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薛岳向蒋介石建议，中央军不要急于进川，因为四川境内此时已有十万红军，刘湘想保四川肯定是保不住了，四川早晚是中央军的，让刘湘去与十万红军作战，正好可以彻底削弱川军的实力。薛岳甚至还建议把黔军也调到四川来，这样不但可以减少中央军对贵州的守备，还可以让川、贵两省的军队在与红军的作战中互相制约。薛岳告诉蒋介石，川军中目前普遍奉行刘文辉的“十六字方针”，即“只守不攻，尚稳不追，保存实力，避开野战”。蒋介石不禁怒火中烧。当时，四川军阀的部队已达到了六个军、二十七个师、一百一十九个旅、三百四十个团，这一兵力已占当时全中国国民党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四川全省一年财政收入约六千七百万元，而军费支出竟然就占了六千万元，军费支出占整个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从这一比例上看，四川全省可谓“全民皆兵”，所有的经济活动只为养活军队。但是，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连续突破了川军的金沙江、大渡河防线，致使国民党各军都对川军的战斗能力和政治忠诚产生了巨大怀疑。尽管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对薛岳说：“虽然朱德当年曾在我手下干过，但我反共的立场是坚定的。”但是，他的部队却在天全、宝兴、芦山一线阻截中央红军的战斗中节节败退，致使蒋介石一再慨叹“剿匪前途良堪浩叹”！

但是，蒋介石在成都会议上还是表现出了克制。他对川军高级将领们讲了很长的一段话，依旧是军事教官循循善诱的口吻——他喜欢国民党军的军官们永远称呼他为“校长”。蒋介石认为目前四川的情形，“若与三年以前江西比较，实在是要好得多了”。只是官兵们“对于作战最要紧的协同动作实在差一点”。现在，最重要的是必须“踞匪紧围”：“我们一定要有得力的部队穷其所住，加紧追剿，使匪军不得稍舒喘息，亦不使他有一刻工夫得以停止下来，做他补充整理和诱胁民众的工作。如此，则残余的匪众久在疲困饥饿疾苦之中，便自然要一天一天减少下来，很容易被我们消灭”。蒋介石提醒川军将领一定要注意红军的战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以迂为直，专用一些诡谲飘忽的计术来欺骗我们”。而我们“总是因为疏忽大意，中了他的诡计而受了损失”。因此对付红军必须要“研究透彻，观察明确，就运用他的战术，来剿灭他”。蒋介石还要求川军仿照红军的训练方法，因为这种方法能够提高战斗力：“他们最注意训练连排长，对于一般的匪兵，他们也都能因其所长而编为特种队伍，例如专门的观察手、射击手、冲锋队、侦探队等等，施以专门的训练，用以担负各种特殊的任务。最近还选出长于游泳的官兵编为抢船队。诸如此类，总是按照实际的需要，使每个士兵都能发挥个人的特长，以增加整个的战斗力。”接下来，蒋介石讲的话就更不像是国军的“校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