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埔军校延续下来的国民党军的军法是严厉的：“一班同退，只杀班长；一排同退，只杀排长；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一营同退，只杀营长；一团同退，只杀团长；一师同退，只杀师长。”遵义一战，大军溃败，王家烈、吴奇伟直至薛岳，统统难逃惩治。但是，吴奇伟是薛岳的人，薛岳是陈诚的人，陈诚将尽全力保护这些家伙；而那个家底已经丧失殆尽的王家烈根本不值得大张旗鼓地惩罚了。眼下，蒋介石急于考虑的是中央红军下一步要往哪里走。

中央红军大规模的移动作战，令蒋介石东南西北难以理清头绪。三天之内，蒋介石连续发出了一系列命令：

三月二日，致电中央军周浑元和吴奇伟，命令他们沿乌江南岸“疾进”，“相机再渡乌江北岸”，以堵截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三月三日，致电何键，要求湘军李韫珩部急调第五十三师“兼程向石阡及其以西疾进”，然后“沿乌江扼要布防”。

三月三日，致电入黔各路部队，命令黔军、湘军和中央军在乌江以西、黔巴大道及其以西“数线布防”，“严密守备，坚固防堵”，“阻匪窜渡”。

三月三日，致电中央军薛岳、吴奇伟，命令以凤江冈、湄潭为目标“寻匪迹所向而击之”。

三月四日，致电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要求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应全部向桐梓推进，并限本月八日前到达”。

因为对红军的作战风格感触颇多，蒋介石不禁对国民党军痛心疾首，他先是致电川军各将领，明确指出了与红军相比国军的致命陋习：

查赤匪行动，飘忽不定，我军剿匪作战，处置贵在神速。各带兵长官，必须身临行间，方能应付机宜。近人常谓剿匪战略，前方反指挥后方，确系洞见症结之论。乃查川中各将领，每每安处后方，前方责任，委诸部属，而所谓将校亦相习成风，层层委托。以致平时则废弛军纪，有事则坐失戎机。

三月六日，蒋介石在致川军将领刘湘和潘文华的电报中，干脆明确要求川军以“朱毛红军”为借鉴：

重庆刘总司令、刘主席、宜宾潘总指挥：

庭密。据报，前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名，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借此煽惑民众，等情。希严饬所属军队、团队，切实遵照上月养巳行［二月二十二日］参战电令，爱护民众，勿为匪所利用，为要。

蒋中正。鱼午行参战印。

四面八方部署完毕，谆谆教诲也传达完毕，蒋介石给刘湘和薛岳发出了收复遵义的电令：命川军郭勋祺部并指挥现位于桐梓的黔军，限六日集结完毕，即向遵义东北地区进攻；命中央军周浑元部六日集结在枫香园、鸭溪一带，即向遵义西南地区进攻；命中央军吴奇伟部仍在茶山渡至乌江一带防御，另派一部向鸭溪、枫香园与周浑元部联络，准备无论红军向何方移动，“不失时机取直径堵剿”。

蒋介石收复遵义的军事部署立即被中央红军截获了。

正是因为这封电报的截获，引发了后来的一连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