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乌江

如果一些历史回忆者所讲述的往事是准确的话，那么，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那位家住湖南、广西与贵州三省交界处的通道县城旁正忙着娶亲的农家青年，应该是一个与中国革命历史有关的人物。

中央红军越过老山界之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共产党中央在通道就红军到底往哪里走这个问题进行过一次短暂的讨论。讨论是必需的，因为那天凌晨，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获得了一份国民党军目前位置和部署的情报，情报标署为“火急”：

刘敌十一日令：1，判断我军主力似在通道、龙胜边境。2，薛敌先头已抵洪江。3、刘敌部署：A、陶广一路除以一部筑绥、靖封锁线，主力向临江口、通道方向觅我主力“截剿”。B、李云杰部进至绥宁策应。C、李抱冰部进至长铺子待命。D、刘建之旅除留团队守城步外，主力向木路口“进剿”。E、十五师十二日可到长铺子。Z、周敌谢、萧两师九日抵武冈，万、郭两师十日续到，其先头十一日到高沙，续向洪江前进。

本以为翻越老山界之后便暂时脱离了危险，但是国民党军追击的速度超出了预想。

通道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日后甚至在会议地点上也存在着多种说法。最普遍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参加讨论的六个人鱼贯走进了通道县城东面古老的恭城书院，他们参观了长满青苔的石阶、爬满紫藤的月牙门和阁楼层叠的藏书楼，然后穿过幽雅的院落直至安静的讲书堂，他们在那里坐了下来。另一种说法来自当事人的回忆：参加讨论的人挤在了县城边一户人家的偏房里，因为这户人家的正房里张灯结彩——一位农家青年这一天正在迎娶他的新娘。显然，后一个充满了世俗欢乐的地点更能显出世事沧桑和时光流逝——无论是新婚青年的幸福还是共产党人的焦灼，中国工农红军的未来命运正是自这一刻陡然开始了微妙的变化。

除了娶亲略显喧闹之外，农家院落的周围是安静的。红一军团二师占领通道县城时，因民团跑光了而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军委纵队进城的时候，县城里的民众也没有异样的反应；各军团依旧按照两翼保护的状态到达了指定位置——至少现在敌人还没有出现，因此讨论开始的时候气氛平和。

李德照例先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中央红军从通道向北，去与转战在湖南西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是中革军委军事决策中心从转移一开始就确定了的路线，李德的阐述并没有任何新的内容。接着，毛泽东发言了，他坚持说中央红军不能向北，因为中央红军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在那个方向上国民党军的数道封锁线已经设置完毕。因此，中央红军必须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念头。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争取在贵州东北部地区寻找一个可以立足的区域，或者说是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

参加会议的人就毛泽东的建议进行了讨论。李德埋怨说“中国同志说话的速度太快”，常常使他根本弄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因此，正在“打摆子”的李德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之后就退场了——后来的叙述往往说经过“激烈的争吵”之后李德“怒火中烧，愤然退场”，但无论是当事人的回忆还是当时的客观情景都不大可能出现这种局面，因为至少在那个时候，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冲突还没有激烈到这样的程度。剩下来的五名同志继续讨论，并很快达成了一致：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

中途退场的李德在讨论结束后向周恩来询问讨论的结果，让他感觉有点异样的是，平时一向稳重的周恩来对他说话时“有些激动”。周恩来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

周恩来为什么“有些激动”？可以猜测的原因是：这是近两年来共产党中央第一次集体否决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意见。

李德这样叙述了当时的情形：

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与萧克的部队，就可能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李德对于讨论的结果并不满意：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

尽管李德在多年后写的那本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里，充满了为自己的辩解和对毛泽东的不满，但是从他的叙述中依然可以发现共产党高层在通道的讨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成千上万的红军献出了生命之后，毛泽东终于获得了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这说明共产党高层正发生着一种微妙的变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参与重大决策的仅限于三个人，而现在参加讨论者却是六个人，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被邀请参加了通道会议。特别是对于毛泽东来讲，这是自一九三二年宁都会议以后，他第一次参加高层军事会议。据说邀请来自周恩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偏僻的通道县城进行的这次紧急讨论，的确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命运发生转折的开端，尽管当时所有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包括隔壁那个沉浸在幸福中的新郎——不了解红军的农家青年无法想到，对于历史来讲，在他的洞房旁边那个屋子里发生的事，远比他的新娘是否美丽要重要得多。

通道会议的当天，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了西进贵州的命令。目的是迅速脱离桂军，以便寻机机动转入北上——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意见之所以在讨论时得到一致同意，是因为博古也认为贵州是敌人兵力薄弱之处，如果从贵州境内北进湘西也许会更顺利些。

通道会议的另一个收获是对共产党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并对红军高级干部作出了调整：撤销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建制，第八军团人员并入红五军团；第八军团军团长周昆和政治委员黄甦回军委工作；红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调回军委，任命红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原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出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的电令要求“五、八军团应利用行军中的间隙执行此电令中一切规定”。同时，取消军委纵队的第二纵队编制，决定“将一、二两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军委纵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钟伟剑为参谋长。”军委纵队下辖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司令员、政委和参谋长均由纵队首长兼任，“第二梯队以何长工为司令员兼政委，第三梯队以罗迈［李维汉］为司令员兼政委”。

刘伯承回到中革军委工作，意味着李德的权威在进一步削弱。

十二月十四日，在中央红军各军团和军委纵队向贵州前进的途中，中革军委以朱德的名义向转战在湘西的第二、第六军团发出了电报，电报表明中央红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与第二、第六军团会合。电报要求第二、第六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为目的，“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流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钳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

无法理解在明知国民党军已在通往湘西的路上部署了大量兵力的情况下，李德和博古为什么固执地主张中央红军沿着红六军团遭遇重创的路线继续向北。蒋介石早已经预料到中央红军试图北上与贺龙、萧克会合，国民党军的十六个师正从三面紧紧跟随着中央红军，其先头部队始终紧贴着中央红军的后卫掩护部队。同时，在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必经之路上，国民党各路大军已部署了四道碉堡封锁线，用蒋介石的话讲叫做“请君入瓮”或者“守株待兔”。这是四条起于湘南与桂北交界处、止于湘西南腹地的防线，防线由南向西或西北方向延伸而去，因为布防过于密集，竟使四道防线的南北宽度仅有上百公里。

如果按照李德的建议，中央红军从通道直接北上，那么走不了多远，就会立即进入国民党军已经布防好的包围圈中。

红一军团工兵营的队伍里，走着一个穿着红军军装的麻子脸，凡是从他身边走过的红军官兵，都会好奇地看他一眼，往往就看得他很是不自在。这个人叫陈时骥，曾是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第五十九师的师长。红军官兵只要一看见他，自湘江以来的沉闷情绪就会一下子缓解不少。过去的时光令人怀念。那是在井冈山第四次反“围剿”时，红军在江西宜黄县一个叫磨罗嶂的地方与国民党军作战，红军官兵机动周旋布下一个迷魂阵，结果把国民党军的两个师全都围在了里面。杀声震撼山谷，漫山红旗飞舞——红军不但把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击成重伤，而且把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师基本上全歼了。红军在俘虏中没有发现第五十九师那个脸上有麻子的师长，于是便开始搜山。红军官兵一边搜一边喊：“麻子！出来！我们看见你了！”最后军团电台队终于把装扮成伙夫的麻子脸师长抓住了。这个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经过教育参加了红军。红军官兵们听说在湘江时他架起桥来还挺卖力。

队伍向敌情并不严重的贵州西进，没有必要的大行李已经统统扔掉，红军官兵们走起路来轻松了许多。小红军们休息的时候开始重新玩他们在中央苏区时经常玩的游戏：大家围成一圈传子弹袋，一边传一边鼓掌，掌声停止的时候子弹袋传到了谁的手里，谁就在事先准备好的盒子里抽签，然后回答抽到的军事的或是政治的问题。若是没回答对，就得出个洋相请别人回答；要是回答对了，就会得到奖励，奖品是几粒花生米。小红军们玩的另一种游戏是“打蒋介石”：把几根木棒竖起来，然后拿一根长棍子在十几米外的地方扔过去，看谁将竖着的木棒打倒得多。重新上路的时候，小红军们唱起了歌：“白军兄弟，我们是红军，彼此都是穷苦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请你老哥下决心。”

听着歌声，走在路上的王稼祥对少共国际师师长萧华说：“还是年轻好啊，不知道忧愁。”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很快越过省界进入了贵州。

一九三四年的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贵州最贫苦的山民被称为“干人”，红军总司令朱德对这个称呼的解释是：“他们所有的一切完全被榨干了。”这些扶着原始的木犁在石缝中劳作的人衣不蔽体，目光呆滞，唯一的栖身之处是茅草搭盖的窝棚。贵州的财主和军阀以挥霍和奢侈著称全中国，他们囤积着大量金银、鸦片、盐巴和枪支的房屋高大华丽，如同一座座坚固的城堡，高耸的屋檐尖角弯刀一样翘向阴沉的天空。他们的军队由步枪和烟枪装备起来，对付省内的“干人”凶恶无比，对外作战的能力却十分低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除了盛产鸦片，贵州是中国西南部的贫穷省份之一。

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时年四十一岁。十九岁时，因为感到在富裕人家当家庭教师地位低下，王家烈加入了贵州陆军步兵第六团，成为一营三连的一名列兵。他参加过蔡锷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从列兵的位置一直升迁为连长。当他成为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后，一九二七年奉命率部进入湖南进攻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但是，他的部队还没与起义的农民军接触上，就和湘军先交上了火。王家烈的黔军孤军深入，左右无援，屡屡失利，最后屈辱地返回了贵州。一九三〇年王家烈再次奉命率部进入湖南，配合中央军“围剿”湘鄂西根据地，结果因为“出兵积极，会剿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湘黔边“剿总”司令。他的部队不但驻守在湖南的地盘上，还每月从蒋介石那里领饷三万，湘军首领何键也不得不每月向他支付军饷两万。这一年的十一月，王家烈出席了国民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从此和蒋介石、何应钦、张群等国民党大员拉上了关系。依仗着这种关系，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一九三二年春，王家烈兴师动兵直取贵阳，打赢了争权夺利的省内战争。国民党中央立即任命他为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自此开始了他对贵州的全面统治。一九三四年八月，王家烈协同桂军与贺龙的红二军团和萧克的红六军团作战。十月，他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电报说中央红军已经离开瑞金西进，有进入贵州的趋势，要求黔军“择要堵截”。

王家烈和蒋介石的关系十分微妙。在贵州地面上，王家烈看上去是绝对的统治者。但是，由于贵州各路军阀内部争斗剧烈，因此在贵州地面上实际形成了几股互相牵制的势力：犹国才部割据盘江地区；侯之担部割据赤水、仁怀、习水和绥阳等县；蒋在珍部割据正安、沿河等县；而王家烈真正能够实施统治的区域仅仅是贵州南部和东部的十几个县，他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也仅仅只有两个师又五个旅。那些割据在贵州各方的军阀口头上都拥护王家烈主席，但是王家烈主席根本无法调动他们的一兵一卒。蒋介石在支持王家烈统治贵州之后，又暗中支持各路军阀割据一方，以利用军阀的势力牵制、削弱王家烈，使他无法扩展自己的军事实力。蒋介石在等待着由中央军吞并贵州的最终机会。为了既防共产党又防蒋介石，同时在贵州的各路军阀中取得军事优势，王家烈一直做着倒卖鸦片的生意，即把贵州出产的鸦片大量运到两广地区，以换回黔军需要的武器。随着与两广军阀的往来深入，王家烈和与他有着同样心情的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企图联合起来暗中与蒋介石抗衡。但是，粤桂黔的联盟关系很快就被蒋介石知道了，王家烈自此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心头恨。虽然表面上蒋介石依旧对王家烈褒奖有加，但是王家烈明白这只是时机未到，一旦时机成熟，蒋介石定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置于死地。

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

王家烈十分清楚，如果中央红军真的进入了贵州，那么，共产党要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势单力薄无以抗衡，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必定会以追击红军为借口跟着进入贵州，自己流离失所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忧虑中的王家烈想到了“三省互助联盟”，于是他急忙与陈济棠和白崇禧联系。联系的结果是：白崇禧答应桂军派出两个师位于黔南都匀、榕江一带策应；陈济棠答应粤军派出一个军位于桂北柳州一带策应。陈济棠和白崇禧都说：“若再远离各自的省境，自己的后防就会空虚。”

王家烈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上旬，当中央红军已经到达湖南南部，正继续向西行进的时候，王家烈在贵阳召开了第二十五军和贵州省政府高级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堵截可能进入贵州的中央红军。具体部署是：乌江以北防务由侯之担部负责，乌江以南防务由犹国才部负责。为了不得已时能够迅速向广西方向靠拢以得到支援，王家烈自己担任了防守贵州东南部的指挥。

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即黔军，总兵力为十二个旅。

就在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在通道讨论红军行进方向的时候，王家烈率领第二十五军军部到达了贵阳与镇远之间的马场坪，那里的一户人家的厢房成了黔军的前线指挥部。王家烈在这间厢房里召开了军事会议，黔军所有的军、师两级长官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在划分防区、协调作战和补充供给等问题上进行了一番争吵，但是吵来吵去并没有令在贵阳制定的防务计划有多大改变。唯一不同的是会议气氛：在贵阳的时候，中央红军离贵州还远，黔军将领无不表示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愿意肝脑涂地不惜一切与红军作战；可是，现在红军近在眼前了，各路军阀却纷纷表示绝不能与红军硬拼，应该或追而不堵，或堵而不打，或打了就跑，或让路通行。尤其是听说薛岳率领的八个师也要进入贵州境内时，所有的黔军将领都认为，无论如何还要对中央军留上个心眼儿……

散会之后，王家烈把几个心腹师长留下了。心腹们秘密分析的结果是：中央红军虽一路西进，但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占据贵州的意思。因为目前所有的情报均显示，红军前进的方向并不是省府贵阳，而是贵阳以北。难道红军有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企图？如果真是那样，黔军有什么必要在贵州境内与红军打仗呢？让他们过去好了。最令人担心的倒是尾随着红军的薛岳的那八个师，听说他们已经接近贵州边界了。

王家烈当即决定回贵阳去，以待观望，再做图谋。

王家烈所不知道的是，共产党中央红军即将进入贵州，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也正向贵州集结，由此将导致中央红军与薛岳的中央军和王家烈的黔军在贵州的穷山恶水之间发生一场血战。他更没想到的是，这正是希望中央红军离自己的地盘越远越好的粤军和桂军万分高兴的事。为了表达他们抑制不住的兴奋之情，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名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类似“请战书”的电报，措辞与仅仅十天前白崇禧为湘江一战给蒋介石发出的那封充满狡辩与讥讽的电报判若两人。这封请命出兵的电报文辞华丽，慷慨激昂，读来颇有点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架势：

南京中央党部、五中全会、广州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会、国民政府林主席、行政院长汪、军委会蒋委员长钧鉴：

共匪朱、毛正突围西窜，号称十万，气焰紧张，天诱其衰，是我军最好歼灭之机会。途次信丰、安息、铅厂、城口、仁化、延寿、九峰、良田、临武、下灌、四眼桥、道县、洗砚圩、桃川、四关、文市、新圩、苏江、界首、寨圩、珠兰铺、宝洛冈、石塘等处，经我湘、粤、桂各军节节兜剿，计已歼灭过半。计凭隅匪众约五万人，转向湘、黔边境，所过之地，焚毁掳掠，庐舍为墟，非各路大军继续追剿，不能根本肃清，若任其转黔入川，会同萧、贺、徐匪，则共祸之烈，不堪设想。盖川、黔两省，卵谷西南，山深林密，形势险峻，远非赣、闽无险可恃之比，若不趁其喘息惶恐未定，加以猛力攻剿，则匪众一经休养整顿，组织训练，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南向足以扰乱黔、桂，影响闽、粤，破坏东亚和平，危害友邦安宁，而党国民族之危亡，更将无从挽救。济棠、宗仁、崇禧等，迭承各方同志奖勉有加，亦应当仁不让，继续努力，窃以为共匪不除，国难未已，一切救国计划，皆属空谈。粤、桂两省军旅，素以爱国为职志，拟即抽调劲旅，先组编追剿部队，由宗仁统率，会同各路友军，继续穷追，以竟全功。如蒙采纳，即请颁布明令，用专责成，并请蒋委员长随时指示机宜，俾便遵循。除另派专员面陈一切机密外，谨此电闻。

陈济棠 李宗仁 白崇禧叩。真印。

这种把戏蒋介石见得多了。

十几天后，蒋介石回了封电报，说了几句“至深感佩”的客气话后，拒绝了粤军和桂军进入贵州的要求。

不知当时蒋介石是否留意到这封“请战书”中“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这句话。两广军阀的预感具有惊人的前瞻性——在未来的一年中，不断地向中国西北行进的中央红军，其军事意图之一就是“打通国际路线”。

黎平，黔东南紧靠湖南的一个边界小城，小城被云贵高原的翠绿山峦所环抱。

红一军团的三团和六团顺着简易公路急促前进，十二月十三日，在平茶附近击溃了黔军周芳仁旅一个营的阻击，很快接近了黎平县城并开始攻城。战斗进行得出奇的顺利，红军的攻击刚一开始，黎平的城门就打开了——从县城里面跑出来一群百姓，敲着锣鼓说欢迎红军长官进城。原来，黔军一个团的守城官兵昨天已经全跑光了，团长带着家眷更是跑到了数十公里之外的榕江。和黔军一起逃跑的还有县城里的豪绅地主们。因此，当红军进入黎平县城时，这座县城里实际上只剩下了穷苦的“干人”。红军官兵部署了警戒之后，打开县政府的仓库一看，顿时心花怒放：敌人没来得及销毁和转移的大量的粮食和盐巴完好地堆积着，不但可以分给县城里的穷苦人，还足够所有的红军官兵饱饱地吃上几天。

在黎平县城边的一个小村庄里，在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的红三军团五师十五团团长白志文终于苏醒了。半个月前，在湘江西岸新圩的阻击阵地上，桂军的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肩射入，打断肩胛骨之后，横穿过他的肺部而出。一直昏迷的白志文在师长李天佑的安排下，被红军官兵抬过了弹雨横飞的湘江和山峰险峻的老山界。苏醒过来之后，白志文被送到军委纵队的休养连。担架刚一进小院，白团长一眼看见了他的老上级何长工，他喊了一声：“何军长！”然后他又看见了在瑞金红军学校上学时的学员队政委董必武。白志文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声音来自小院东墙根下一溜排开的四副担架。白志文看见的全是红三军团负伤的干部：炸伤了一条腿的五师政委钟赤兵，胸口中弹的十六团团长李寿轩，脚被炸烂了的四师师长张宗逊和腰部中弹的十一团团长文年生。白志文的担架也被抬了过去，和墙根下的那四副担架排在了一起。

钟赤兵说：“差不多凑齐了，够组建一个师的！”

军委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在中央红军过了湘江之后被重新整编。周恩来决定把分散在各军团的女红军、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与重伤员们集中在一起，以方便照顾和管理。自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出发以来，被分散到各军团的女红军们和所在军团的官兵之间偶有摩擦，主要原因是在实行平均主义的红军队伍中，官兵们看不惯对女红军的特殊照顾。和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不一样，中央红军中的女红军大都不是战斗员，矛盾的起因常常是为了吃。分给女红军们的粮食不够吃，而且她们还需要红军官兵替她们背米行军。

休养连整编后，周恩来决定让何长工担任休养连连长，这个奇怪的任命让何长工感到很突然也很为难。周恩来对他说：“你的任务就是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转移结束的时候，他们在，你也在，两全其美；他们在，你牺牲了，我追认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中间有人丢了或者牺牲了而你还活着，我就要你的脑袋！”然而，何长工作战任务繁重，根本无法具体负责，于是周恩来又调来了原第八军团卫生部部长侯政当休养连专职连长。侯政内心紧张不想干，周恩来说：“工作光荣，责任重大，损失一个杀你的头。”侯政这下子就更紧张了。女红军李坚贞也被派来任休养连指导员。参加红军前当过童养媳的李坚贞性情泼辣，快言快语，办事能力很强，而且山歌唱得很好，只要一有空她就扯开嗓子唱，那首“新做的军鞋四方方，哥哥他穿着上战场”每每唱得红军官兵们心驰神往。

休养连三百多人，四十副担架，十多副担子和药箱，几十匹骡马。

休养连开会的时候，董必武说：“我们虽然是老弱伤病，但是我们是红军，要像战斗连一样生活战斗。”

红三军团的五名干部也躺在担架上开了个小会。钟赤兵说：“我们要把平时对战士讲的话，今天对自己讲，严格要求自己。”大家跟着钟赤兵都说了几句，说的意思很一致：我们是一个特殊的集体，特殊就特殊在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几个躺在担架上的人都把手伸了出来，然后他们的手紧紧地拉在了一起——那么多的战友永远地留在了湘江两岸，二十九岁的红军团长白志文没想到自己还能如此安静地享受西斜的温暖阳光。在以后数十年的残酷战斗中，他征战南北并一直活着，直到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在黎平，还有一些人与红军团长白志文一样享受到了短暂的温暖。

中央发出了这样一个通知：是夫妻的，可以团聚几天。

贺子珍、邓颖超、萧月华等都洗了脸，将头发梳理整齐，然后被等在休养连外面的警卫员们接走了。

因为怀孕数月肚子已经明显隆起的贺子珍买了一只老母鸡，作为给丈夫毛泽东的见面礼物。尽管她对丈夫备受疟疾折磨有思想准备，但是见面的时候，贺子珍还是因为毛泽东的憔悴而十分伤感。虽然这个曾是一名英姿飒爽的游击队队长的女红军曾经抱怨过自己不断地怀孕，但是她对丈夫始终充满了温存的情感。她在炖鸡汤的时候没有忘记放一把辣椒，毛泽东对她炖的鸡汤很满意，关心地问到她的身体状况，这使贺子珍不由得想起了他们那个叫毛毛的孩子，这个话题让本来就心事重重的毛泽东心情更加阴郁了。

时年三十岁的邓颖超依旧在吐血。走进丈夫的办公房间后，她看见胡子很长的周恩来依然在伏案工作。他们相识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那时周恩来二十一岁，邓颖超年仅十五岁。他们的爱情关系在周恩来留学欧洲的时候由相互的通信而确定，那时她已和周恩来一样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追求者。一九二五年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他们在广州结婚。此后，他们近十年的夫妻生活大都是在纷飞的战火中度过的。邓颖超望着油灯光影下周恩来表情严峻的脸，预感到党内将要有重大的事件发生。

但是，无论如何，夫妻相逢总是幸福的。

而接下来，在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所有的温暖感觉荡然无存。

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县城内一户最大的商人家里进行。这个被当事人回忆成姓徐或者姓胡的商人显然财源广进，他在红军到达之前就逃跑了。商人家雕梁画栋，明亮宽敞，从窗户看出去，隔壁那座德国式的路德教堂高高的尖顶在小城中显得十分怪异。

政治局委员们陆续到齐，大家没有看见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依旧在“打摆子”，这是他进入中央苏区以来，第一次缺席共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策性会议——有记述说，是周恩来以安心养病为由劝说李德不要参加会议。但是这种记述没有可靠的史实支持，因为当时李德确实病得不轻，数天的高烧已经把这个身材高大的德国人彻底击倒了。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照例是博古首先发言。博古重申了中央关于下一步行动的计划：从贵州向北，进入湖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然后在湘西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接着，红军几个军团的领导发言了。他们并没有在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上直接表态，他们说得最多的是中央红军为什么走到了如此被动的地步。他们回顾了第四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经历的那些不断失利的战斗，回顾了湘江一战红军遭遇的惨烈牺牲和巨大损失。红军军团领导们的话语中已经有了“该算算账”的味道，至少表情十分不自在的博古体会到了这种味道。

毛泽东开口了。他再次陈述了自己的建议：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原因很简单，会合的路线已经被敌人严密封锁。毛泽东认为，即使再次付出巨大代价到达了湘西，红军发展的天地也不广阔。斯大林早在一九三〇年就建议中国红军向四川发展，现在看来这个建议很英明。四川是中国的内陆大省，盆地富饶且被高山环抱，在地理上是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毛泽东指出，目前国民党军在贵州的防御力量薄弱，如果中央红军在贵州东北部的遵义地区能够站住脚，那么，向北偏西可以相机北进与力量更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向北偏东又可以与红二、红六军团相互策应，遵义地区应该是一个能让红军左右逢源的好地方。

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

在关系到中国红军命运的重大决策的讨论中，毛泽东突然把斯大林说过的话搬出来，显然经过了周密的思考和准备。对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毛泽东多年来一直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他在政治上遭受的所有挫折，几乎都和他的这个态度有关。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倔强的戒备贯穿着他的一生，直到晚年，他依旧对北方那个大国“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给予过温和的嘲讽。在黎平会议上，毛泽东把斯大林的话拿出来给予重申，目的就是对付李德和博古这些“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以使红军避免再次遭遇重大挫折。果然，博古没能对毛泽东的建议提出反对意见。于是，会议很快通过了一个决议。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发布：

中共政治局决定

一、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二、根据于：甲、使我野战军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乙、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顺利的环境，便利于彻底地粉碎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之发展。

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

三、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四、政治局认为，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

五、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

一九三四、十二、十八

当周恩来把这个“决定”的俄文翻译本送给李德之后，李德“勃然大怒”，继而向周恩来大吼起来。在李德的吼声中，周恩来用英语不断地解释，当双方的情绪都到达激烈的顶点时，一向稳重的周恩来突然一掌拍向桌面，桌子上的马灯被震落于地，李德的屋子里顿时一片漆黑——黎平会议作出的另一个决定也让李德感到了无奈与难堪：刘伯承重新当上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参谋长。

在中国红军中，李德最早认识的军事干部就是刘伯承，那是一九二九年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里。当时，刘伯承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使比他小八岁的李德只有崇敬地仰望。刘伯承参加过推翻中国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护国战争。在一九一六年三月的一次战斗中，北洋军阀的一颗子弹自他的太阳穴射入，从右眼穿出，这次严重致残的负伤让这位年仅二十四岁的护国军将领声名远扬。之后，刘伯承和朱德一起发动了武装暴动，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后改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一九二七年，他与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后，刘伯承一九三二年一月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中央军政学校校长兼政委，同年十月出任红军总参谋长，在领导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的作战中显示出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

通道讨论之后，刘伯承回到军委纵队的时候，与李德迎面碰上了。在这一瞬间，万分不自在的是李德，当刘伯承用俄语和他打招呼的时候，他一句话没说，只是表情漠然地点了点头。

李德和他的中国妻子萧月华的结合是一件让红军官兵们愤愤不平的事情。原来在少共机关做内勤工作的女红军萧月华，是在组织的要求下与进入中央苏区的李德生活在一起的。她对组织说：“既然为革命都可以不要命，我服从党的决定。”她还对组织说：“我从小当童养媳，什么气、什么罪、什么苦都经受得住。”但是，自从与李德生活在一起，这对语言不通的异国男女就经常发生争吵。而无论为什么争吵争吵成什么样，红军官兵们都认为是那个德国人在欺负红军战士。

在黎平，被警卫员领去与丈夫团聚的萧月华突然哭着从屋子里跑了出来，她找到周恩来请求首长“救救她”。李德一直追到周恩来的屋里要把他的妻子拉走，这一情景被毛泽东看见了，毛泽东大声制止了李德。在听了萧月华的哭诉后，毛泽东说：“今天我要行使一下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权力，月华同志，跟我走。”

李德呆呆地看着毛泽东把萧月华领走了。

毛泽东的态度开始强硬了。

作为长征征途上的首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没有触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领导层问题，仅仅就红军的走向在军事层面上作出了决定，这使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等同了一次单纯的军事会议。

黎平会议的第二天，中革军委以朱德和周恩来的名义签发了“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之通电”：

为执行党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的决议，军委对红军部队于最近时期的行动，有如下的决议：

（一）野战军大致于二十三日可前出到剑河、台拱、革东地域，其区分为：

甲、一、九军团为右纵队，有占领剑河的任务，以后则沿清水江南岸向上游前进。

乙、三军团、军委纵队以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应经岭松、革东到台拱及其以西的地域。在前进中如遇黔敌应消灭之，如遇尾追之敌应击退之，在不利条件下则应迟滞之。

（二）野战军到达上述指定地域后，于十二月底右纵队有占领施秉地域、左纵队有占领黄平地域的任务。为此，应坚决进攻和消灭在上述地域的黔军部队，并钳制黄平以南之黔军，及由东面可能来追之湘敌及其中央军。

（三）在前出到施秉、黄平地域以前，可用常行军前进，最后则应迅速地占领施秉、黄平两城。

（四）二、六军团目前应在常德地域积极活动，以便调动湘敌。当湘敌所抽调之部队已北援时，二、六军团应重向永顺西进，以后则向黔境行动，以便钳制在铜仁之薛敌部队及在印江、思南之黔敌部队。

（五）方面军应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

（六）未参加决定此问题的军委委员，应于二十日晚以前，将自己的意见及其是否同意，电告军委。

朱、周

十九号十八时

这一军事部署显示出黎平会议的另外一个重要成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重大决策必须经过政治局会议的集体讨论，并以会议决议的形式给予明确确定。

在黎平地区休整了六天之后，中央红军开始向遵义方向移动。

就在共产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的那一天，王家烈给蒋介石发出了一份电报，电报先是描述了黔军“英勇作战”的“辉煌战果”：

赣匪一部约五六千人，删日［十五日］在黎平被我周旅长芳仁击退，折向老锦屏，图绕天柱、青溪北窜，被我五、六团迎头痛击，匪伤亡甚众。

可是，事实是红军已经强渡了黎平以北的清水河，王家烈无论如何都不能自欺欺人了，于是，他言辞一转，恳请南京政府“飞令”大军入黔：

查该匪号称十万，若今日久蔓延，不仅黔省被其赤化，恐川、湘及其他各省，亦同感危殆。除集中所部进剿堵截外，并恳中央飞令到湘各军，西移黔境；及桂省各部队越境会剿，以期聚歼该匪，挽救黔难，无任感祷。

一省军阀向国民党中央军发出这样的求救电报是不多见的。

当中央红军迅速进入贵州并且占领了黎平之后，王家烈对红军的作战能力以及黔军的脆弱本质有了切实的体会。在黎平方向布防的是黔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周芳仁旅。然而王家烈用精良武器装备起来的这支部队，几乎还没有与红军真正接触，便一退上百公里接着就散了伙。王家烈只好立即命令其他各旅向黎平增援，但是其他各旅要么行动缓慢，要么根本就没执行命令。十五日，万分焦急的王家烈发出了电报，要求黔军各部“不分畛域进剿”红军。王家烈警告贵州的各路军阀，如果不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然而他的严正警告收效甚微，黔军只要一旦面对红军依旧一触即溃。王家烈突然意识到，仗如果这样打下去，红军长驱直入贵州不说，如果让红军发现黔军如此不堪一击，红军很可能就会待在贵州不走了，然后再发展出一个面积广大的红色根据地，那样自己就永无宁日了。万般无奈的王家烈痛下决心，与其这样，还不如请中央军大军入黔“追剿”红军，两个后果相比肯定是红军留在贵州境内更可怕。

而实际上，蒋介石用不着王家烈的恳请，国民党中央军正以大兵力阵容向红军包抄而来，其前锋部队已经从正东和东北两个方向进入了贵州。

从黎平出发的中央红军，面临的敌情十分严重：南面，桂军廖磊部已经从广西推进到了贵州南部的榕江。北面，薛岳指挥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已经从湖南进入贵州，正快速地向中央红军靠近，其前锋部队已经到达了距离黎平只有一百二十公里的镇远。东面，一直尾追着中央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不断地与红军的后卫部队发生摩擦，就在军委纵队离开黎平几个小时之后，周浑元部的侦察尖兵就进入了黎平县城；第二天一早，当军委纵队走出黎平仅仅五十公里时，黎平县城即刻被周浑元部完全占领。从中央红军三面包抄而来的国民党军总兵力达十五个师。如果再加上贵州境内的黔军，国民党军的总兵力是中央红军的十倍以上。

从黎平出发后的第二天，一支国民党军突然冒出，向整个中央红军队伍的中间部位发起侧击，而那个位置正好是共产党中央和红军领导层的核心部位。

当时，军委纵队的担架队队长病了，临时队长由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担任。枪声骤然响起之后，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向康克清喊：“如果是敌人，赶快派部队去打！”子弹呼啸着从康克清的头顶掠过，康克清让担架队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同时通知军委纵队停止前进，然后自己带领一个班去前面侦察。“我的眼力很好，没有望远镜，也能看见前面山头上正在射击的敌人。”看清了敌情并向红军野战司令部报告之后，康克清把特务排布置在最有利于射击的位置上，她对大家说：“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就在我们身后，拼了性命也不能让敌人越过我们！”正说着，一股敌人从山坡上冲了下来。敌人利用乱石做掩护，很快就接近了红军的阻击阵地。康克清低声说：“沉住气，沉住气……”直到敌人距离自己只剩下约五十米的距离时，康克清大喊了一声：“射击！”跑在最前面的两个敌人即刻停下来，然后开始灵活地沿着曲线前进。康克清对身边的一个战士说：“你打右边那个，我打左边那个，比比看谁打得准。”结果，两枪齐射，两个敌人应声倒地。这时，迂回到敌人后面的红军官兵开始了冲击，叶剑英派来的一个连也赶到了，这股国民党军即刻撤出了战场。

康克清是长征中唯一一个始终没有和丈夫分开过的女红军。她走在红军战斗序列里的原因很简单：她是一名勇敢的战士。康克清的腰间总是插着两把手枪，肩上还背着一支步枪，这个身体健壮的渔民的女儿，自十五岁起就以这样的英姿战斗在井冈山上。她骑马、攀山、行军、打仗，和所有的红军战士一样无所畏惧。即使在很多红军官兵都支持不住的艰难时刻，她也是始终行走如飞——“就像每天出去散步一样。”多年以后，她对美国记者海伦·斯诺这样形容她的长征。

康克清与朱德的结合，被革命队伍中所有的革命者称为典范。一九二九年当朱德向康克清求婚的时候，她才是个不满十七岁的红军士兵，而朱德已经是四十三岁的红军军长了。井冈山根据地妇女组组长曾志有一天对康克清说：“朱军长十分喜欢你，组织上希望你能同他结合。你和他结合后，可以从生活上帮助他，给他最大的安慰。”康克清认为无论是年龄还是资历，她与朱德军长相差实在太远了，因此她只好向曾志推说自己“已经有了人”了。但是，朱德的求婚是固执的，他不断地把康克清找来，详细地介绍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希望这个年轻的女红军能够接受他。最后，朱德以“只要你不表示反对就是同意”结束了艰苦的求婚过程。举行婚礼的时候，红军将打长汀时缴获的几盒罐头拿来了，毛泽东、陈毅、谭震林、贺子珍、曾志等都到场助兴，只是康克清平时要好的那些小伙伴没有来。后来当康克清埋怨她们的时候，小伙伴们的回答是：“怪不好意思的。”结婚的当天晚上，康克清对新婚丈夫说：“我有自己的工作，还要抓紧时间学习，希望你在生活上不要指望我很多。”朱德听了不但很高兴而且很支持，红军军长对他的新婚妻子说：“干革命就不能当官太太，当官太太的人就不能革命……生活上的事不用你操心，你只管努力工作、学习吧。”

向遵义方向移动的中央红军各军团行进顺利。右纵队的红一军团二十日经过剑河，二十五日攻击施秉和镇远，二十八日一师一团攻击余庆、二师攻击老黄平。红九军团由老锦屏出发渡过清水江，一直跟随着红一军团前进并配合其行动。二十四日前后，左纵队的红三军团已经到达了台拱以南地域。军委纵队也到达了南哨附近。红五军团照例跟随在军委纵队的后方，担任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掩护任务。这时候，中央红军距离遵义仅剩不到一百四十公里的路途了。

一九三五年的新年就要来临了，红军官兵行军路过大集镇时，处处感受到节日的气氛。他们对贵州富裕人家筹备新年的奢华程度感到惊讶：猪肉和美酒陈列在厅堂，炭火上蒸着糍粑，白米饭在大碗里堆得很高，上面插着供奉祖先的香火。

红三军团四师是军团的先头部队，而十团是四师的先头团。走在十团最前面的二营在距离瓮安还有大约二十公里的时候，在一个叫坠丁关的山口遭到了一股黔军的阻击，二营一个冲锋就把这股黔军打散了。在坠丁关关口吃了几口携带的冷米饭，二营接到了占领瓮安县城的任务。

瓮安，位于遵义的东南方向，距离遵义只有不到一百公里。二营刚要出发，就发现沿着公路嘻嘻哈哈地走来了大约两百多名黔军。也许黔军没有料到红军会这么快到达这里，看见沿着公路两边运动而来的红军，黔军大喊：“我们是王司令官的，不要打呀！”但是红军官兵的机枪已经响了。措手不及的黔军立刻向后跑，边跑边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

防守瓮安县城的是王家烈的精锐部队五团和六团。

瓮安的城墙很高很厚。二十九日清晨，大雾弥漫。红三军团四师十团悄悄接近了瓮安城门。在把黔军的一个流动哨兵毫无声息地刺倒之后，十团的三个营从不同方向开始了攻城。攻击几乎是盲目的，因为雾很浓，几步之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红军和黔军都在浓雾里晃来晃去，估摸着对手的方位，然后犹犹豫豫地举枪射击。大雾之中的搜索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十团的红军官兵终于接近了城门，但他们在那里并没有发现黔军的影子。根据几个百姓的指点，红军朝黔军撤退的方向继续搜索，可还是没有寻找到黔军的踪影。后来才知道，就在红军官兵向前搜索的时候，黔军从他们百米之外向城外逃走了，逆向并行着的双方竟然都没有相互察觉。瓮安，这座被浓雾笼罩的县城几乎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就被黔军丢弃了。这时候，十团接到了师里的命令，让他们停止对县城的攻击，因为雾大容易遭遇埋伏，可是十团已经在县城里了。下午三点，浓雾散了，红三军团四师主力部队才开进了瓮安。然后，红军立刻准备在这里大吃一顿以庆贺新年。各团各连都杀了猪、羊和鸡，加上在县城里打土豪时获得的年货，每个连队都端出了五六盆美食，令整个瓮安县城到处飘散着浓郁的肉香。与以往自己吃年饭不同的是，红军官兵们邀请了县城里的“干人”一起吃。红军说：“吃吧吃吧！把土豪们好吃的东西全吃光！”

与此同时，红三军团的另一支部队从台拱向北前出，开始进占镇远县城。在县城防守的黔军柏辉章师只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然后全师向马场坪方向撤去。红军打死了民团的一个大队长后，很快占领了县城。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先头部队第九十师五三五团也到达了镇远城下，他们远远地看见红军在县城里来来往往，搞不清红军究竟在忙什么，于是站在公路上不敢贸然行动。正当国民党军犹豫不决的时候，埋伏在附近的红军突然发起了攻击，于是国民党军慌忙撤退，并开始构筑迎战阵地，但是红军的攻击又戛然停止了。占领镇远的红三军团官兵也在准备过年，他们似乎对穿新衣服过年更感兴趣，由于从县政府仓库里缴获的布匹不够，他们把县城所有店铺里的布匹采购一空。第二天天一亮，国民党军五三五团官兵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最后在没有经过战斗的情况下开进了镇远县城，他们这才发现红军早已走远了。县城里的百姓对他们说，红军官兵走的时候个个全身簇新。

红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在一个小镇子边休息的时候，看见了共产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所有的领导一起向他走来。一师师部刚杀了一头猪准备过年，李聚奎邀请首长们在一师吃饭，竟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于是他赶快让师部炊事员把有的东西全做了。李聚奎发现毛泽东的精神状态好多了。毛泽东问李聚奎一师的伤员多不多，官兵的情绪如何，疲劳恢复了没有。然后，一师的过年饭开始了。炊事员端上来一大盆肉，红军首长们高兴得拍了手。大家正吃得畅快淋漓，李德来了。毛泽东对李德说：“这里有饭，赶快吃吧。”于是李德抓起一块肉大口地吃起来。事后，毛泽东这句不经意间说的话，竟然在一师官兵的嘴里传来传去变成了“毛泽东说李德是饭桶”——“这样说不大好，但一下子纠正不过来。”李聚奎师长对红军的这个新年记忆深刻。

中央红军开始向西北方向的乌江行进，但是李德不走了，他希望中央红军不要过乌江，而是从这里向北，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显然，李德对黎平会议决定不满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至少他认为那是经过少数人的商议之后决定的。令人不解的是，无论当时党内存在着何种具有历史渊源的内部矛盾，仅就中央红军是否北上这个经过了多次讨论的问题来讲，李德的反复无常已经到了不合常理的地步。此刻，几个月前红六军团遭遇重创的地方——贵州甘溪镇——就在距离李德不远的地方。

中央红军自中央苏区出发以来，其征战路线丝毫没有超出国民党军的预料，中央红军一直走在红六军团曾经走过的路上。就连进入贵州之后，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也几乎与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相重叠。就在此时中央红军所处的位置上，萧克鉴于严重的敌情曾决定把队伍拉过乌江以寻求机动，但是红六军团接到了博古严厉批评的电报，电报要求他们放弃向西立即向北，并且说北进的路上并没有重大的敌情，然而红六军团向北没有走出多远，就陷入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现在，红六军团牺牲的那些红军官兵的遗体，依旧散落在北边不远的大山中。

在博古正式宣布了红军总参谋长的任命后，刘伯承立刻向周恩来报到了。周恩来要求刘伯承迅速执行中央红军强渡乌江的军事计划。曾在川军任过高级将领的刘伯承在这一带打过仗，对这里的地理环境十分熟悉，因此他对中央红军是否能够成功地渡过水流湍急且各个渡口都有重兵防守的乌江有些顾虑。周恩来说：“毛主席说了，刘伯承这条四川的独眼龙，定能想出渡过乌江的办法。”

一九三四年就要结束了。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贵州中部大雪纷飞，漫天皆白。

中央红军到达了距离乌江南岸不远的瓮安县猴场。

猴场是一个商业繁荣的集镇，“场”即“集市”的意思，猴场号称贵州北部的“四大场”之一。

猴场的黔军、民团和豪绅都逃跑了，普通商贩对红军的到来很高兴。因为几个月前，他们见过路过这里的萧军长和他带领的那支红军部队——除了大地主大官人之外，谁会害怕为穷人说话的队伍呢？因此，当中央红军到达猴场的时候，这里的市场照旧一片火热，浓烈的新年氛围一下子把浑身落满雪花的红军官兵们包裹了起来。

红军宣传队很快就把整条街贴满了标语，广场上堆满了从大土豪家里没收的财物，红军正向蜂拥而至的“干人”们分发物品。领取了过节费的红军官兵兴高采烈地采购着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们个个说话和气出手大方，获利颇丰的商贩们喜笑颜开。红军警卫员是采购者中最繁忙的，他们今天都想给自己的首长弄点新奇好吃的东西。警卫员们提着肉和菜往回走的时候，路边就有青年人拉住他们问番号，原来是红六军团在这里打仗时留在老乡家养伤的红军战士，这些红军战士没说几句话就都眼泪汪汪的：“我们知道部队一定会来的！一定会来的！”

年饭张罗好了，但是首长们不知道上哪里去了，警卫员们都在等。

等的时候，小红军们对这样一个现象议论不停：自红军离开苏区以来，毛主席第一次住最好的房子。在红军部队长大的警卫员们懂得这肯定说明了什么。

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召开，中国革命史称为“猴场会议”。

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是毛泽东的建议。他不但直接向周恩来表示继续让中央红军置于李德和博古的独断指挥下是危险的，而且还建议会议必须再作出一个决议，以坚决遏止在政治局集体作出决议后随意修改的恶劣作风。毛泽东说，这种恶劣作风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果然，会议一开始博古就提出了两条建议：一、不要渡乌江，也不要试图在遵义附近建立根据地；二、杀个回马枪，坚决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李德随即警告说，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强渡很可能失败，或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毛泽东立即对博古和李德的建议给予了批评，并表达了坚持黎平会议决定的立场。接着，没有经过太激烈的辩论，博古和李德的建议就被会议否决了。大多数与会者认为，黎平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无条件地予以执行。之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事先提醒，引导会议作出了一个决议，即《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

午夜时分，毛泽东回到了住处。警卫员为他准备的年饭都是他喜欢吃的东西：油炒辣椒、炸豆腐、牛肉和醪糟。按照在中央苏区时的习惯，警卫员们还在门口堆了个雪人，准备了一些凳子，以迎接前来拜年的首长。毛泽东没有进屋吃饭，他长时间地在雪地中徘徊着——李德关于“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的警告不是没有道理的。

乌江，发源于贵州西部威宁的草海，自西南向东北贯穿贵州，是贵州省内最大的一条河流。乌江两岸悬崖陡峭，难以攀登，江道曲折，水流湍急，自古就有“乌江天堑”之说。在乌江的主要渡口上，黔军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配置了主力部队和强大的火力。更严重的是，向中央红军包抄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正全速向乌江方向推进，其中吴奇伟部的四个师和周浑元部的四个师已经距离乌江不到一百公里了。

中央红军必须在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到达之前渡过乌江。

湘江一战的情景绝不能重演。

此时，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杨尚昆的红三军团已经奉命赶往乌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亲自带着工兵队上去了。根据他们的报告，第一支试渡尖刀部队已经组成，中央红军即将开始抢渡乌江的行动。

一九三五年的第一天，雪后天晴。

在距猴场以南仅仅几十公里远的黔军指挥部马场坪，王家烈正在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这是一个从前他最不愿见但如今又不得不见的人。

黔军各路高级军官已经到齐，丰盛的宴会已安排妥当，几大坛上等的茅台酒已经开封。等待的时候，王家烈依旧对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拿不定主意，其中最大的苦恼就是自己的部队很快就会在与红军的作战中耗损严重而无处补充。王家烈正没着没落的时候，薛岳的车队到了。

与薛岳一起到达马场坪的，还有国民党中央军第一纵队司令吴奇伟，第二纵队司令周浑元和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王家烈和薛岳相互寒暄，然后开始了谈话。出乎王家烈预料的是，关于黔军的补充，薛岳一口答应由中央军负责。军事问题谈完了，开始谈政治问题。薛岳悄悄对王家烈说：你政治上的敌人是何敬之［何应钦］，今后要对他采取远距离，应该走陈辞修［陈诚］的路线。军事和政治都谈完了，象征性地碰了一下杯，然后中央军和黔军各自上路了。

王家烈不知道，说是各自开拔，其实薛岳和他去的是同一个地方，那就是贵州首府贵阳。

在来马场坪之前，薛岳专门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说他即将与王家烈会晤，请委员长明示“会晤要点”。蒋介石回电只强调了中央军进入贵州的主要任务：“乘黔军新败之余，以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得到了这个“要点”之后，薛岳立即给王家烈和中央军各部队长官发出了电报。在给王家烈的电报中，薛岳“拟请贵军主力速向瓮安、紫江［开阳县］一带截剿”。而在给中央军各部队长官的电报中，薛岳命各军“迅速向西追剿，免匪窜犯贵阳，而保我中心城市”。在限定了各军急促赶赴贵阳的时间之后，薛岳特别强调：“本路军部署，不得向友军宣泄，希遵办。”自江西、湖南一直紧跟着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刚一进入贵州就要直冲贵州军阀的老窝而去——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把王家烈的贵阳占了，远比把朱毛红军消灭了更紧迫。

薛岳的电报生动地揭示出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与中国各地地方军阀之间的奇怪关系。这种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形成的奇特政治关系，在世界政治史中极其罕见，弄清了这种现象的由来和内幕，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强大的国家军队就是无法制止一支并不强大的武装力量在偌大的国土上到处移动。

就在王家烈和薛岳在马场坪碰杯的时候，在乌江岸边，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红军官兵也在碰杯，红军官兵端着的杯子或碗里是开水，开水在冰天雪地里冒着腾腾热气，红军官兵高兴地喊道：“同志们！祝贺新年！”

四团团长耿飚到达猴场的时候，过年的兴致依旧很高，他亲手杀了一只鸡，还让警卫员去弄点红枣或桂圆什么的。他在连队转来转去，闻着饭锅里各种各样的香气，然后看看战士们正在准备什么节目。但是，香喷喷的饭还没有吃，警卫员就通知说让他到师部去。耿飚在师部一直等到半夜，中央的会散了，军团长林彪亲自到了二师师部，给四团下达了攻占乌江渡口的作战命令。林彪说：“要赶在敌人到达之前把渡口拿下来！”

耿飚回到团里，让警卫员把年饭撤了，然后铺开地图开始研究，等把作战计划想明白了，天已经亮了。

一九三五年的第一天，耿飚带领一支侦察分队出发了。他们化装成贩运私盐的商人，踩着积雪向乌江疾行。在爬上一道峭壁后，耿飚听见了江水冲击岩壁的轰鸣声，但是看不清乌江的全貌，视野里是一片飘荡的云雾。当地向导说：即使在晴天的时候，乌江也总是被大雾裹着。红军的侦察分队开了几枪，对面的大小火力即刻也开火了，四团的参谋们忙着记下敌人的火力点位置。这个叫江界河的渡口对岸只有黔军的一个连，由一个团长指挥着。重任在肩的耿飚立刻开始组织部队强攻，他命令官兵在渡口的正面大张旗鼓地砍竹子捆竹筏，然后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扛着几根竹子来回奔跑。耿飚布下的阵势使对岸的黔军即刻乱作一团，大雾里传来的喊叫仿佛江对岸来了千军万马，而耿飚正躲在竹林里开始确定突击队队员的名单。

首先报名的是三连连长毛振华，这是个身材高大的湖南农民，因为不满地主的盘剥而参加了赤卫队，他曾给贺龙当过勤务兵，打起仗来勇猛而又机智。接下来报名的足有三十多个红军。耿飚最后确定由毛振华率领七个人首先强渡。都是会游水能打仗的老兵，八个人腰里插着驳壳枪，头上顶着一捆手榴弹，瞪着眼睛在耿飚面前站成了一排。小雪变成了蒙蒙细雨，江风阴冷刺骨。在离渡口上游几百米的隐蔽处，耿飚一一端起了酒碗，八个老兵大口地喝下了团长递过来的酒，然后纵身跳下乌江。四团所有的官兵都屏住呼吸看着他们，他们很快就消失在江雾中了，只能看见那条连接着他们的粗绳子被江水冲成了一条弯弓。对岸的黔军开始了射击，机枪、步枪和迫击炮一起朝着江面上打。突然，在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过之后，耿飚一下子感到粗绳子松了。观察哨兵喊：“绳子被炮弹炸断了，他们被水冲跑了！”

耿飚急了，一边让一营营长罗有保派人去下游组织营救，一边高喊：“把竹筏抬过来！跟我上！”知道耿飚水性不好，警卫员一听团长的话，立刻把早已准备好的旧车胎掏了出来开始用嘴吹，小红军不停地鼓着腮帮子，直吹得满脸通红。换口气的时候小红军对耿飚说：“团长，我跟你上！”官兵们正忙着给团长配备人力和火力，二师师长陈光赶到了，他拉了耿飚一把：“耿猛子，冷静点，抽袋烟再想想办法！”

正抽烟的时候，罗有保营长回来了。跟在他身后的是毛振华和六个浑身湿漉漉的老兵，那名福建籍的尖刀战士没能从旋涡中游出来。

天黑了。

在陈光师长的组织下，四团制定了一个新方案：用竹筏子强渡。这一次侦察连连长要求上，但是由于他的任务是架设浮桥，耿飚没同意。突击队还是由毛振华带领。漆黑的夜色里，三只竹筏上坐满了突击队队员，陈光和耿飚与他们一一握手，然后突击队开始向对岸奋力划去。不一会儿，由于一只筏子被江中的礁石撞烂，筏子上的队员游了回来。再等了一阵，又一只筏子上的几个队员也回来了，他们的筏子在湍急的江水中因无法控制被冲到了下游。然后就没有了消息。一直等到下半夜，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对岸有火把不时地乱晃，不知道敌人在干什么。毛振华他们到哪里去了？

天亮的时候，在乌江的另一个渡口边，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杨得志极为焦灼不安。一团是中央红军中革命资历最老的部队之一，与二团、四团、五团一样，其红色历史可以追溯到秋收起义后建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接受了突击乌江回龙场渡口的任务后，杨得志率领部队在雨雪交加中赶到了乌江边，但是刚一接近江岸黔军就开火了。杨得志和政委黎林忙在渡口找船，但是找遍了附近的村庄，别说船，就连一根桨和一块像样的木板都已被黔军拿走。当地的老乡说：“渡乌江向来要具备三个条件：大木船、大晴天和好船夫。”可这三个条件红军现在一条也不具备。杨得志和黎林在冷雨中额头上竟然出了汗。在这个方向，担任强渡任务的只有四团和一团，完不成任务如何向上级交代？如果让后面的敌人追击上来，红军不就面临绝境了吗？杨得志突然发现江面上漂着根什么东西，仔细一看，是一根大毛竹。

在乌江边山崖上的茂密竹林里，一团官兵们用了整整三个小时，才扎成了一个宽一丈长两丈的巨大的竹排。和四团一样，杨得志挑选了八名官兵首先强渡，但这个巨大的竹排还没到江心就被湍急的江水冲翻了。竹排在急流中倾斜扣翻的那一刻，岸上的官兵们大声呼唤着八位战友的名字。红军的呼唤声和对岸敌人射来的枪声混合在一起，令杨得志热血贲张。再次强渡的时候，一营营长孙继先奉命挑选了一个突击队。突击队离岸的时候孙继先营长说：“同志们，就是剩一个人，也要过去，无论如何咱们要过去！”竹排消失在黑暗的江面上。经过了焦急的等待之后，一团官兵终于听见了来自对岸的两声枪响，两声之后又是两枪，这是孙营长的突击队已经到达对岸的信号。

红三军团五师担负了从乌江最险要的渡口茶山关强渡的任务。茶山关关口绝壁高耸，高出江面三百多米，关下的渡口为明崇祯年间设置，叫茶山渡，其险峻有诗句为证：“乌江无安渡，茶山尤险极。急流一线穿，绝壁千仞直。”在这里防守的是黔军侯之担部实力最强的第五团和一个机炮营，由团长罗振武坐镇指挥。五师集中了十三团、十四团和十五团三个团的侦察排，精兵强将在三个强渡地点同时跳入汹涌冰冷的江水中，红军准备用泅渡的方式强行攻击对岸黔军的阻击阵地。五师在江岸上集中了十几门迫击炮和所有的轻重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以掩护渡江突击队。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后，红军强行登上了江岸，然后不顾一切地向黔军的阵地扑了过去。前沿阵地上的黔军被红军不畏生死的气势吓呆了，当泅渡上岸的红军在凛冽的寒风中湿淋淋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心惊胆战的黔军士兵丢下枪掉头就跑。机炮营营长赵宪群从红军泅渡点的两侧拼命组织抵抗，但是，对岸已经又冲出数十只竹筏，乌江江面上一时间杀声震天。在激烈的交火中，赵宪群中弹而亡。与此同时，五师工兵营在枪弹中开始用木排搭建浮桥，从浮桥伸出的两条粗大的绳索已经连接了两岸。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拂晓，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军委作战局局长张云逸率领工兵营，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和特科营营长韦国清率领干部团工兵连，两支队伍同时到达了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所在的江界河渡口。刘伯承说：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距离这里不远了，要加快渡江的速度。四团组织官兵捆扎了六十多个竹筏，然后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实施强渡。

雪后初晴，当竹筏群接近江岸的时候，黔军的炮火异常猛烈，竹筏群眼看有被打散的危险。二连连长一声呐喊，带着一个机枪班跳入江中直扑江岸。这时，对岸山崖下突然有几个人猛然跃起，快速扑向黔军前沿的火力点。原来，昨天三连连长毛振华带领的竹筏被急流冲到了距离渡口下游五六公里处，他们在那里奋力靠岸，然后沿着江岸向黔军阵地方向摸索，一直摸到了敌人阻击阵地的下面。毛振华数了数，四个人，少了一个，是不久前从国民党军俘虏后教育过来的战士，毛振华正要恼火的时候，那个战士爬过来了，一问，他到旁边拉屎去了。五个红军忍受着寒冷和饥饿潜伏下来，整整一夜他们一动不动，一直等到部队打过来时才突然发起冲击。

在毛振华突击小组的配合下，四团眼看就要冲上黔军的阻击阵地了，这时候，黔军投入了一个营的预备队发起了反冲击。黔军顺着一条小路往下冲，红军官兵仰面射击十分不顺，被压制在一条狭窄陡峭的山路上。二师把已经过江的重机枪手全调来了，暂时封锁了黔军冲击的小路。但是终究火力有限，四团其他武器的射程也已经到了极限。耿飚在电话里一个劲儿地对师长陈光喊：“我要炮！要炮！”于是，军团炮兵连连长赵章成被火速调了上来。赵章成是中央红军里的一个著名人物，他原来是国民党军炮兵连的副连长，一九三一年被俘后参加红军。他有不使用瞄准器就能百发百中的神奇本领，让红军官兵们又敬佩又好奇。官兵们问他诀窍，他说自己信佛。佛门弟子是不开杀戒的，于是每次开炮射击的时候，赵章成都要先抱着炮弹嘟嘟囔囔地说些“上头命令，执行公务，不打不行，死鬼莫怨”之类的话。话一说完，一条腿向前半步，另一条腿一跪，单眼瞄准，然后把炮弹送进炮膛，八二迫击炮一声脆响，每每在目标上准确地爆炸。被调上来的赵章成连发四弹，弹弹引起红军官兵的欢呼。趁黔军预备队被炸得乱了阵脚时，四团的又一批突击队队员上岸了。紧要关头，红军官兵发现山路旁边有一块岩石可以攀登，几个战士跃了上去，突击队队员跟着一拥而上，黔军的阻击开始动摇，接着就是混乱的大溃散。几个要跑的黔军去拉他们那个叫罗玉春的团长一起跑，罗玉春哭喊着：“我不走，我要死在这里！”但是很快他就跑得没了踪影。

四团在江界河渡口大规模强渡的同时，军委工兵营和干部团工兵连已经开始架设浮桥。这在乌江的历史上应该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因为这里自古就没有成功地架设过任何一座桥梁。军委纵队即将渡江，浮桥必须牢固可靠。在刘伯承和张云逸的指挥下，三层竹排重叠在一起成为一个门桥，门桥一个一个地放入江水中，被用竹篾编成的粗绳连接起来，而装入重石的竹篓被坠入江中以固定每一节门桥。红军工兵在纷飞的子弹中运送门桥，打桩固绳。黔军的炮弹密集地落下来，不断有官兵被击中掉入江水被冲走，但是前面的消失了，后面的红军立即替补上来。整整三十六个小时之后，一百多个巨大的门桥被准确地连接在一起，两条巨绳穿过所有的门桥横跨江面，整个浮桥在江水的冲击下弯成一个巨大的弧形，如同一条巨大的蜈蚣在翻卷的乌江水雾中摆来摆去。乌江两岸的百姓，连同在对岸阻击的黔军在内，都被这条巨大的蜈蚣般的浮桥惊呆了，致使数十年后，依旧有人以惊愕的神情描述着当年红军在枪林弹雨中创造的这个神话般的场面。浮桥架设完毕后，刘伯承在乌江边走了几个来回，他说：“好！红军里面有神仙！”

一九三五年一月三日，军委纵队在江界河渡口渡过了乌江。

至此，黔军乌江防线全线崩溃。虽然防线总指挥侯之担下达了一律撤退到遵义集中的命令，但是没有任何人执行，逃往遵义方向的黔军大部分绕过了遵义继续向北，一直逃到了桐梓才停了下来。带领卫兵和家眷也开始出逃的侯之担，逃亡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他的官兵，而且一逃便不可收拾，竟然一口气出了贵州逃到了四川重庆。

一月三日，王家烈在得知中央红军全面突破黔军乌江防线的同时，也得到了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已经到达贵阳郊区观音山的消息。两个消息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令王家烈顿时不知所措。他镇静了好一会儿，才决定先不管乌江如何，还是赶快去观音山迎接和慰问中央军为好。王家烈的慰问品是四卡车贵州特产茅台酒和另一种贵州特产麻草鞋。薛岳的中央军连以上军官每人茅台酒两瓶，营以上军官五瓶，而士兵则是每人一双麻草鞋。当天晚上，就要进入贵阳的国民党中央军几乎全喝醉了。

酒和鞋送出去之后，王家烈给正在溪口老家休养的蒋介石发出了电报，称黔军在乌江各个渡口正在与红军殊死作战，红军“抢渡两次，均未逞，刻尚隔岸相持中”。

同一天，薛岳也给蒋介石发出了电报。电报并没有对乌江防线被红军突破多说什么，因为中央军本来就没有与红军在乌江决战的计划，朱毛红军只不过是又过了一条江而已。薛岳在电报里强调的是：“黔本贫瘠之省区，年来遍地植烟，生产锐减，补给极为困难”。乌江一战再次证明黔军战斗力低下，“匪来则望风披靡”。最后，薛岳特别告诉蒋介石：王家烈“颇以中央军入贵阳为虑”。

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大规模渡过乌江后开始向黔北重镇遵义前进。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也在这一天占领了贵阳，并随即任命了一个新的城防司令。回到贵阳的王家烈在城门口被中央军士兵阻挡，中央军士兵要求他出示通行证并接受检查。王家烈万分沮丧地回到了他的官邸里。他统治的省府贵阳和他起家的老巢遵义，一个被老蒋占领一个将要被朱毛占领，王家烈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事情怎么眨眼之间变成了这样。这时候，黔西的一个县长给省主席送来了一份年礼：酒、肉、丝绸、烟土和现大洋，还附有一张写着“叩拜王主席大人”字样的大红帖子。王家烈有气无力地将帖子翻开来，里面是四个描金大字：恭祝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