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懋功一座天主教堂里的中央红军领导人接见了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韩东山一样，这是年仅二十六岁的李先念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领导人。毛泽东摊开地图问李先念：岷江和嘉陵江地区的气候和地形如何？老百姓的生活怎样？红军能不能打回去？李先念回答说：岷江和嘉陵江流域平坝很多，物产丰富，部队的给养和兵源都不成问题。从战略位置上看，东边连接川陕老根据地，北边靠近陕甘，南边靠近成都平原，可攻可守，可进可退，回旋的余地很大。如果红军在这一带立足，可以很快得到补充，再图进一步的发展。现在川北的茂县和北川都在我军手里，可以打回去，否则回去就很难了。李先念还说：大小金川一带山高地荒，大部队不宜久留，向东北方向打回去也是红四方面军官兵的愿望。李先念不知道，他的一番话与毛泽东的判断和设想十分吻合——这个年轻的军政委自此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后来对李先念的一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六月十七日，中革军委收到了张国焘、陈昌浩的电报。电报对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总方针表示了疑义，不但不同意红军向东或向北发展，反而提出了向西南更荒凉之地发展的设想。电报档案原文错漏极多，读来大致的内容是：向东进入四川腹地，北川一带水深流急，敌人已有准备，不容易通过。而沿着岷江北打松潘，地形和粮食等条件也不具备。如果向北发展，那么就要集中主力打青海和新疆。

第二天，由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联合签署的回电发出。电报坚持红军主力必须先控制向北转移的枢纽地带，占领从川北进入甘南的必经之地松潘，“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因此，需要“即下决心”，“立攻平武，松潘”。

两天后，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联名致电张国焘，重申“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实施向陕甘方向的突破，哪怕“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因此请张国焘“再过细考虑”。“如尚有可能，则须力争此着”。但是如果“认为绝无办法”，那么对向川西南发展的方案可以商量执行。电报最后希望张国焘前来懋功：“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此时在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已经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对立。张国焘与中央和军委之间的分歧仅局限于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上：毛泽东主张向东，重新打回川陕根据地；或者向北，开辟川、陕、甘三省新的苏区；而张国焘则认为应该向西，首先占领青海和新疆。但是，无论从当时的角度还是现在的角度看，张国焘的主张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从懋功往西，是中国最荒僻的雪域高原，大军进入那里前途将是什么？

事后，张国焘在行动时，也没有选择这条几乎等于自杀的道路。

一九三五年六月，经历了两军会合的喜悦和兴奋之后，在还没有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会面的时候，张国焘提出这样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主张，其原因和目的都是一个历史谜团。

如果非要找出理由的话，那一定不属于单纯的军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