此时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结束没有尽头的移动。

从泸定向北有三条路可以选择：走西面，要从大雪山的西麓绕过去，是一条马帮走的小路，通往川北的阿坝地区，由于绕路，这条路的路程较长。走东面，是一条大路，沿途都是人口稠密的城镇，可以直通成都，但是这条路上肯定会有敌人重兵把守。还有一条路，在东西两条路的中间，由于需要翻越险峻的雪山，连马帮都很少通过。

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走中间这条路。

当时，中央红军并不知道红四方面军的确切位置。但事后证明，这条中间的路恰恰是两军会合距离最近的一条路——此时此刻，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中间，仅仅隔着一座雪山。

向雪山前进首先要翻过大渡河北岸的二郎山，翻越二郎山必须经过一个叫林化坪的集镇。从大渡河沿岸溃败下来的川军袁国瑞旅堵在了红军的这条必经之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