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江西瑞金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刚刚开始时候，飘荡在中国东南一角的绚丽的快乐之梦，曾经使那片狭窄的山川宛若天堂。

当时，世界并不快乐。美国失业人口达一千五百万，罗斯福将一美元的价值降至了六十美分。苏联开始推行集体农庄，斯大林认为资本家会选择战争来摆脱萧条。纳粹冲锋队在纽伦堡举行了大规模阅兵，阿道夫·希特勒预言德意志帝国将存在一千年。墨索里尼说“国家就是我”，意大利军队陈兵奥地利边境四十八万——而这一切对于中国并没有特别的影响。真正令这个国家悲伤的是接踵而来的天灾人祸：长江流域的洪水使二十万人丧生，绥远、山西、陕西的地震又使七万人死亡，而挣扎在贫困线上的饥民多达五千七百万。当经济一败涂地的时候，统治集团内部因利益分配失衡突发分化：反对蒋介石的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拥兵自重，建立了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对立的“第二政府”，由此引发了以抢夺地盘为目的的军阀混战。战火波及十多个省份，战场纵横绵延千里。为了维持浩大的战争开支，自称为“政府”的军阀不断向百姓摊派名目繁多的赋税。战争刚刚开始，在主战场之一的河南，农民所负担的军费数目是本来就已十分沉重的田赋的四十倍以上，而且各种税收已经提前征收到了一九三六年。战争进行到第五个月时，军费开支高达五亿多元，双方死伤人数在三十万以上。这时的中国犹如一个巨大的难民所——数千万为躲避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平民、人数多达五十万的失业工人以及那些番号不同但心情同样绝望的伤兵混合在一起，徘徊于荒芜的田野与破败的城镇中。

然而，还是这个国家，在江西与福建的交界处，在那一小片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赤色匪区”的土地上，傍晚时分响起了快乐的铜锣声：“太阳落山后在澎湃广场开群众大会！”接着，在夕阳的余晖里，一个身穿灰色军装的小战士滴滴答答吹响了军号。正是晚稻收获的季节，金黄色的稻浪在这片土地上一直荡漾到山脚。赤卫队开始帮助各家收割，妇女们把晚饭和水挑到地里，然后再把沉甸甸的稻子挑回家，竹扁担在她们的肩上吱呀呀地唱歌一样响着。大路上，远远地开来了一支长长的队伍。“是总部警卫师，到瑞金去，准备开大会啦！”带领队伍的干部和老人们打着招呼。队伍前面的红旗在晚霞的映照下如同一团飘舞的火焰。村里的大会按时召开，村苏维埃干部轮番上台讲话：要选举啦，大家要把最革命的人选出来！不错，白军知道我们开大会的计划，那又怎么样？我们的队伍正在前线打败他们的进攻！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制度，有了新的制度，我们就能争取自由进步的生活。同志们！苏维埃胜利万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尽管存在的历史十分短暂，但这个“国中之国”存在的时候却充满了勃勃生机。站在今天的角度，无论如何都无法准确地想象当时中国的瑞金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瑞金位于福建、江西与广东三省交界的偏僻之处，即使在大比例中国地图上也很难被一眼看见。但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这里空前密集地聚集着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政权的反叛者——作家、诗人、哲学家、教育家、职业革命家、旧式军官、流亡学生、破产商人、逃离婚姻者以及被生活压榨得无路可走的赤贫的农民。瑞金是一座苏维埃京城，一座在当时的中国除南京之外的另一个首都。这个首都所管辖的“国土”，除了中央苏区以外，还有十几个面积和人口大小不一的苏区：江西赣江以西与湖南东南部交界处的湘赣苏区，湖南、江西与湖北交界处的湘鄂赣苏区，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与浙江、安徽交界处的闽浙赣苏区，湖北、河南与安徽交界处的鄂豫皖苏区，四川与陕西交界处的川陕苏区，湖南与湖北西部交界处的湘鄂西苏区，湖南、湖北与四川、贵州交界处的湘鄂川黔苏区，海南岛上的琼崖苏区，广西西部的右江苏区，福建东部的闽东苏区，陕西北部与甘肃东部交界处的西北苏区。这些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土”，总面积一度达到四十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三千多万。

苏区祥和的生活景象，出乎当时所有中国人的意料。

鼎盛时期的中央苏区，面积达八万多平方公里，被划分为四个“省”和六十多个“县”，人口四百五十万之众。中央兵工厂和印刷厂都设立了分厂，烟草、制糖、织布、造纸、制药等工业和手工业的规模不断扩大。苏区设有对外贸易局，鼓励商品输出和输入，各地的商贩不顾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甘愿冒坐牢和杀头的危险长途跋涉来这里进行贸易。瑞金城的南关外设有市场，农民和商贩们在这里摆摊设点，百姓与红军采购员穿梭其中，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苏区还为红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开办了供应生活必需品的专门商店，规定国家企业和合作社赢利的百分之十要拿出来服务于红军家属，红军家属一旦患病或遇到困难就会得到踊跃的募捐。苏区通行江西工农银行发行的钞票，由于有大量的黄金和白银作储备，这种钞票比国统区发行的钞票值钱。在苏区浓密的树荫下和宽阔的水田旁，学校、医院、合作社、俱乐部、政府机关散落其间。每一个清晨和黄昏，瑞金的天地间都会响起红军官兵的歌声：

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为工农争生存。

官长士兵相亲近，没有人来压迫人。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闹革命。

会做工的有工做，会耕田的有田耕。

红军确信他们是这块土地的主人。苏区开展了彻底的土地革命，不但当地的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来自外省的红军官兵也都分到了土地，这些土地以公田的形式由当地的农民替他们耕种。绝大多数红军官兵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立即对红色苏区产生了生死相依的感情——苏维埃共和国是给贫苦农民以土地的国家，而中国工农红军的主体正是贫苦的青年农民。于是，有足够的理由解释为什么红军官兵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充满了无法遏制的热情，为什么在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中他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舍生忘死。

苏维埃，俄文COBET的音译，意思是“会议”或“代表会议”，是俄国一九〇五年——一九〇七年革命时创立的一种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这个充满了激烈的反叛意味的名词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名称。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选在了瑞金城北五公里处叶坪村的叶氏宗祠前。选择这里的理由是：敌机轰炸的时候会议代表们可以迅速向附近的密林中疏散；另外，叶氏宗祠前有一块面积很大的草坪。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一天，红军士兵在这片草坪上平整出了一个巨大的会场。他们还在会场附近搭起了一座宽敞的席棚，席棚下的饭桌呈五角星形排列开去，足够一千人坐在一起就餐。苏维埃大会的代表来自全国各省、苏区各县以及红军各个军团。代表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位年仅十五岁的红军战士，年龄最大的是一位裹着小脚的六十多岁的农民老太太，这位红色政权的热情拥护者一接到开会通知就从她居住的村庄出发，整整走了一个半月才到达叶坪村。苏区成立了交际委员会负责接待会议代表，委员会为每位代表准备了一套专门的装束：蓝色棉布做成的红军式的裤子；钉有纽扣的翻领上衣，衣袖左臂缝着用布剪出的一颗红星；胸前一条系着结的丝带，上面写有代表登记号码；一顶草绿色的帽子，上面嵌有一颗红星，同时缝有一条红带，红带上写有“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字样。红军居然还在会场上安装了电灯！电线接在一台缴获来的发电机上。当地的农民从没见过这种亮晶晶的东西，他们围着电灯看就是不走，感叹说红军什么事都能办得到。红军在会场的大门两侧一边挂上了苏维埃旗，一边挂上了共产党党旗，还把大门用松树枝、柏树枝和菊花装饰起来，菊花的中间镶有两颗巨大的星星，由于苏区出产白银，那两颗星星是纯银制作的。

终于到了开会的那一天。天还没亮，工作人员就在会场一遍遍地检查电灯是否能够正常地亮起来；而女红军则对会场内悬挂的“勇敢、勇敢、再勇敢”和“学习、学习、再学习”两条标语的位置进行了反复调整，直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表示了满意为止。早晨六点整，两队司号员一起吹响了军号，住在山坡上临时帐篷里的代表们排成队沿着山路走来。红军警卫师列队鸣枪致礼，然后由共青团和少先队组成的合唱队开始演唱瑞金最流行的《红军进行曲》：

同志们，你拖枪，我拉炮，

一齐向前扫！

阶级敌人真万恶，

努力去征讨！

同志们，争自由，向自由，

保我苏维埃！

帝国主义反革命，

打倒国民党！

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

向着光明走！

你看黑暗已过去，

曙光在前头！

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宣布大会开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项英等领导同志就政治、土地、劳动、红军等问题作了专题报告。下午民主选举大会主席团，被选举出的主席团成员有：一个铁路工人、一个印刷工人、一个矿工、一个造纸工、一个卷烟工、几名党和红军的领导人，还有一名纺织女工、一名女农民和一名女赤卫队队长。

整个会议期间，苏区如同过节。开幕的那个晚上，红军组织了浩大的提灯游行，一团一团橘红色的灯火闪烁在大地上像星河一般。会议进入到各地代表发言的阶段气氛严肃，代表们就土地分配、阶级政策、军事作战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各委员会紧张地起草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有关土地、婚姻、教育、经济、财政等方面的法规，这些重要的法律法规要经过代表们激烈的争论通过后才能正式公布。会议选举了国家和红军的领导机构。最后全体代表庄严宣誓：终生奋斗干革命，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刻，都不背叛自己的理想。

夜幕再次降临，会议代表聚集在帐篷里听收音机。那台新奇的收音机是红军缴获的，每一次收听都有专门的人负责播放。开始总是嘶嘶的声音，播放人员不断地调整，于是，大家听见了上海电台的爵士乐、北平电台的京剧……终于，频率调到了苏联电台，是苏联红军远东司令部领导人纪念十月革命的讲话。现场的翻译语速很快，绝大多数代表无法完全明白，但是他们的表情始终专注，因为他们认为苏联红军讲述的必然有与中国革命相通的神圣的东西。接着，收音机里传出《国际歌》的旋律，这是每一个红军官兵所熟悉的，寂静的帐篷里出现了躁动，接着大家起立跟着收音机大声地唱起来：“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寄生虫。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国际歌》，世界上最著名的无产者之歌，唱响的是一无所有者改天换地的梦想。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人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定会神思飞扬。

一八七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一个叫“工人的里拉”的合唱团在法国里尔的卖报工人集会上首次演唱了《国际歌》。那时的中国正值大清同治十年间，皇帝和他的军队刚刚把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暴动镇压下去。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个古老的国度并没有获得平静，一些“古怪”的东西和“古怪”的想法不可阻挡地进入了中国：计算器、照相机、X光机以及变法、维新、图强等等。无论这个巨大的东方国度如何闭关自守，世界性的社会进步与科学发展的潮流却一次次叩开中国的国门，撞击着中国仁人志士的认知世界。从那时起，这个古老的国度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梦想迭起的时代。

发生在戊戌年间企图引进西方君主立宪制度，从而使国家摆脱政治和军事双重危机的变革，随着其领袖人物或是流亡海外或是人头落地而迅速宣告结束。接着，义和团运动把对痛苦生活的怨恨全部指向了洋人，结果却是外国势力空前规模的入侵和大清皇室的悲惨流亡。发生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统治，革命还在这片热血沸腾的国土上引发了不可遏制的集体梦想，维新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民权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纷至沓来，各种社会改造学说混乱无序地进入了中国的知识阶层中，往往是旧的梦想刚刚破灭新的梦想随即诞生，各种政治思潮令国人眼花缭乱也令国家不知所措。那时候，中国人谁也没有在意一种名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的北方酷热难耐，南方却是阴雨连绵。在上海法国租界内的一幢建筑里，十三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青年与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秘密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从一开始便受到租界内巡捕的监视，因此中途转移到一个湖中的小船上继续。尽管会议的细节至今回忆不一，但不争的史实是：会议明确创建一个名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参加了这次会议的湖南青年毛泽东那一年二十八岁。整整二十八年后，当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意味着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最伟大的绚丽梦想与最壮阔的革命实践自此发端。

中国共产党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政党。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讲，“无产阶级”是一个崭新的名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无产阶级指的是没有任何资产、只拥有劳动力供资产者压榨剩余价值的产业工人。然而，在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几乎都不是无产者：李大钊，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入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后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陈独秀，就学于杭州求是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曾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省立师范学校，后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蔡和森，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法国后在上海共产党中央机关工作……这些中国的知识精英虽不是无产者出身，但他们的社会理想是属于无产者的，那就是：推翻一切形式的专制统治，谋求无产者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彻底解放，最终建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之所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经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和痛苦思考，发现只有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才能挖掘出中国社会种种黑暗产生的根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体制，受到国家法律保护和官僚阶层庇护的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导致的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腐朽封建文化的根深蒂固等等。尽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障碍重重，但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旧梦想飞扬激情澎湃，因为他们看见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

在苏联共产党的协调下，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与当时中国一个规模更大的政党——中国国民党——有过短暂的合作时期。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具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双重身份的李大钊入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同样具有双重身份的毛泽东入选候补委员。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国民党就不可能取得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间与旧军阀作战的胜利。在共产党人的策划下，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不断地配合北伐军袭击敌人的后方，城市中的秘密共产党小组甚至组织过小规模的城市暴动以配合北伐军战斗。北伐军每占领一座城市，共产党人便在那里成立工会组织；在北伐军占领的数个省中，共产党人还建立起农民协会，协会的骨干大多来自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被美好的生活前景激发出革命热情的青年农民，迅速地成为共产党主张的拥护者。他们从减租减息发展到阶级对抗，没收土地和财产的风潮因而迅速蔓延，令拥有土地和雇工的地主和士绅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中国共产党按照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开展的革命运动，不可避免地触及了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国民党的利益，这种政党之间的冲突意味着一个无法调和的问题，即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是单纯地消灭军阀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重新统一中国？还是进行一场把劳苦大众从不公正的社会体制下解放出来的阶级革命？共产党和国民党因不同的政治信仰而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因不同的阶级地位而追求着不同的社会利益——社会利益的不同是人类冲突的本质所在，本质的冲突是永远无法调和的。因此，关于革命目的的不同主张不久之后便演变成为政党之间的政治对抗。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决裂是从一九二七年开始的。那一年，国民党以解散上海工人武装为借口，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彻底“清剿”。上海警察厅公开通缉所有的共产党人，悬赏价为一个人头一千块大洋。在接下来的数周之内，有八千多共产党人被杀。随着国民党在上海的行动，其他城市也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当国民党的每一把屠刀上都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时，全国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已近五万。这一年的四月六日，在北平的东交民巷，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李大钊被捕了。《晨报》这样记述了狱中的李大钊：“受审时，态度极其从容，毫不惊慌”，“身穿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入狱二十二天后，李大钊被处以绞刑。那台从德国进口的绞刑机笨拙而缓慢，绞杀整整进行了四十分钟。李大钊时年三十八岁，他是遗腹子，三岁丧母，既无兄弟也无姐妹，临刑前留下一张遗照：宽阔的额头很干净，浓黑的双眉下神情若然，方正的脸上一片平和。只是，在横着褶皱的灰布棉袍下，垂着又粗又黑的铁链……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曾经描述过他一生最渴望看到的情景：“不出十年，红旗将飘满北京……”

面对国民党的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只有一条出路：起义，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零时后爆发的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打响的反对国民党的第一枪。起义的主要策划者是：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起义的军事指挥者是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南昌起义在军事上迅速取得了胜利，天亮的时候，起义军已完全解除了敌对部队的武装。八月三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起义军开始南下广东，一路上不断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作战。由于许多起义官兵并不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因此部队在艰难的征战中开始出现混乱。先是第二十军的参谋长带领一个团脱离了起义军，接着第十一军代理军长蔡廷锴带领除二十四师外的官兵也脱离了起义军。起义军还没到达抚州，就已减员六千以上，弹药也损失了一半。接着，起义军在江西瑞金和福建汀州的战斗中遭遇重创，数千伤员被安置在当地的一所教会医院里。教会医院的院长名叫傅连暲，这个当时信奉上帝的中国医生，此后将他个人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紧密相连，一直到数十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严峻的形势使起义军被迫作出决定：向西，前往海陆丰地区，因为彭湃曾在那里组织过农民暴动，在已有群众基础的土地上可以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但是，随着国民党军增援部队的不断到达，起义部队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为了保存干部，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决定解散组织，部队撤离。只是这个决定还没来得及传达，国民党军的猛烈进攻又开始了。贺龙的第二十军一师和二师均被打散，只有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的千余人突围了出去。至此，参加南昌起义的所有部队由两万人只剩下不到两千人。第九军军长朱德这时站了出来，并讲出了他一生中那句著名的话：“不愿意继续奋斗的，可以走；继续革命的留下，我是要继续革命的。”留下的人数大约是八百。在这些“愿意继续奋斗”的青年中，有七十三团二十六岁的政治指导员陈毅。

这时候，在中国国土的中部，田野上的稻子熟了，秋收的时刻到了——秋收是中国农村中各类矛盾一触即发的时刻，因为无论收成如何，甚至是无论有没有收成，农民们都要交租子了。熟悉中国农村生活状况的共产党人懂得，这是一个发动革命的大好时机。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共湖南省委突然得知：准备参加南昌起义但是没能准时赶到南昌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此刻正滞留在江西西北部的修水、铜鼓一带，而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和安源煤矿的一部分工人武装也恰好聚集在这一带。于是中共湖南省委立即决定：利用这些武装力量实施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安源七个县镇的秋收起义。同时决定：起义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动，任命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

八月底，毛泽东到达安源。他寻找到那些武装起来的矿工和已被共产党控制的矿警队，然后召集了包括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副团长余洒度在内的起义领导人开会，正式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任命余洒度为师长。但是，当这支刚刚成立的成分复杂的部队准备攻打长沙的时候，国民党长沙卫戍司令部已经获得了情报。国民党军火速调动部队，宣布长沙全城戒严，并且开始大规模地捕杀共产党人。

毛泽东在前往铜鼓时，也被地方民团抓住了，当时他装扮成了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可以肯定地说，民团的兵丁根本没能把面前这个手拿雨伞、穿着长衫的人的真实身份搞清楚，不然他们不会在毛泽东掏出身上仅有的几十块银元时，便那么迅速地把钱收下并且随即决定放了他。但是，民团队队长反对放了毛泽东，他认定这是一个危险的共产党，坚持要把毛泽东带到民团团部执行枪决。面临死亡的毛泽东决定逃跑。在距离民团团部仅剩两百米的地方，毛泽东终于找到逃跑的机会。他一直跑到一个水塘边的茅草丛中藏了起来。民团的兵丁来回搜查，几次从他藏身的地方走过，但直到天黑下来也没发现他。毛泽东在民团兵丁放弃搜捕之后开始赶路。雨伞早就丢了，脚上的鞋也不知去向，光脚赶路使毛泽东的脚肿痛得厉害，幸好他遇到了一位农民。没人知道毛泽东对这位农民说了些什么，这位农民不但为毛泽东提供了食物和住处，第二天当毛泽东再次上路的时候，他身上居然已经有了钱。毛泽东花七元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干粮，最后安全到达了铜鼓起义军驻地。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与死神迎面相遇却又绝处逢生。自一九二七年九月从湖南的那片茅草丛中脱险之后，毛泽东再也没有遇到过任何危及生命的危险，哪怕是被子弹或弹片轻微擦伤或者被炮弹掀起的土块石头碰一下。他是所有身经百战的共产党高级将领中唯一一位身上没有留下任何战争痕迹的人。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就这样开始了，时间是一九二七年九月。

九月十一日，秋收起义部队驻修水的一团、驻铜鼓的三团和驻安源的二团分三路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准备会攻长沙。为此，毛泽东异常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

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

霹雳一声暴动。

但是，一团到达修水与平江交界处的龙门镇后，余洒度收编的土匪邱国轩部突然叛变，掉转枪口袭击了一团的后卫，正面的国民党军趁机发起攻击，致使一团遭遇重创。二团在攻击萍乡不成后转攻醴陵，刚刚夺取县城便因敌人增援部队到达而随即放弃。三团的进攻也屡屡受挫。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毛泽东命令起义部队撤出战斗，到浏阳以东的文家市镇集结。在文家市镇，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会上余洒度主张部队继续向长沙进攻，毛泽东则认为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攻打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是不现实的，主张放弃原来的起义计划，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以保存革命力量，求得队伍的发展壮大。毛泽东提出的具体路线是：沿罗霄山脉南下。

横跨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南北绵延四百公里，其主峰位于山脉中段，名为井冈山。

秋收起义部队开始转移了，一路上不断地打遭遇战。九月二十九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一个叫三湾的山村时，起义军只剩下不足千人。毛泽东再次主持召开了前委会，和朱德一样，他允许不愿意留下的人离开。结果有两百多人选择了离开，剩下的七百多人中有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一团特务连党代表罗荣桓。毛泽东把剩余的官兵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不久，他带领这支队伍到达了宁冈县城，与永新、宁冈两县的共产党组织接上了头，并通过他们与占据着井冈山的一支农民武装的领导人袁文才取得了联系。毛泽东送给袁文才一百支枪，袁文才安置了毛泽东部队里的伤员。

就在与袁文才会面的这一天，毛泽东认识了井冈山上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贺子珍。这位来自永新的革命者一身干净的土布裤褂，由于正患疟疾面色苍白，但究竟正值青春因而修长的身材显得格外亭亭玉立。毛泽东用他特有的幽默语言称赞道：“好哇，妹子十七八，军中一枝花。”不久，年仅十八岁的贺子珍便与三十四岁的毛泽东一起生活战斗在井冈山上。他们相濡以沫地度过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历史上最艰苦的岁月，包括充满了艰难险阻的行程万里的长征，直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终于在西北获得了一方得以休养生息的根据地。

井冈山，方圆二百七十五平方公里，五大隘口雄踞峡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里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毛泽东很快便在这里建立起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工农兵政府，二十五岁的谭震林被任命为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武装割据计划自此开始实施。晚年的时候，毛泽东曾向外国友人谈到一九二七年的往事，他说：“国民党如果不抓人杀人，我也不会去革命。”“谁教我们打仗的呢？还是蒋介石。”“没有军队，就闹不出什么名堂来。”“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毛泽东正是因此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这个时候，在湖南的南部，又一次农民起义爆发了，起义的领袖是在广东已经消失、现在又在湖南重现的朱德。

南昌起义军在海陆丰地区解散后，一九二八年一月的隆冬时节，朱德到达了湖南南部的宜章县。在这里朱德得知了一个消息：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一个叫胡少海的营长，因为对国民党军不满离开部队回到了宜章老家，此刻正准备带领农民们闹点事情。朱德立即与胡少海取得了联系。于是，冒充国民党军副团长的胡少海以衣锦还乡的名义大摆宴席，当宜章县的各界名流都已入席的时候，朱德的官兵持枪举刀冲了进来——宜章县城即刻被共产党人占领了。朱德在宜章把部队编成三个营，他给这支部队命名的番号竟与毛泽东的一样：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朱德在湘南的行动引发了湖南境内新一轮的农民暴动。中共湘南特委的革命激情再次迸发，主张“焚烧整个城市和湘粤大道沿线五里的所有民房”，目的是“要用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中国农民，使他们“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同时，中共湘南特委派人上井冈山去找毛泽东，命令毛泽东带领部队下山加入湘南的斗争。但此时中共湘南特委的“赤色恐怖”计划所引发的后果已使朱德的部队处境困难。因为知道了毛泽东在井冈山上，朱德决定带领部队向罗霄山脉进发。

两支红军武装就这样相向而行。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毛泽东和朱德各自带着他们人数不多的部队在宁冈县的砻市相见了，这就是后来中国革命史中所说的“井冈山会师”。从此，毛泽东和朱德，除了因为战争需要或为政治斗争所迫曾经短暂分离过之外，一直到他们携手创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在漫长的征战岁月里他们再也没有分开过。这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之间的政治友情，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坚固无比的革命情谊的典范。直到他们都老了，然后又相继离世，相信在天国里他们依旧并肩站在一起——毛泽东曾经说过：“朱毛是一个人，一个人是不能分开的。”

朱德和毛泽东会合之后，按照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两支部队被统编成一个军，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师。“第四军”的称谓并不是虚张声势，按照刘伯承的说法，这是为了“继承北伐战争时期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的光荣传统”。工农革命军成立一个月后，根据中共中央“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的通告，一九二八年六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支红军。

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中国内地的《申报》、《字林西报》的版面上，充斥着共产党人号召穷苦农民暴动起义的消息：“著名赤匪朱德手下兵马甚多，不少农民甚至国民党士兵投奔朱德，普通百姓喜欢他，只有富人碰到他要倒霉。”“赣东共产党头目，原国民党南昌市党部主席方志敏到处宣传抗租废债，赢得了无知农民的信赖，这对躲进县城的财主们来说情况不妙。”“数千共产党军包围县城，民团无力退兵，全城一片火海，县长下落不明。”“几个月不见踪影的贺龙出现在他的家乡湖南省边界一带，拉起一支队伍袭击富豪，势力正在扩大。”“赤祸由此村蔓延到彼村，从一村扩展到全县，如不奋起将其消灭，中国之未来必属赤匪无疑。”

在社会极端不公平的年代里，富人的噩梦就是赤贫者的梦中天堂。

红军来了！红军来了！消息惊动了偏僻的村落。向往红军的农民们开始秘密开会。地主的深宅大院门户紧闭，护院的民团兵丁拿起了枪。地主的儿子腰里别着匣子枪在祠堂四周转了一圈，他家的一个佃户正在祠堂里带领穷人开会。晚上，这个佃户在地主家的后院被斧头砍死，尸体挂在院墙上。可是天亮的时候，地主家门口乱成了一团，朱毛红军距离镇子东头不远了，地主全家开始向镇子西头逃跑。青年农民们很快就集中在镇边的土道上，手里的梭镖闪闪发亮。红军的队伍走来了。这是一支衣衫破旧但队列整齐的队伍，一个年龄很小的红军吹着一支小铜号走在前面，身后步伐稳健的红军官兵有的赤着脚，有的包着脚布，有的脚上的草鞋已经磨破。

红军占领镇子之后，在所有的墙上写上了标语：“饥民们！向土豪劣绅要粮！”“消灭一切不公平现象！”然后，红军召开群众大会，把地主家的财物一一分给最贫困的人。广场上挤满了穷人，少年们攀在树上，一个红军干部站在广场中央开始了演讲：“穷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地主老财、国民党军阀、资产阶级都压榨我们，可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穷人创造的！不打败他们，把本来属于我们的东西夺过来，我们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农民协会万岁！暴动万岁！红军万岁！”最后，广场的土台子上走来一个留着胡子、面色很黑的人——朱德讲话的语调很慢，他对农民们讲了自己信仰共产党的经过，讲了南昌起义和红军的主张。他长者般的话语赢得了乡亲们的掌声。有人问：“我想当红军，听说当红军给发二十块钱？”朱德说：“当红军没有钱，官兵都没有钱，有一桌酒席大家一起吃，有一个南瓜大家也一起吃。”又有人问：“全世界无产阶级是什么东西？”站在朱德身边的红军干部说：“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都是阔佬，全世界的穷人都受他们的压迫。全世界的穷人和我们都是无产阶级。”当天晚上，红军从这里出发了，刚出镇子便发现队伍后面多了不少青年农民。农民们说他们要跟红军走，因为他们对红军很满意，如果能够发给他们一袋干粮和一支枪他们会更满意。

在不知道什么是梦想的时候，赤贫的农民只求能够活下去。他们常听富人们说“人生有命，富贵在天”，他们为此到神庙里祷告过哀求过，但是依旧活得一贫如洗牛马不如。红军掀起的革命风暴让农民们很快就明白了，他们也是人，也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只要不怕富人们说的那个“天”。各村各寨的贫苦农民开始向有红军的地方奔去，当一面画着他们所熟悉的镰刀和斧头的红旗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当举着那面红旗的人告诉他们穷人也有权利过好生活的时候，他们惊讶、欣喜、冲动，然后赤着脚板跟上那面红旗无论走到哪里。这样的情景几乎能够解释二十世纪初中国所有的革命发生的根由。

那时红军的生活艰苦异常，常常因为没有粮食，官兵们只能吃野菜和野果。在井冈山，新入伍的红军战士曾经抱怨说：“打倒资产阶级吃南瓜。”毛泽东则风趣地说：“这些新同志认为他们的敌人就是资产阶级和南瓜。”在这样的一支队伍里，令红军官兵舍生忘死的动因是：只有在这里他们才拥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世间的平等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犹如梦幻中的珍宝。红军是这个世界上官兵之间从着装到待遇几乎没有任何差别的军队。毛泽东和战士们一起尝试各种不会令人中毒的野菜，朱德有一根和所有红军官兵一样刻着名字的扁担。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的红军士兵打仗、训练、学文化、唱歌、打球、种地，彼此之间没有歧视，不允许打骂。那些识字又快又多的战士，能得到一支铅笔之类的奖励，红军部队中所有的官兵都很在乎这样的荣誉。红军因为武器简陋打仗时格外勇敢凶猛，这使红军的作战伤亡率很高，在这支队伍里可以看见许多二十岁不到便少了一条胳臂的少年，但令人惊异的是，纵然如此，他们依旧个个精神饱满斗志高昂。毛泽东在著名的古田会议上重申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对老百姓要和气，随时帮助他们；借东西要还，损害东西要赔；与农民买卖要公平；买东西要付钱；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所有这些体现红军性质的纪律和原则，被毛泽东称为“民主的温和主义”——虽然绝大部分红军士兵并不明白“民主的温和主义”是什么，但究竟是红军使他们获得了人的尊严，使他们拥有了改天换地的梦想和勇气。

就在毛泽东和朱德各自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武装起义，终于在中国中部一个偏僻的山区创建了革命根据地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地点在远离中国本土万里之遥的苏联首都莫斯科。

在莫斯科郊区一幢名为塞列布各耶的别墅里，会议代表们吃着面包喝着红茶然后一致认为：只要中国共产党人一声呐喊，一夜之间就会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革命高潮，资产阶级顷刻之间便会被无产阶级的铁拳砸得稀烂，一个崭新的赤色中国用不了多久就会诞生于世界的东方。会议选举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这个轮船工人出身的共产党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主席。

毛泽东不在中央的名单中，他拒绝到中央去工作，他称自己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他有一个关乎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命运的绚丽之梦：在偏僻的国土一隅建立一个苏维埃国家，实行土地改革，发展国家经济，从而可以不断壮大红色武装，与国民党政府武装割据下去。毛泽东的这个愿望与中共中央领导者的想法完全相反，中央一再要求红军去占领全国的大城市，理由很简单：列宁当年并没有在俄国的哪个角落先开辟出一个根据地，等把俄国的贫苦农民武装起来之后，才去夺取国家政权。俄国无产阶级发射出的第一发炮弹就落在了资产阶级的老巢——彼得堡皇宫那空旷的院子里，武装的工人和水手没等炮弹的硝烟散尽，就把皇宫的铁栅栏门砸开冲了进去，然后站在宫殿的台阶上向全世界大声宣布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此诞生。

毛泽东坚持在井冈山上过“守山的日子”。一九二八年八月三十日，国民党军开始进攻井冈山的五大哨口之一黄洋界，毛泽东率领三十一团一营的两个连阻击，在反复的拉锯战之后，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迫击炮把仅有的三发炮弹发射了出去。国民党兵从未领教过红军的炮弹，以为主力部队包围上来了，慌忙趁着夜色撤退了，这便是毛泽东在《西江月·井冈山》中所描绘的：“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那天晚上，红军开了联欢晚会，官兵们根据传统京剧《空城计》改编了一出新京剧叫《毛泽东空山计》，戏中的毛泽东像当年的诸葛亮一样坐在空城上唱道：“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一抬头举目来观看，原来是蒋贼发来的兵……”

国民党军这时需要调兵遣将的地方已不仅是江西了，因为与江西毗邻的湖南又发生了规模浩大的武装暴动，其领导者是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一团团长彭德怀。

独立第五师的前身是北伐时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当时任营长的彭德怀与师政治部秘书长、共产党人段德昌关系密切，在段德昌的介绍下彭德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彭德怀升任团长后，这支部队里又来了一位年轻的共产党人，名叫邓萍，彭德怀让邓萍在他的一团一营当文书。几乎和邓萍同时进入这支部队的，还有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共产党人黄公略。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共湖南省委派遣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滕代远赴平江寻找党的组织。就在滕代远与邓萍接上关系的这一天，彭德怀截获了独立第五师师长周磐命令将黄公略“立即捕杀”的电报，他这才得知周磐已经发现了黄公略的共产党员身份。面对共产党秘密组织有可能全部暴露的危险，彭德怀、滕代远决定以闹饷为名举行起义。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彭德怀率领两个营袭击了师部和民团，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起义部队随即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接下来的战斗是残酷的，新成立的红军因为还没能形成稳固的战斗力，在与赶来“围剿”的国民党军的作战中伤亡巨大。彭德怀和滕代远被迫决定撤离。经过艰苦的行军，红五军于十二月一日到达江西宁冈县的砻市，与毛泽东和朱德的红四军会合在一起。彭德怀带领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标志着中国革命史上的中央红军的主体初步形成。

随着井冈山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壮大，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相继成立，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治委员。这是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中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并且成为日后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中的主力部队。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制定的第一个作战计划依旧是攻打长沙城。

早期的共产党中央领导人受苏联革命模式的影响，始终坚持“首先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从而使红军屡次把革命的目标对准了湖南的省会长沙。湖南地处中国中部，江河纵横，土地肥沃，山岳险峻，南北通达，一旦为革命武装所占据，对于整个中国革命确有“中心开花”的效果。同时，湖南自古民风剽悍，是农民暴动频发之地，红一方面军中大多数官兵是湖南人，打回老家去也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

一九三〇年九月一日，攻打长沙的总攻令下达。

翌日，大雨倾盆。红军在大雨中发起了进攻，湖南口音的呐喊声铺天盖地，但进攻很快受到了阻击。国民党长沙守军早有戒备，城防阵地前设置了多层防御体系，战壕与通电的铁丝网多达九层。没有重炮的红军只有用生命冲锋开路，在大雨中他们前仆后继地扑向电网。电网上摞满了死去的红军官兵，冲击仍然无法突破。为了把层层电网撕开，红军使用了古老的作战方式：集中起大量的耕牛，把牛尾巴一一点燃，然后驱赶着牛群向电网狂奔而去。可是，电网后密集的火力扫射开始了，牛群倒成了一片。红军的进攻失利后，国民党军发起了反击，红军激战一天才维持住对峙局面。第二天，大雨停了，红军在被鲜血染红的泥泞中再次发起进攻，攻击持续了一天一夜，仍旧未能取得突破。这时，多路国民党军已增援而至，再战将会陷入重重围困，红一方面军遂决定撤退。

红军对长沙的进攻导致了许多红军干部伤亡。这些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农民从红军的课堂里懂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即使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刻也从未动摇过理想和信念，他们在红军的每一次作战中都冲在士兵的前面，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红军部队最基本的保障。红军对长沙的进攻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杨开慧遭遇不幸。一九一四年，长沙女子杨开慧在父亲的书房里与毛泽东相识。后来毛泽东对杨开慧说：“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那时，杨开慧并不知道有一天自己的生命将会为所爱恋的人而面对屠刀。一九二一年，杨开慧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在这一年，她与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二十二号的三间木板房内有了一个温暖的家。那是杨开慧短暂的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她为共产党区委秘密传送指示和文件，还为来到清水塘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做香喷喷的湖南辣子。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为组织秋收起义起程去安源，他嘱咐杨开慧照顾好母亲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毛泽东不知道此一去他将永远失去那个从十七岁就开始爱恋他的杨开慧。攻打长沙的红军撤离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悬赏千元大洋“捉拿毛泽东妻子杨氏”。十月里的一天，子夜时分，杨开慧被捕。在经受了种种酷刑之后，十一月十四日，年仅二十九岁的杨开慧被枪杀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在杨开慧长眠九泉整整二十七个寒暑后的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写道：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红一方面军撤离长沙后，不顾中共中央“回攻长沙”的指示，向已被红军包围多日的吉安进发。红军攻打吉安的战斗大获成功，不但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还有八千多青年农民参加了红军。在这个基础上，以赣西南和闽西为主要地域的中央苏区建立了起来。

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决裂两年后，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对国民党政权具有对抗能力的武装力量的存在，已经成为现实。

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九日，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召集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的党政军高级官员召开了“绥靖会议”，会议制定了《湘鄂赣三省剿匪实施大纲案》，计划用三至六个月的时间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

至少从军事常识上讲，国民党政府军与工农红军之间无法构成军事对峙局面，因为双方的军事力量悬殊极大。当时的国民党军队连同各路坚决反共的军阀部队，总兵力至少在两百万以上，且掌握政权的国民党政府有充足的金钱来支撑强大的武装力量。国民党军配备有坦克、飞机和各式先进的火炮。而当时分散在全国的红军总数不超过二十万。二十万红军分散在各个根据地内，每一个根据地都处在国民党统治的包围之中，彼此之间联系十分困难，因此军事上的协同、配合、掩护等等根本无从谈起，这使每一个根据地内的红军都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危险。当国民党军对苏区和红军展开全面“围剿”的时候，红军中最强大的一支武装——红一方面军的总兵力还不到三万，而国民党军最终调往江西一地的兵力就达到了一百多万。

国民党军对红军的军事“围剿”持续了近四年。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五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指挥七个师又一个旅向中央苏区发起进攻。红军采取了“诱敌深入，待机反击”的战术，令国民党近十万大军在苏区东奔西跑了一个多月，不但没能接触到红军的主力，而且还不断受到红军小队、农民赤卫队的袭击和骚扰。由于后方补给运输线一次次被切断，苏区内的百姓又早已坚壁清野，国民党军的供给发生了极大的困难。而此时，隐蔽起来等待战机的红军正在加紧学习《八个大胜利的条件》和《三十条作战注意》。这两本军事教材体现了从没有在任何一所军事学校读过书的毛泽东所创造的“另类”作战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十二月三十日清晨，冷雨霏霏。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部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前进。上午九时许，其先头部队突然遭到阻击，阻击异常猛烈，令国民党军无法突破。张辉瓒亲自指挥部队企图发起新一轮的进攻，但就在这时，四面密林中杀声顿起，林彪指挥的红四军、黄公略指挥的红三军和罗炳辉指挥的红十二军已经把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师部加两个旅包围在一个叫龙冈的山谷中了。红军发动了总攻，漫山遍野红旗招展刀枪如林，突围不成的国民党军到处逃窜。两个小时之后，龙冈战斗结束，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大个子红脸膛的张辉瓒被活捉。接着，红军乘胜追击逃跑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师，并最终歼灭了这个师的一个旅。至此，红军在五天之内两战两捷，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为此写道：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不久，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兵力增加至十八个师又三个旅近二十万人马。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红军做了大量的准备，包括派出侦察人员，加强战术训练，建立野战医院，甚至在部队集中时为了节约粮食以减轻补给压力而把官兵的一日三餐改成了一日两餐。与此同时，大批赤卫队和少先队队员再次出动，对敌人后方和运输线进行不断的骚扰。这些穷人的孩子生在大山长在大山，翻山越岭如履平地，他们打冷枪、搞偷袭，神出鬼没来去无踪，闹得国民党军昼夜不宁。更让国民党军感到恐惧的是，种种迹象表明，自己的部队里已有共产党派进来的人，可能是士兵也可能是军官，但就是难以确凿辨别，于是部队的每一次调动都无法做到保密。而所有通往红军活动区域的山路，哪怕是一条难以行走的小道，也被赤卫队和少先队封锁得风雨不透，国民党军派出的化装侦察员大多再也没有回来。

红军再次使用了大规模的运动战战术，自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的半个月中，从赣江边一直打到了福建西北的山区里，一路上找到机会就回身一战，不战则已，战就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力求围歼。这一次毛泽东写道：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发生在一个月以后。屡遭军事失利的蒋介石亲任“围剿”军总司令，并发表了《告全国将士书》，发誓要彻底“剿灭赤匪”，表示“幸而完此夙愿，决当解甲归田”，否则“舍命疆场”。这一次，国民党军调集了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总兵力达到三十万，对苏区发起了坚决的攻击。

中国南方的盛夏闷热难当，国民党军已深入到苏区内七十至一百公里处，所到之地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一律平毁，格杀勿论”。在逐渐向红军主力接近的过程中，双方发生了局部战斗。红军在莲塘偷袭了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师第二旅的一个侦察营，将旅长谭子钧击毙。接着在良村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师大部，击毙副师长魏我威和参谋长刘家祺。红军官兵伤亡一千一百人。

随着不断与红军交战，国民党军八个师逐渐向根据地压缩，最后从三面将红军包围。八月十六日黄昏，红军主力两万人趁着暗夜开始突围，在国民党军第一军团与第二路军之间大约十公里的缝隙间悄悄地移出——能够令两万官兵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悄无声息地大规模移动，也许只有红军才有这样的胆量和能力。接着，突出包围的红军与紧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都开始在移动中寻找战机，一旦交战便苦战不休，每一次战斗都进行得十分残酷。在老营盘战斗中，国民党军死伤两千多人，红军伤亡也达两千，红四军十一师师长曾士峨、红三军团四师代理师长邹平阵亡。最后一战发生在方石岭，红军发现国民党军有退却的迹象后猛烈追击，先截住一个营将其歼灭，然后对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发起攻击，几乎将其全歼。但是，在红军撤出战场转移时，部队遭遇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红军第三军年仅三十三岁的军长黄公略在轰炸中牺牲。

红军连续三次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不但歼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而且还使赣南、闽西两个苏区连成了一片，中央苏区自此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红色根据地。红军在三次反“围剿”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毛泽东说：“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诱敌深入作战原则的确立，是中国工农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重要标志。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远离苏区的上海秘密召开。一部分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利，一些根本不是中央委员的人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发表了啰嗦的演说，在涉及中央人选问题时，他首先表示对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决不能让他们滚蛋”，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由此松了一口气。接着米夫又提到周恩来：“应该打他的屁股，但是也不是要他滚蛋。”最后他开始吹捧王明为“天才的领导者”。在讨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候选人时，不同立场的代表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名单，有的名单竟把原来政治局的人一个没剩地全部剔除了出去。候选人还没吵出结果，表决权问题又再次引发冲突。会场上互相指责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操着异国语言的米夫不停地拍着桌子咆哮，一遍又一遍地勒令声音最大的代表滚出会场。最后，在米夫的干预下，也就是说在共产国际这个不可抗拒的权威的干预下，会议终于“选举”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项英、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陈绍禹［王明］、陈郁、任弼时。候补委员是：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政治局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焘。

但是，没过多久，悲剧发生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特科重要领导人顾顺章和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先后叛变。

顾顺章，大革命前是上海烟厂的工人，一九三一年四月，他在护送张国焘等人前去鄂豫皖苏区的时候，在武汉街头被叛徒认出被捕。出乎国民党当局的预料，顾顺章立即声称自己有“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要求速“安排本人晋见总司令蒋公”。武汉的国民党当局一边打电报请示，一边将顾顺章押往南京。万幸的是，发往南京的电报被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党员钱壮飞截获，钱壮飞立即破译了电文并连夜派人赶往上海密报李克农，许多共产党人得以平安转移。但是，顾顺章的叛变依旧导致了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遇害：恽代英，他刚刚被中共营救出来便再次被捕，随即被枪杀于南京雨花台；蔡和森，他在香港被捕，随后被引渡到广东，敌人将他的四肢钉在墙上，他坚贞不屈英勇就义。顾顺章的叛变还导致了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捕。此前，因得知向忠发不喜欢自己的农村妻子，顾顺章便给他介绍了一个女人，正是因为这一点，向忠发在顾顺章叛变后设计的一次幽会中被捕。向忠发没等敌人用刑就供出了中共中央机要处所在地，这令审讯他的人都有点怀疑这个共产党主席是不是个冒牌货。蒋介石得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立即电令上海警备司令部“暂缓处决”，但是电报到达时这个窝窝囊囊的老头已经被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下令枪决了。

白色恐怖之下，实际掌握着中央领导权的王明不得不到处躲藏，最后他想起能够救他于危险之中的还是苏联人。王明给米夫打电报要求去苏联，米夫立即回电邀请他到共产国际工作。临走，王明安排了中共中央的工作，这时张国焘已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建立中央分局，周恩来将被派往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已经所剩无几，经共产国际的批准，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其成员是：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生，总负责人是年仅二十四岁的博古。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起了第四次进攻，红军开始了更为艰苦的反“围剿”作战。

“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不要重复胜利后休息，致使敌人得以从容地退却。”——这是中共中央对红军的指示。但是中国的哪一座城市是“顶大”的？早在二月，红一方面军曾经攻击过赣州。赣州三面环水，往来通畅，是赣南政治、经济、军事要地。城内驻有国民党守军三千人，地方武装五千人。在其南北还驻有国民党军第十八军和第一军。毛泽东坚决反对红军攻打赣州，他认为红军还不具备攻坚作战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想占领赣州，拿毛泽东的话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四周农村群众发动起来”，把“游击战争普遍开展起来”，那时候赣州的城墙就会一块砖一块砖地被“搬掉”——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著名战略思想那时还没有最后形成，但是他这个“搬砖头”的比喻已经十分形象有趣。但是中共中央不同意，要求红军必须占领苏区附近的大城市，“使革命发展更迫近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

从二月底至三月初，红军一再向赣州发起攻击。攻击西门的红三军团一师几次冲锋都未能突破。攻击南门的红三军团二师组成了突击队，把炸药秘密埋在了城墙下，但是炸药用量的计算失误导致爆破时城墙向外倒塌，突击队队员全部被埋在了废墟下。攻击东门的红七军爆破成功，一度冲进城墙内并占领了城楼，但在国民党军猛烈的反扑中，坚守城楼的红军官兵全部牺牲。国民党军开始大量增援赣州，当红军准备再次爆破时，城内的国民党军突然出击，城外的国民党援军也发起了进攻。在腹背两面受敌的时刻，一师政委黄克诚亲自组织部队用大刀与冲上阵地的敌人展开肉搏，掩护大部队撤退。赣州一役，红军伤亡三千多人，红四军十一师政委张赤男、红十三军三十七师政委欧阳健阵亡。接下来发生在水口的战斗，被称为“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战斗几乎全部在肉搏中进行，沟渠中双方官兵的尸体交错重叠，河水因为注入了浓浓的鲜血而流动迟缓。严峻的局面使红军领导人毅然放弃了城市攻坚战，避免与敌人主力决战，在战略转移中寻找有利的战机。红军先战黄陂，左翼部队全歼了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俘虏了师长李明；右翼部队全歼了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师，活捉了师长陈时骥。再战草台岗时，红军歼灭了国民党军第十一师大部。红军连续两战两捷，迫使大规模“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军纷纷撤退。

这时，由于险象环生的局势，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迁往中央苏区。

一九三三年一月，经秘密交通站护送，博古、张闻天、陈云先后到达瑞金。自此，创建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在繁华的大城市里存在了十二年后，搬到了中国的乡村，并且一直在这样的乡村间领导中国革命直至一九四九年赢得胜利。

博古到达中央苏区两个月后，一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也到达了中央苏区。他是博古请来的，博古要求同志们一律称他为“李德”，取姓“李”的德国人之意。关于这个德国人如何带着几百美元和奥地利旅游护照乘英国商船到达中国广东汕头，如何在甲板上不断地响起国民党士兵皮靴声的船舱里躺了好几天，如何冒充考古专家通过了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进入中央苏区等等惊险的情节，叙述与描绘的版本如何众多如何过分都可以理解，因为正是这个人的到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进入了充满磨难的岁月：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兵力，中国南方的红色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各个根据地的红军被迫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

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几天后，在他所住的那座散发着新鲜石灰味道的“独立房子”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召集了会议。除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之外，政治局书记处书记张闻天［洛甫］、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翻译伍修权，以及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等参加了会议。博古严肃地说：“今天，中央和军委，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是一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关怀和支持，更体现了这位革命家和军事家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然后，这个穿着特大号红军军服，腰间扎着缴获来的国民党军官使用的带有铜圈的宽大皮带，脚上穿着一双中国人很少见过的厚底运动球鞋的外国人开始了演说：“我，李德，遵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书记处的要求，来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的革命根据地，担任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之职，负责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提供军事上的协助和指导，帮助建设正规的红军部队，建立强大的苏维埃军事体系，粉碎中国资产阶级政府和反动白军的军事进攻，保证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让共产主义的革命红旗迅速插遍全中国、全亚洲、全世界！”

所有的领导人一时间都没有从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外国人的惊愕中反应过来，只有角落里的毛泽东在卷烟飘出的烟雾中漠然地看着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外国军事顾问。当李德主动走过去向毛泽东伸出手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中国人的身高竟然和他差不多。他看见毛泽东似乎嘟囔了一句什么，于是把头扭向站在他身后的博古，博古赶紧翻译说：“毛泽东同志说，见到你很荣幸。”此时正在生病的毛泽东极瘦，极高，颧骨凸出，头发长而蓬乱，神情漫不经心，视线飘忽不定——在李德和博古的眼里，这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重要缔造者是最不可忽视的，也是最难以琢磨的。

一九三三年夏，沿着中央苏区越来越缩小的边界，枪炮声再次隆隆作响，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

蒋介石认为这是与共产党人的最后一战。他设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坐镇南昌处理一切“剿共”事务。为了筹集战争经费和改善武器装备，国民党政府向美、德、法购买了八百五十架作战飞机和大量的其他军火物资。据《大公报》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统计，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捐税已经达到了一千七百五十六种之多。蒋介石这一次采取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政治上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控制交通，实行禁运，以地主武装加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军事上则推行堡垒政策，“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九月，五十万国民党军被调往江西前线。

面对国民党军的强大进攻，住在瑞金那座“独立房子”里的军事决策者不顾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仍然命令红军对敌人的坚固堡垒实行攻坚战。这使红军的反击从一开始就连续受挫，经黎川、硝石、资溪桥、浒湾、八角亭、大雄关等一系列战斗，红五军团十三师减员过半，红三军团四师政委彭雪枫负伤，红七军团十九、二十两个师因为伤亡过大合编为一个师，红一军团一师、二师师长都身负重伤，二师政委胡阿林负伤后不治牺牲。

就在红军陷于军事被动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有可能缓解甚至扭转危机的机会：驻扎在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反叛，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表示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决裂。蒋介石不得不立即调动部队前往镇压。面对国民党营垒中出现的大分裂，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红军主力抓住机会立即离开中央苏区，深入到杭州、苏州、南昌，甚至是南京附近去开辟新的游击区，在没有堡垒的地区寻求作战机会，迫使“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回防，让红军的作战态势由防御变为进攻。同时，这样也可以分散国民党军对造反的第十九路军施加的军事压力。

这个建议后来被国民党高层人士获悉，仔细分析之后他们不寒而栗：如果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与第十九路军合为一股，兵力便会膨胀近一倍。这些军队如果活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地带，不但云集于共产党苏区的军队要全数调回，而且一旦瑞金的红军与湖南、湖北等地的红军会合，那么国民党军所要面对的局面将难以收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红军被迫开始军事大转移的前一年，毛泽东就已经提出可以暂时放弃苏区。这再次体现了毛泽东“不要固守一城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思想。但是，一九三三年夏，在中央苏区，这样的军事思想不被接受。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红军被一再命令向敌人层层叠叠的坚固堡垒发起进攻。团村一战，虽歼灭国民党军千人，但红军也伤亡千人，红三军团四师师长张锡龙、红五军团十五师师长吴高群阵亡。面对红军遭遇的损失，朱德提出将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转移。建议没被接受反而传来了继续反击的命令，结果红军再次出现大量伤亡。一九三四年一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最后孤注一掷的军事进攻。强大的攻击兵力在中央苏区的东、北两个方向上集结：东路军共十六个师又一个旅和两个团，由卫立煌指挥；北路军共二十五个师又两个旅、三个团和一个支队，由陈诚指挥。二十五日，国民党军首先向苏区北面建宁方向的红军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红军的阵地上瞬间腾起一片火海，国民党军一步步筑垒推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其前锋直指中央苏区的中心。

此时的毛泽东孤独地住在一座破旧的寺庙中，伴随他的只有妻子贺子珍以及他们三岁的儿子毛岸红，还有一位法号叫“乐能”的老和尚和两个小和尚。

不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的国民党军已经距离瑞金不远了，瑞金开始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连续轰炸。苏区的党政军机关已经迁到了瑞金以西二十公里处的梅坑。领导人被分散安排住进各个村庄里，唯独毛泽东住在高围乡云石山山顶的这座寺庙里，无法得知在以防空为目的的隐蔽疏散中，为什么把毛泽东安排在目标明显的山顶上。青瓦黄墙的寺庙寺门上有一副对联：“云山日永常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横批取上下联的前两个字为“云山古寺”。寺中满院芳草，寺后一棵大樟树，树下两个青石凳，坐在石凳上可以静静地读书，或者远眺四周平展的稻田和袅袅炊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无公可办。

此前，毛泽东刚刚受到党内的严厉批判。他的“四大错误”是：一、“狭隘经验论”和“游击主义”，与中央“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精神背道而驰；二、“富农路线”，主张在土地分配时“要给富农出路”，与中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精神背道而驰；三、“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与中央“先发制人，积极进攻”的精神背道而驰；四、“以党治国”，建立中央苏区最高领导机关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赋予总前委书记对红军的指挥权，这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因为这四大错误，毛泽东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

那一年的春节，毛泽东过得十分冷清。节后没多久，一个大雨倾盆的日子，警卫员报告说两匹马正往山上来，看不清楚马上是什么人。两匹马到了寺庙门口才知道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项英对毛泽东说：打赣州进行得很不顺利，恩来同志请你到前线去。项英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马匹，毛泽东抓起一把雨伞冲出庙门径直往瑞金走。到了瑞金，浑身湿透的毛泽东向前线发了一封电报，建议刚刚起义来到苏区的红五军团前去赣州解围。然后他乘上一条小船赶向赣州。两天三夜后，毛泽东到了赣县的江口圩。刚刚撤退下来的红军和中央局的领导项英、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林彪、陈毅等在这里召开了会议。会上又爆发了冲突，因为面对攻打赣州的失败，中央局依旧坚持攻打大城市，而毛泽东十分强硬地坚决反对。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鉴于当前严重的敌情，主张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军总政委。由于他们的一再坚持，毛泽东重新拥有了军事指挥权。但是，恢复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的矛盾更加激烈了。在数次军事决策中，毛泽东的建议连续被否决，毛泽东不能眼看着红军一再失利只有擅自发布命令，结果招致了中央局的勃然大怒。

毛泽东后来一生都没忘记在江西宁都城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召开的宁都会议。宁都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是，现存的一份《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有这样的表述：“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毛泽东坚决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周恩来不得不站出来表态，他同意“毛泽东有某种倾向”的说法，但是建议让毛泽东随军行动。为此，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让毛泽东在前线当红军总政委的助理；二是让毛泽东全面负责前线指挥，自己给毛泽东当助理。中央局同意了第一种方案。但是最后的决定却是：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请了病假的毛泽东从宁都走了两天回到了瑞金。贺子珍不在家，有人告诉他说贺子珍快要分娩了，去了汀州的福音医院。毛泽东心情烦躁，一连两天没出房间。第三天，他骑马直奔汀州。在汀州，他看见了他的老朋友、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傅院长连声恭贺，原来贺子珍生了个儿子。他们为这个孩子起名为“毛岸红”。儿子的诞生使毛泽东郁闷的心情缓解了一些，他在汀州住下边治病边读书。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最低潮，他的住处门可罗雀，因为可能被归入“小集团”之中，所以没有人敢与他来往。毛泽东也不愿意连累别人，他不再与别人接触、谈话，这位健谈的共产党领袖有时一连几天都不说一句话。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那个时候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与毛泽东之间的冲突个中原因不难解释。首先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差异不可调和：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感悟到革命的真理，他没有按照共产国际所奉行的革命模式行事，特别是在如何建立革命武装、依靠什么阶级成员以及武装斗争的样式上，他虽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一生都竭力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这使他从一开始就被那些在苏联受过系统政治训练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们认为是个“土包子”。特别是，这个农民出身的“土包子”从来就没有向“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们低头或妥协的任何迹象。其次是对中国革命领导权认识的差异不可调和：自从毛泽东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确定在农民中间，并在深山中建立了农民武装和革命根据地之后，当时共产党中央的主要领导者中，没有一个人在政治威望上能够超越毛泽东，其原因是红色政权根据地的主体和红色军事武装的主体就是广大的青年农民。当共产党中央在大城市里无法生存继而转移到乡村根据地时，享有很高威望的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令他们感到了无法立足的威胁。在以后的数十年间，毛泽东一直清晰地记得那段难熬的日子：“我是政治局委员，但是他们却不要我参加中央全会，把我封锁得紧紧的，连鬼都没有一个上门来找我。”“那个时候，我的任务就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前线阵地不断后撤的战报雪片一样飞到红军总部，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在寻找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好使自己的装束与“国家主席”的身份更加吻合——就在国民党军队逐渐逼近瑞金的时候，中央苏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开幕前举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阅兵式，红军官兵、农民赤卫队和少先队队员列队走过主席台。毛泽东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他现在是一位行政领导，因此他所作的报告在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声中不免令人感到幻象丛生。毛泽东讲了苏区的民主选举工作，强调提高选民中妇女的成分；讲了八小时工作制，要求建立专门的机构监督；讲了农村的“查田运动”，指出土地分配是否公平要由群众会议来检查；讲了苏区内学校和学生的详细数字，说目前至少有百分之六十九的妇女参加了扫盲运动。毛泽东的报告还涉及了植树问题、公债问题、卫生问题和调整各种农作物的种植比例问题。针对年轻人想早点娶媳妇的倾向，毛泽东细致地讲解了苏区的《婚姻法》，他说：“等二十年有什么关系？早婚对人不好，安心点！长工们往往干活到四五十岁还没希望讨到老婆哩！”最后，毛泽东展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和国旗的图样，他解释说国徽和国旗是这样规定的：

在地球形上交叉的镰刀与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架于地球形之下和两旁，地球之上为五角星。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上书“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地球形为白色底子，轮廓经纬线为蓝色，五角星为黄色。

国旗为红色底子，横为五尺，直为三尺六寸，加国徽于其上。旗柄为白色。

就在代表们热烈讨论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样式的时候，距离会场并不遥远的前线，为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战的红军正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巨大牺牲。坪寮战斗最后以红军撤退结束。鸡公山战斗中红军只有边打边退，红七军团三师七团一营营长岳忠山带领部队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最后时刻手拿一把大刀扑向敌群，连续砍杀十余名国民党军士兵后，流尽鲜血牺牲在阵地上。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在团长杨得志的率领下抵抗着国民党军三个师的进攻，弹药全部用光之后，红军战士用石头砸、用拳头打、用牙齿咬，阵地竟然数昼夜岿然不动。只是，无论红军官兵多么不惜生命，阵地往往在红军全部伤亡之后一一落入敌手。

一九三四年四月，国民党军逼近了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广昌。四月十日傍晚十八时，国民党军十一个师向广昌发起了大规模进攻。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中，红军的阻击阵地被连续突破。十四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名致电中革军委，建议红军主力避免与敌人长时间对峙，应采取“运动防御”的战术“机动地消灭敌人”。但是李德和博古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兵力。”面对这用词蹩脚生涩的命令，一脸硝烟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愤怒地说：“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广昌附近是开阔的平地，极不利于防守，而国民党军的坦克可以毫无阻拦地向前碾压。战至四月下旬，广昌已被国民党军三面包围，红军被迫撤离。惨烈的广昌保卫战历时十八天，红军伤亡五千多人，其中红三军团伤亡近三千——没有比大量的红军干部阵亡更令红军指挥员痛心的了，因为对于整个红军有生力量的保存和发展来说，丧失了红军干部比丧失苏区的土地更加不可挽回。

一九三四年六月，国民党军占领广昌之后，调集了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于七月初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发起了全面进攻。在李德、博古作出的“全线抵御”的战略部署下，已经连续苦战了近十个月的红军又开始了更加艰难的防御作战。高虎脑一战，国民党军倾泻在红军阵地上的炮弹达数千发，直至红军的阵地成为一片焦土。万年亭一战，红三军团五师政委和军团卫生部部长阵亡，全师团以下干部牺牲三百四十二人。驿前保卫战，红军官兵决心“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仅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十五师就有两千三百五十二名官兵伤亡。而在兴国方向的阻击战斗中，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陈毅身负重伤。一九三四年十月六日，国民党军占领了石城地区，这里已经十分接近中央苏区的核心部位了——敌人拟于十月十四日对瑞金发起总攻。

危在旦夕的前夜，瑞金的四周十分寂静。

不久前，中央已决定第六、第七两个军团撤离根据地。

无法得知毛泽东获得这个消息时的反应，但毛泽东前往于都视察还是引起了诸多猜测。有相当多的史料认为，毛泽东在红军即将出发的时刻到远离瑞金的于都去，是博古想令毛泽东就此留下来。但也有史料证明，到赣南视察的要求是毛泽东自己提出的，他向中央书记处请示并且得到了同意。毛泽东到达于都的时候，他憔悴的模样令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吓了一跳，他问：“主席身体不舒服吗？”毛泽东答：“身体不好，精神更坏。”接着，周恩来的电话打来了，他要求毛泽东着重了解一下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毛泽东很快就判断出这个要求的真实含义，于是他对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作出了详尽的调查——二十天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央红军正是从于都突围出去的。

调查电报发出之后，毛泽东突然发起高烧。警卫员吴吉清打电话向瑞金报告，张闻天派傅连暲院长赶到这里。毛泽东被确诊为恶性疟疾，他在床上昏沉沉地躺了整整八天。一个叫刘英的女红军此刻正在于都征兵，她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张闻天的妻子。刘英来看望病中的毛泽东，毛泽东抱着被子斜在床上，他迷迷糊糊地给刘英背诵了一首明朝金陵人陈全作的曲子，以形容自己此时的痛苦：

冷来时冷的在冰凌上卧，

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

疼时节疼的天灵破，

颤时节颤的牙关挫。

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

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

真个是寒来暑往都难过。

病中的毛泽东挣扎着给博古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央红军转移到外线作战。具体路线是：从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北面的黄陂，沿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脉的中段，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攸县、茶陵，在衡山附近过粤汉铁路到达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然后攻永丰、蓝田或宝庆。当调动敌人远离苏区之后，再返回中央苏区所在的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这封信的内容表明，毛泽东那时没有将中央红军大规模转移到中国西北地区的打算。只是他提出的这条作战线路简直就是返回他的故地的路线，而李德和博古无论如何也不会到毛泽东的老家去。由于信件涉及了极端的军事机密，毛泽东派警卫员送信的时候要求带上火柴和汽油，以便在发现敌情的时候立即将信烧掉。

毛泽东送出的信没有任何回音，但是一个秘密通知到达了于都，毛泽东被要求立即回到瑞金。

毛泽东知道，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来讲，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到了。

瑞金的“独立房子”里正在召开小型会议，与会者除了李德和博古之外，还有张闻天、周恩来和朱德。这是一次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高度机密的会议，会议作出的重大决定和向共产国际发出的重要电报，如今没有任何可以核对和考证的文字线索。只是那个重大决定已经成为没有争议的史实：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喜欢吃鸭子，因此，“独立房子”的周围养着大群的鸭子，鸭子们的嬉戏喧闹和领导们的经常云集已经成为这里的一景。突然，细心的红军官兵发现这一景象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领导们的会议多了，但是鸭子越来越少了。

红军的高级将领们也嗅出了苏区空气中的异样，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找到了毛泽东，小心地试探着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毛泽东面无表情地答：“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

除此之外，在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前，苏区的田野中依旧是一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景象，红军干部们依旧三三两两地走村串户，写出“人”、“马”、“手”或“太阳”教农民们识字，然后给各乡的贫协干部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苏维埃共和国的百姓绝大多数搞不清楚“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是什么，他们甚至无法准确地把大胡子的马克思和小胡子的列宁区分开来，他们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热情来源于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信任，他们坚定地相信只要跟在共产党和红军的身后，他们梦想中的无产阶级的好日子就会天长地久。尽管此刻他们也听说了前线的情况有些不妙，但他们依旧相信苏维埃共和国不会消失，他们相信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正是秋天，稻子金黄。为了庆祝丰收，红军剧社的小演员们在广场上搭起了演出的席棚，演出的内容有自创的《丰收舞》和《红军舞》，有学习苏联的《水兵舞》和《高加索舞》，然后红军女战士嘹亮地唱道：“红缨一杆捅破天，贫苦的人们笑开颜！”台下的红军官兵和四乡的百姓看到这儿时，的确是个个喜笑颜开。和他们一起席地而坐的还有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毛泽东已经习惯在快开演的时候走进人群找个空儿坐下来，有时为了坐着舒服些他的手里还提着两块砖头。天黑下来的时候，聚集在这里的人们点燃了火把，火光闪闪烁烁地连成一片。如果从空中看下去，四周残酷的战场在沉沉黑夜中一片死寂，唯有被死寂包围着的这一小片土地上闪耀着人间欢愉的光芒——这样的景象对于中国历史宛如罕见的绚丽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