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川北、湘西与陕南

前景未卜的大战即将爆发，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有些焦灼不安。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央红军在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后，突然南下向乌江急促前进。那一天，贵州中部和北部风狂雨暴，而在数百公里以外，四川北部与陕西、甘肃交界处却是天清月朗——没有证据表明徐向前对中央红军此刻的行动和位置有确切的了解，他仅仅依据几天前的一封电报得知中央红军在黔北的土城受阻，已经被迫放弃了进入川南北渡长江的计划，现正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追堵中频繁移动——“他们的情况很不好。”多年后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从鄂豫皖向川陕边转战途中尝过那种苦头。部队连续行军，吃不上饭，睡不好觉，疲劳得要死，仗怎么能打好？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懂得这一点。”

春月朦胧，夜风拂面。

这个晚上，嘉陵江东岸葱茏的大山中，正在进行着一个惊人的举动：距离江边三十公里的一个山坳里，天刚黑下来，突然涌进来数十支人流。这些由红军官兵和当地百姓组成的人流，抬着上百条刚造好的大木船和数十只大小不一的竹筏，以及数十个体积巨大的浮桥构件，沿着弯曲陡峭的山路，向那座叫凉风垭的大山主峰缓慢移动。不许点火把，不许喊号子，只有红军干部们小声的督促声，还有很快便回响起来的如同闷雷般的粗重喘息声。沉重的浮桥构件在一寸寸地蠕动，粗大的绳索把百姓和战士的肩膀都磨出了血。在山路险峻的地方，由于无法转弯，上百条巨大的木船被直立了起来，使夜色中的陡峭山崖犹如长出了无数的尖峰。不断地有人在移动和保护木船的时候从山崖上跌落下去。船体撞击在岩石上，发出惊心动魄的闷响，惊飞了一群又一群夜宿的鸟儿。

这些船全是崭新的，船底的木板还没有完全干燥。听说红军要在山里造船，当地的老人们很惊讶，他们从没听说过不在水边而在山里造船的。但在红军民运干部的动员下，百姓们很快就忙碌了起来，老船工、木匠和铁匠都带着工具背着干粮来了。没有手艺的青年农民砍大树、搬运木材，妇女和孩子们收集废铜烂铁，铁匠昼夜拉着风箱打造铁钉和铁件。船造好了，工匠们还在船帮上写上了“革命成功”的标语，像打扮女儿出嫁的花船一样把船装扮了一番。体积巨大的船在山里造好了，必须把它们抬出山去。老人们这下更惊愕了：“哪个见过船走旱路的？红军这是要干啥子事？”

作为当时中国红军中最具实力的红四方面军的军事将领，三十四岁的徐向前从相貌上看与国民党报纸刊登的和国民党官兵议论的模样相去甚远，以至于曾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和他近距离相遇过的一位国民党军官多年后回忆说：“当有人告诉我，那个身材单薄得如同一个文弱的乡村教师的人就是徐向前时，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因为在那场战斗中，他手下的红军个个赤膊袒胸，抡着大刀凶猛异常。”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和红色武装的将领，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他沉稳甚至有些寡言的性格、朴实正直的道德风范、强悍威猛的军事指挥艺术，以及在经历了无数残酷的战争之后成为共和国元帅的经历，共同组成了他不同寻常的传奇人生。

徐向前的书生模样至少和他人生经历中的某一阶段相吻合，这个出生在中国山西北部五台山附近的农村青年曾经是一名教师。徐向前出生时，徐家家道已严重衰落，几亩薄田勉强维持全家温饱。他的父亲二十岁中了秀才之后，放弃仕途到遥远的内蒙古做教师。受家庭传统的影响，徐向前从十岁起开始读书，但很快就因家境贫寒而辍学。他没有按照母亲的心愿去当木匠，而是去了河北的一家书店当了学徒。两年后，他考入山西省府太原的一所师范学校。这所由阎锡山创办的师范学校俨然是一所军校，课程除了数学、历史、地理、心理学、教育学、音乐和美术外，还有严格的军事课程。在这所学校里，农家子弟徐向前第一次穿上了军装。军事课的教员都是阎锡山部队中的营级军官，其中一个叫张荫梧的教员后来官至国民党军上将。张荫梧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在他的学生中，那个无论从相貌上还是从性格上最不可能成为职业军人的青年，日后竟然成了他在战场上最可怕的对手之一。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徐向前当了小学教师。他还结了婚，妻子的名字很有书卷气，叫朱香蝉，第二年出生的女儿名字也充满书卷气，叫松枝。女儿松枝刚满周岁的时候，乡村教师徐向前作出了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决定：报考黄埔军校。那一年他二十三岁。徐向前被录取了，后来他始终记得开学的那天孙中山讲过这样的话：“作为革命党人，一生一世都不要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救国救民的事业。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是不怕死。”黄埔军校校长是国民党主席蒋介石，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人周恩来，军事总教官是国民党人何应钦，教授部主任是共产党人叶剑英。徐向前加入了国民党，继而参加了北伐战争，成为孙中山卫队中的一员。孙中山逝世后，他被调到了冯玉祥的部队任团副，但是没过多久，在与军阀张作霖的作战中他所在的部队被打散。徐向前回到了家乡，妻子朱香蝉已经病逝。这是徐向前人生中的苦闷时期。国民党人对共产党人的屠杀令他开始思考严肃的政治信仰问题：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思考的结果是，他再次离开了家乡和女儿，在充满白色恐怖的上海找到共产党组织。那是一九二七年，二十六岁的徐向前从此走上了一条万般艰险但却终生无悔的革命道路。

一九二七年年底，徐向前被派往广州，参加了由共产党人张太雷、苏兆征、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决定将仅存的一千四百多人整编成一支红军队伍。当时起义军所知道的红军，有由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改编的红一师，由海陆丰地区红色武装改编的红二师，以及由琼崖游击队改编的红三师，于是他们决定叫“红四师”，徐向前先后出任红四师参谋长、师长。这支红色武装在东江地区坚持了两年之久，直至在国民党军队的残酷捕杀中伤亡殆尽。一九二九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徐向前和红四师仅存的几名干部被转移到香港。不久之后，徐向前再次转道到达上海，他化名余立人接受了一位商人打扮的共产党干部的指示：“鄂东有块根据地，基础不错，那里需要军事干部。”徐向前后来才知道，与他谈话的人就是当时的中央军委书记杨殷。谈话之后不久，杨殷就因叛徒的出卖而被国民党当局杀害。而杨殷所说的“鄂东有块根据地”，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鄂豫皖根据地。

鄂豫皖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发源地。

鄂豫皖根据地是在发生于湖北的黄麻起义、河南的商南起义和安徽的六霍起义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九三〇年，根据中共中央给鄂豫皖边特委的指示，转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三十一师、三十二师和三十三师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其领导人是：军长许继慎、政委曹大骏、副军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全军两千一百余人。同时，鄂豫皖边特区苏维埃政府也随之成立，主席是甘元景。至此，鄂豫皖根据地正式形成——那时，正是国民党军向刚刚形成不久的中央苏区开始第一次“围剿”的时候。

第一军成立后，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很快就使部队发展到六千多人，根据地也得到了扩大和巩固。一九三一年初，红一军和转战在鄂皖边界的另一支红军武装红十五军合并为红四军，徐向前出任参谋长，继而出任军长。红四军成立后，连续三次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围剿”。这时候，中央向全国各个根据地派遣了大批领导干部，被派到鄂豫皖苏区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中央候补委员沈泽民和陈昌浩。于是，以张国焘为书记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成立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湖北黄安七里坪正式成立。第四方面军辖第四军和第二十五军，兵力三万人。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红四军军部改为方面军总部，下辖第十师，师长倪志亮、政委甘元景；十一师，师长王树声、政委甘济时；十二师，师长陈赓、政委刘杞。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在成千上万贫苦百姓的支持下，对国民党军占领的黄安县城发起了猛攻。方面军还出动了取名为“列宁号”的飞机向敌人投掷宣传品和迫击炮弹。黄安县城很快就被红军攻破，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师师长化装逃跑，在红军的围歼中被活捉。此战，红军一共歼敌一万五千多人，其中仅俘虏就捉了近一万，缴获枪支七千支、迫击炮十余门。战后，红军将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两个月后，红军在黄安以东的苏家埠，将国民党军一部紧密包围。在双方最后的决战中，红军官兵和拼死突围的敌人展开了近距离战斗，并最终迫使敌人投降。苏家埠一战历时四十八天，红四方面军歼敌三万余人，俘敌竟达两万，其中包括国民党军第七师代师长厉式鼎、第五十七师代师长梁鸿恩、第一三六旅旅长王藩庆和第一三七旅旅长刘玉林，缴获枪支一万五千多支、手枪一千多把、机枪二百五十挺、山炮四门、电台五部以及大量的军用品。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在对国民党军作战中取得的从未有过的巨大胜利。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迅速发展为四万五千多人，根据地人口也由原来的百余万人发展到三百万人以上。鄂豫皖红色根据地由此进入了鼎盛时期。

红军连续取得的胜利，使鄂豫皖苏区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张国焘有点兴奋了，他对敌我双方力量的判断也因此越来越离奇：“估计国民党军主力只剩下七个师，其余的都是杂色部队”，“红军有目前的力量，已经无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摆在各苏区尤其是鄂豫皖苏区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们快要和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了”。

张国焘，一个身材高大、头方脸阔的老资格共产党人，他的讲话完全符合他的一贯性格。这个曾经出现在中国革命史中的重要人物，以暴躁蛮横的性格、反复无常的政治立场和寂寥冷落的人生结局而著称。他出生于江西萍乡的一个地主家庭，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一九一九年参加五四运动，一九二〇年参加李大钊创办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成员。一九二三年，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国共合作时期，他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一九二七年爆发的南昌起义中，他是起义军中的中央代表。一九二八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一九三一年，张国焘从苏联回国后，被中共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以后的日子里，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完全出乎了这个措辞强硬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想象。在接下来更为残酷的反“围剿”战斗中，张国焘在红军连战八个月未得喘息的情况下，要求红军与敌人强大的主力部队展开决战，致使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失利，被迫从兴旺发达的鄂豫皖根据地撤离。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撤离鄂豫皖苏区后一直向西而去，那里是中国国土的腹地，那里山更高水更深——事实上，红四方面军比中央红军更早地开始了大规模军事转移，他们一九三二年九月从鄂豫皖根据地撤离之后的军事转移路程有两千公里之遥，在这条同样危机四伏的漫漫征途上，他们在国民党军近乎疯狂的追杀中历尽千般苦难万般艰险——这就是徐向前所说的：“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懂得这一点。”一九三三年一月，红四方面军到达四川北部与甘肃和陕西的交界处。大巴山的群山让这支红色武装深刻地体会了蜀道之难，但也让红军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后终于获得了相对的安全。

四川，一个由极度丰饶和极度贫困组合为一体的奇特的内陆省份，是军阀和地主勾结在一起压榨贫苦百姓最残酷的地域，因此也是中国国土上发生动乱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一九三二年正是四川军阀开始大混战的年代，军阀的部队纷纷聚往富庶的成都盆地，川北贫瘠的连绵大山因此无人防守，于是抗议苛捐杂税的暴动连续发生。民众手持大刀长矛拥入县城，搜捕团总，在衙门的公堂上张贴“官逼民反”的标语，这种类似打土豪的举动一旦发生便一呼百应——所有这一切，都是红军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因此，经过数次战斗，红四方面军很快就建立起包括二十三个县、五百万人口在内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苏维埃也相继成立，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又一个革命高峰期来临了。

一九三三年九月，四川军阀在蒋介石的连续电示下，停止了混乱的内战，开始调动集结兵力，准备大举北进“围剿”川陕根据地。蒋介石以两百万军费、一万条枪支和数百万发子弹支援川军对红军发动的进攻。川军几乎动员了省内的所有兵力，在四川北部西起广元、东至城口的长达上千公里的弧形线上，集中了一百一十多个团，总兵力达二十多万，并配备了十八架作战飞机。当时，在川陕根据地内，红四方面军的兵力连同游击军在内为八万余人，无论是总兵力还是武器装备，红军与川军相比都处于绝对的劣势。于是，保卫川陕苏区的战斗，注定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战斗。

沿着巨大的弧形包围圈，川军的进攻分为六路。

四川军阀刘湘称：三个月之内全部肃清入川的红军。

面对川军的攻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通江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分析：除刘湘的嫡系部队之外，四川的各路军阀都受到过红军的重创，目前又在远离自己的地盘作战，因此必不会有很高的作战力，红军主要的作战对手应该是位于东路的刘湘嫡系部队的进攻。所以，红四方面军决定采取“收紧阵地”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节节抗击的过程中争取大量地消耗敌人，以创造最后反攻粉碎敌人“围剿”的战机。会议制定的作战部署是：集中第四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的各两个师和第三十三军共二十多个团为东路军，由徐向前指挥，自北向南在万源、宣汉和达县一线阻击川军第五、第六路军的进攻；第九军二十七师、第三十军九十师、第三十一军主力共十多个团为西路军，由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指挥，自广元沿嘉陵江一线钳制川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路军的进攻。另以第三十一军二七六团和二七八团在北面监视陕南的敌人。

十二月上旬，六路川军先后自南向北、自东向西推进，红四方面军开始全面接敌。

十二月十六日，东线的川军在飞机的掩护下首先发起了进攻。但是，川军刚一渡过前河和州河，就遭到了红军的猛烈还击。川军第二十一军第三师和第二十三军第一师被歼灭三千多人。接着，红军第三十军的两个师乘胜发展战果，在达县东南的雷音铺给川军第二十一军第四师以沉重打击。战斗中，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汪烈山牺牲。那是傍晚时分，川军的一发炮弹落在了汪烈山的身边。时任二六三团政委的陈锡联后来回忆说：“我急忙跑过去，汪师长已经倒在地上，血顺着他的额头还在流，他对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战斗，直到胜利。’”根据预先的战斗方案，红军的东线部队开始压缩阵地，并在已经构筑好坚固防御工事的二线阵地再次与川军发生激烈的战斗。大巴山的丛林沟壑中，处处是红军的阻击阵地，红军的迂回部队弄得川军始终无法判断出红军主力究竟在哪里。等到川军消耗严重和疲惫不堪的时候，红军主力突然发动大规模的反击，然后趁川军发生混乱之际，近距离地用手榴弹和大刀大量地杀伤敌人。与此同时，在西线，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阻击着川军第一路军的进攻。西线总指挥王树声还组织了一次反击，在游击队和当地群众的配合下，把川军的一部一口气追出去数十里。方面军西线部队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也主动向后收缩了阵地。

红军收缩阵地的行动引起了川军将领的错觉，他们认为红军马上就要“全线崩溃”了，于是开始了更猛烈的进攻，但是进攻还是不断遭遇红军坚决而顽强的反击。春节临近，一再失利的川军开始厌战，各部队相继进入休整状态。二月十日夜，雨雪交加，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五团先是突然袭击了川军阵地的后方，然后全师向冒进之敌发动了大规模反击，在歼灭了川军的一个前锋团后，一直打到了川军第三路军指挥部，全歼了驻守在这里的两个团，击毙了川军第三路军副司令郝耀庭。川军立即调动正在休整的部队对抗红军的反击，双方在战场上形成了僵持局面。

一九三四年三月四日川军发动了第二阶段进攻。进攻首先从西线开始，红军官兵面对川军的猛烈攻击节节抗击，致使川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伤亡。根据地的百姓组织起担架队和救护队，冒着生命危险奔走在战场上救护红军伤员。而在战场的后方，红军的兵工厂日夜炉火熊熊，大量的弹药被挥汗如雨地制造出来供给前线。由红军派出的得力干部率领的游击队不断壮大，他们活跃在川军进攻的每个方向上配合红军作战。东线的川军企图在红军东、西两线的接合部打开缺口，并在进攻中投入了敢死队，但是红军顽强的阻击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丝毫减弱，最终致使进攻的川军因难以支撑而退却。

此时，一支特殊的部队在川陕根据地成立了，这就是给中国革命史带来无数悲壮往事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

在当时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和哪支军队拥有如此众多的女战士，鼎盛时期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超过了三千人，曾经一度扩编为一个妇女独立师。这些在最残酷的战争中加入红军的女儿家，大多来自川北大巴山中的贫苦农民家庭。她们许多人不满十岁就被当作商品一样贩卖，十二三岁就要担负起养家口的担子，成为受尽剥削和欺凌的童养媳。红军到达大巴山区后，男女平等的政策在苏区的实施燃起了这些贫苦女孩子摆脱苦难的渴望，于是她们成为最向往革命的群体之一。越是川军向苏区进攻得猛烈的时候，报名参加红军的贫苦女孩子越多。这些女儿家把自己生活的全部希望都寄托给了红色苏区和工农红军，她们无法想象一旦没有了红军和苏区，她们是否还能像人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随着女战士的增多，红四方面军民运、粮食、被服、运输等等部门，到处可以看见年轻的女红军忙碌的身影。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几乎全是女兵，而新成立的妇女独立团从团长到司号员更是清一色的女孩子。她们在红军中接受了让她们惊奇不已的事物：官兵一致、妇女运动、民主选举、共产国际……这些从小就饱受磨难的红军女战士，一旦把革命当成了活着的唯一目的，她们的吃苦耐劳和不畏生死堪与红军中任何一支作战部队相比。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她们组成战场运输队，或者背着四支枪和一箱子弹，或者背着上百斤的粮食和盐巴，在陡峭的山林中翻山涉水从不停歇。她们穿梭于战火硝烟之中抢救伤员。在冰冷的山涧溪流里，她们昼夜不停地洗带血的绷带和伤员的军衣，她们总也洗不干净，因为她们的双手由于冻裂而血流不断。她们还是出色的演员，不打仗的时候，她们的演出最受红军官兵的喜爱，她们演活报剧，甚至还会跳苏联红军的《水兵舞》，尽管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那个叫苏联的国家在什么地方。当需要她们冲上战场与敌人搏斗的时候，她们奋勇杀敌，宁死不屈，以致原来蔑视她们的川军只要在丛林中看见一片红色就胆战心惊，因为她们的枪上、刀柄上全都系着红布穗子。她们爱美，她们的军装大多是打土豪时缴获的地主富人的长衫，她们把长衫从中间剪断，上半截改成军装，下半截改成裤子，因此她们的军装五彩缤纷什么颜色都有，只有像男战士一样的绑腿是统一的，那是她们把缴获来的白土布染成灰色制成的。她们最喜欢打扮自己的草鞋，无论是草编的还是布条编的，都要在鞋的前头缀上个红绒球。队伍集合的时候，头上的大斗笠上画着五颗鲜红耀眼的星星，脚下的红绒球娇艳夺目，无论是红军官兵还是穷苦百姓都会看得出神。

根据地的女红军们最羡慕的还是她们的团长张琴秋：双排扣的列宁装，一顶洁净的八角军帽，绑腿很整齐地打成人字形，腰间扎着一条宽皮带，挎着一把精巧的小手枪。“那是一个老革命。”在年轻的女红军们看来，张秋琴团长很神奇，因为她在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学习过。

一九三四年六月，刘湘为了尽快达到消灭川陕根据地的目的，调集了二十万大军向万源发动了进攻。这时，红四方面军已经退出了百分之九十的根据地。徐向前说：“现在是我们的紧急关头，是消灭刘湘的决战关头，我们已经退到根据地的后部，不宜再退，也不能再退了。”因此，万源保卫战成为关系到川陕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一战。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共五个军参加了战斗，而指挥这场空前惨烈的战斗的都是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著名的指挥员：许世友、王建安、孙玉清、陈海松、程世才、李先念、詹才芳、王维舟、陈再道、陈锡联、郑维山……

七月十一日，万源大雨如注，保卫战在方圆一百公里的战场上开始了。川军的八个旅在飞机的掩护下，向红军阵地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红军的火力居高临下，官兵们从山上推下去的石头碾过树丛草叶和冲击的川军。当敌人被迫退下去的时候，山坡上就只剩了被雨水冲刷流淌的泥浆。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川军投入了整团整旅的兵力，但是红军的阻击异常凶狠。焦急的刘湘发布了奖惩条例，宣布谁拿下万源奖励三万银元，谁放弃阵地立即处死，师长和旅长不亲临前线格杀勿论。这一仗一直打到八月，在万源的东面、南面和西面，川军分为六路协同作战，向红军发起了全线攻击。坚守在万源南面大面山阵地的是许世友的第四军。工事被炸平了，红军官兵就把敌人的尸体头对脚脚对头地摞起来当掩体。打起仗来一向凶猛无比的许世友后来回忆说：

后面的敌人还是往上拥，有的已经冲进了我军的堑壕。我们的战士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勇敢地跳出工事和敌人混战成一片。大刀在阳光下闪着白光，两军刀枪相接之处红花花的，也分不清是刀布，还是鲜血。敌人招架不住，纷纷向后溃退，但过不多久，又增兵压了过来。就这样你冲过来，我杀过去，一直持续不断……一个敌军指挥官正挥舞着手枪大喊大叫，我飞身过去，劈头就是一刀，也不知道是刀太快，还是砍得太猛，那家伙的头向山坡下滚出去好远，身子还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好几步。一场拼杀结束了，漫山遍野都是敌人的尸体……

红四方面军的总反攻开始了。红军采取猛烈攻击和长距离迂回的战术，最终使川军对川陕苏区形成的弧形包围圈全线崩溃。

八月二十三日，刘湘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川军“围剿”红军耗资一千九百万元，官损五千，兵折八万，“难以为继”。而国民党中央政府驻四川代表程泽明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

万源决战仅过月余，赤匪便收复全部失地，嘉陵江东岸均被占领，东北之城口、西北之广元延伸数百里。四川各军均遭惨重失败：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几乎全军覆没，罗泽洲、李家钰部大部被歼，二十三军溃不成军，邓锡侯元气大伤，刘湘、杨森之精锐损失殆尽……四川的剿匪军事已到不得不由中央军统筹指挥的地步。

十月，远在江西的中央红军开始了军事转移。

紧接着，红四方面军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也被迫放弃根据地开始了军事转移。

此时，对于红四方面军来讲，无论是党的总负责人张国焘，还是军事总指挥徐向前，他们在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中都感到了一种无法言表的茫然。

尽管在与川军的作战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川陕根据地所遭受的损失也是无法估量的。部队因为伤亡严重，从原来的八万余人锐减到了六万，于是不得不把十五个师缩编为十一个师。更严重的是根据地内良田荒芜，十室九毁，满目新冢，一片废墟。土地都没有播种，因为一来没有种子，二来百姓担心即使种子撒下去战事一来也是收成难保，可是根据地内的百姓如果放弃耕种，就等于断绝了红军的生活来源。战争使当地的许多青壮年牺牲了，根据地内的劳动力和兵源都已枯竭。战后，川军对根据地的封锁更为严密，红军必需的各种物资，如食盐、粮食、衣被和药品等都出现了补给困难，兵工厂所能供应部队的弹药数量也开始急剧减少。随着根据地内饥饿现象的发生，伤寒和疟疾等传染病开始流行。

徐向前预感到，红四方面军最艰难的时刻就要来临了。

红军官兵依旧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一九三四年底，万源保卫战结束后的红四方面军官兵，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因为他们曾经为他们认定的生活理想迎着敌人的子弹前进，并且在枪林弹雨中英勇无畏地活了下来。

在红四方面军数万名官兵中，有一位普通的红军战士从根据地给他的家人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历经岁月沧桑被一直保留到今天，成为一封能够解释历史细节的十分珍贵的家信。在这封家信里，那位红军战士列举了无论生死他都要当红军的理由，理由朴实而深刻：

一、士兵的错误，除了士兵相互批评纠正以外，都由士兵委员会来负责，很少要长官或者军纪管束。

二、军需的来源和支出，完全公开，并经士兵委员会审查。

三、官长士兵间，生活一律平等。

四、军中有网球、足球、琴、棋、音乐等活动设备。

五、尤其特别的，红军到处帮助群众分配土地，肃清反动势力，帮助群众的武装组织和训练，所以每到一处便有成千上万的群众举行欢迎会和慰劳会。红军士兵家里的田，无人耕种的时候，大家争着帮忙。在每一次大会上，农民都亲热地叫出“我们的红军”。红军士兵也说：“这一支枪不是我的，也不是上级官长的，是谁的呢？是工农阶级的，也是全世界工农阶级的。”

六、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对红军都表示好感，每次打仗都留给红军许多子弹，并且告诉红军他们军中的情形和消息。有些简直举行哗变，投到红军里。所以国民党大小军阀都怕红军的标语和传单，每次进攻和退却的时候，总要派几个不识字的士兵，先把红军的标语和传单撕尽，然后通过。有一次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拿着一张红军的传单，反动军官立刻把他枪毙了，说他是私通共匪。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接到中革军委的电报，电报要求红四方面军派出一个师南下，接应中央红军从贵州进入四川北渡长江。

关于中央红军离开中央根据地之后的命运，徐向前和陈昌浩只能通过电台得到十分有限的消息。接到这封电报后，红四方面军感到了为难。因为仅仅以一个师的兵力自北向南横穿整个四川，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举动，部队恐怕走不到半路就会被川军包围吃掉；但是如果派出足以与川军抗衡的兵力，那就势必意味着要将川陕根据地放弃。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第一师独立旅进入四川，接替了川北广元、昭化地区川军的防务。于是，红四方面军决定先向川甘方向的广元、昭化出击，把相对孤立的胡宗南的部队吃掉，寻机向甘肃南部拓展根据地，同时牵制住敌人的大部兵力，以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

一月二十二日，就在中央红军攻打土城的战斗即将打响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发起了广昭战役。战斗进行得相当艰苦，徐向前亲自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第九军和第三十军渡过嘉陵江，向据守广元以西羊模坝的敌人发动攻击。在持续两天的激战中，八十八师副师长丁纪才和二十五师副师长潘幼卿先后阵亡。在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红军占领了敌人的主阵地，切断了广元与昭化之间敌军的联络。在接下来攻打广元县城和昭化县城的战斗中，红军遇到了敌人在坚固防御工事里的顽强抵抗。红军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击，始终没能突破敌人的防御阵地，在川军增援部队到达的情况下，红军被迫撤离了战场。

广昭战役开始后，中革军委的电报再次到达。这是一封因对红四方面军的命运有着重要影响所以极具史料价值的电报：

致四方面军电：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的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地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田颂尧］部内讧，邓［邓锡侯］部将南调，杨［杨森］、李［李家钰］、罗［罗泽洲］兵单力杂，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上宜集中主力，从敌之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战中包围消灭。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利。同时我们要估计到敌人可能以较少兵力利用堡垒钳制四方面军，而趁野战军立足未稳之际，转移主力实行突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因此你们作战方针从速决定电复。

政治局及军委

一月二十二日

电报命令红四方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而中央红军也将“转入川西”。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设想——中国工农红军的两支主力方面军如果真在四川腹地胜利会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必将是另一种叙述。

由于中央红军渡江在即，关于这一指示是否能够执行和如何执行已经没有时间充分讨论。红四方面军决定马上开始造船，做好西渡嘉陵江的各项准备；同时收缩东部兵力，派出部队出击陕南调动敌人北上，以减轻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并为红四方面军西进创造有利时机。

出击陕南的部队先后向宁羌、沔县和阳平关发动攻击，致使胡宗南的一个旅和川军的四个师开始向陕南移动。红四方面军的战役目的已经达到，作战部队随即返回了川北准备西渡嘉陵江。但是，就在这时，中革军委的电报再次到达，电报的内容令红四方面军十分意外：

……

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四川，及我野战军进入川、黔边区继向西北前进时，川敌以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一月二十八日在土城与川敌郭［郭勋祺］、潘［潘佐］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长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

……

中央红军因北渡长江受阻而改变了原定计划。但是，红四方面军根据中革军委的电报所制定的西渡嘉陵江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川陕根据地东线部队向西压缩之后，川军刘湘的主力部队占领了万源，此刻正向通江、巴中方向推进。西线，苍溪、阆中、仪陇各县在红军部队移动后，也相继被川军田颂尧和罗乃琼部占领。目前的川陕根据地已经被压缩得很小，对于红四方面军来讲，西渡嘉陵江的作战计划已经无法停止。

徐向前说：“箭在弦上，非进不可。”

红四方面军最后的决定是：继续执行西渡嘉陵江的计划，实现向陕甘方向扩展生存空间的目标；同时在战役进行中密切注意中央红军的动向，随时准备给予配合和策应。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夜，发生在四川北部的一场规模巨大的战役就要打响了。

嘉陵江，江面宽阔，水流湍急，两岸山峦耸立，乃巴蜀大地上的巨川，源于陕西省凤县的嘉陵谷，由北向南在广元与白龙江汇合后，奔腾直入长江。

在嘉陵江西岸防守的，是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和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的部队，总兵力共计五十二个团，由邓锡侯统一指挥，集中在北起广元、南至南部的沿江一带。这是一道布防分散、后方虚弱的防线。总指挥邓锡侯与田颂尧、刘文辉和刘湘并称为川军四大军阀，彼此常年处在相互戒备甚至是攻击的状态中。在此前四川军阀的混战中，邓锡侯和田颂尧被刘湘拉拢，致使刘湘大败刘文辉的部队。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停止之后，刘湘被蒋介石任命为四川“剿匪军”总司令，田颂尧被委任为川陕边防“剿匪”督办，其部队成为在四川境内与红四方面军作战的川军主力。

川军在嘉陵江沿线的部署是：邓锡侯部的十七个团，防守北自广元以北的陈家坝、南至广元南面的江口镇一线，其中十个团守备江防，七个团为预备队。田颂尧部的三十五个团，防守江口镇以南至南部县境内一线，其中三十三个团守备约两百公里的江防，两个团为预备队。

针对川军布防正面宽大的特点，为了选择一个合适的突破口，徐向前亲自带着参谋走了一百五十多公里，详细勘察了嘉陵江沿江的地形、水文和对岸川军的防守情况。在对各部队提出的渡江地点进行了反复论证后，苍溪至阆中之间约五十公里的地段，被最后确定为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的突破口。其中主要突击点是苍溪东南的塔子山，突击点右侧的渡江点是鸯溪口，突击点左侧的渡江点是涧溪口。

红四方面军的作战部署是：第三十军实施主要突击，从苍溪东南的塔子山附近突破，消灭田颂尧部的江防部队，并协调第三十一军消灭剑门关守敌；第三十一军从苍溪以北的鸯溪口突破，消灭剑门关守敌后，迅速向广元、昭化方向发展，阻截胡宗南的部队南下，保障方面军右翼的安全；第九军向阆中以北的涧溪口突破，而后以一部协助第三十军进攻，另一部负责消灭南部县城的守敌，保障方面军左翼的安全；第四军为方面军第二梯队，在第一梯队渡江成功后，从苍溪渡江，以一部向南迂回，协同第九军作战，主力则向南部县城西北方向的梓潼发展；方面军的炮兵配置在塔子山上，掩护担负主要突击任务的第三十军强渡嘉陵江。此外，第三十三军、第三十军九十师和地方游击队，负责在东线牵制敌人。

大战即将爆发，方面军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和政委李先念深感责任重大。他们带领着自己的师长们按照当地农民的打扮，换上了蓝布裤褂，头上缠着白布头巾，拿着镰刀背着箩筐，一次又一次地在塔子山附近的江边观察，并派出了大量侦察人员偷渡到对岸侦察敌人的火力配备和兵力部署。为了隐蔽渡江意图，第三十军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部队进入指定区域后，水路和旱路全部实行了警戒，部队不断地变化着番号，所有通往江边的道路都进行了伪装，炮兵的射击诸元被反复校对，参加强渡的每一条船上的战斗分工都进行了详细分解，甚至连船一旦中弹谁负责堵漏都作出了规定。

嘉陵江在陡峭的山崖之间奔腾咆哮。塔子山脚下的江面宽约八百至一千五百米，红四方面军选择这里作为主要突破口的理由是：江道弯曲，水流突缓，如果敌岸开火，便于部队强渡攻击。且塔子山高耸于江东岸，居高临下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掩护火力的作用。一旦部队强渡成功，对岸纵深是丘陵地带，有利于突破后的发展。

渡船秘密隐蔽在江边的山林中，渡江战斗将在天黑的时刻打响。

第三十军确定的主攻部队是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山。八十八师是由参加过黄麻起义的红军骨干组成的部队，其三个团各有特点：二六八团擅长进攻，二六五团长于夜战，二六三团攻守兼备。最后，二六三团被确定为主攻团。白天，李先念和程世才到达二六三团时，发现不少官兵并没有按规定睡觉。一问，官兵们如实回答道：“就是把眼睛闭得紧紧的，还是睡不着。”

二十八日晚二十一时，嘉陵江东岸，数万红军从黑暗的山林中出发，开始慢慢向江边移动。跟随八十八师行动的军长程世才和红军官兵们一起抬着船。两个小时之后，上百条木船一只只地下了水，每条船都由一名战士拉着船绳固定在江岸。

午夜一时，在嘉陵江东岸的三个突击点上，突击队队员们上了船。

黑暗中的嘉陵江，除了水声风声外，万籁俱静。

年轻的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在那个夜晚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将成为诞生在这片广袤国土上的新中国的国家主席。这位面容清秀的军政委已经有了近十年的革命经历。他十八岁就从一名乡村木匠成为著名的黄麻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在经过无数残酷的战斗和苦难的生活考验之后，二十六岁的李先念已经成为一名外表安静温和、内心刚强如铁的优秀的红军指挥员。

李先念不时地看一眼自己的手表。

午夜一时三十分，李先念看见徐向前猛吸了一口旱烟，然后向身边的参谋点了点头。

突击命令发出了。

嘉陵江突击点上的所有船只都离了岸。

红军突击队队员奋力划桨，不顾一切地向对岸靠近。

距离对面江岸大约还有几十米，川军的游动哨兵发现了动静，喊：“哪里来的？要干什么？”

突击队队员没人吭声。

“不回答我就开枪啦！”川军哨兵拉动了枪栓。

这时，二六三团的第一条船猛地撞到了江岸，突击队队员纵身跳了上去。

双方几乎同时开了枪。

就在枪声响起的那一瞬间，嘉陵江东岸的塔子山上，数十门火炮一齐发射，炮弹在川军的江防工事中密集地爆炸，爆炸引起的巨大的火球顿时映红了嘉陵江江面。

即使在以往的数次战斗中受到严重损失，红四方面军依旧拥有可观的火力规模。和中央红军作战时仅仅有一门炮几发炮弹不一样，红四方面军的炮兵在王维舟的指挥下有整整一个团！至少在这个重要的夜晚，红军的炮兵炮弹充足，可以在主要突击点上组织起令敌人恐惧的强大火力网。

在塔子山对岸防御的是川军陈继善旅的一个营。八十八师突击队开始渡江的时候，值班的川军官兵正在哨棚里聚赌，对红军的强渡行动毫无察觉。等巡逻的哨兵开枪的时候，营长陈择仁慌忙跑出营部，结果一出门就被红军乱枪击毙。红军突击队迅速攻占了川军设立在滩头的碉堡。第二天拂晓时分，第三十军后续部队大批渡江，塔子山对岸川军的防御阵地全部被红军占领。

由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领的第三十一军位于鸯溪口的突击也是同时开始的。但是鸯溪口江面水流湍急，在这里防守的川军邓锡侯部的四个团已经和北面胡宗南的中央军部队联合部署了江防，准备一旦红军渡江便实施南北夹击。川军还把东岸所有能找到的船只全部毁坏了，因此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会选择这里渡江。这天深夜，当塔子山那边传来枪炮声的时候，鸯溪口江面上也出现了红军的渡船。第三十一军的突击队队员手上是驳壳枪，背上插着大刀，腰间挂满了手榴弹。强渡出乎川军的预料，川军还没弄清大祸是怎样临头的，滩头阵地就已经被红军占领了。

在涧溪口渡口指挥部队强渡的是第九军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这个师竟然没用一枪一弹就渡过了嘉陵江。在准备渡江的时候，由于沿岸的船只都已被川军破坏，而为了加强塔子山主要突破点的渡江行动，师里把所有的渡江器材全部给了第三十军，因此，韩东山面对“渡江器材自行筹集”的命令有一点发愁。这时，一个四川籍的红军小战士提出了用打谷子的木拌桶渡江的建议。这种巴蜀农家使用的木拌桶又大又结实，里面可以容纳五六个人。二十五师各团很快就从百姓那里购买了几十个木拌桶，韩东山和师政委陈海松亲自试了一下，结果发现木拌桶在水里不稳，很容易翻。这时候，一名湖北籍的红军战士说，在他们家乡打鱼用的也是这种木拌桶，但不是一个，而是用木杠子把四个木拌桶连在一起。韩东山和陈海松用这种办法又试了一次，果真又稳又灵活。

二十八日夜，二十五师七十四团的红军突击队队员就是坐在这种木拌桶里开始强渡嘉陵江的。虽然上游塔子山方向的枪炮声已经响成了一片，但是涧溪口的川军却没有任何动静。七十四团渡过江的官兵在对岸找到了两条大木船划了回来，报告韩东山师长说没有发现川军。韩东山立即命令其余的部队迅速渡江控制对岸区域。等二十五师全部渡过了嘉陵江才知道，对岸的川军奉命向塔子山方向增援去了。

二十九日拂晓，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从塔子山突破嘉陵江后，占领了江对岸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击溃了川军田颂尧部一个旅的阻击。在鸯溪口方向突破的第三十一军占领了川军的阻击阵地火烧寺。在涧溪口方向突破的第九军已经开始向阆中进攻。同时，方面军的第二梯队红四军也从苍溪迅速渡过了嘉陵江。

全部渡过嘉陵江的红四方面军开始了对敌人的追歼。

韩东山的二十五师在第四军一部的配合下，经阆中地区南下，按照原定作战部署对南部发动了攻击。南部是四川盆地东北边缘的一个县城，位于嘉陵江的西岸。在南部县周围有川军的七个团，其中一个团驻扎在县城里。二十五师以七十五团为前锋向南部的南面穿插，以断川军退路并阻击增援；以七十三团和七十四团急促向县城推进。三十日晚七时，扫清南部县城外围的战斗打响了。二十五师占领了大部分的制高点，但在攻打最后一个小山头时，遇到了川军一个加强连的顽强抵抗。七十五团二营多次组织进攻都未能突破，营长和副营长在进攻中先后阵亡。韩东山命令二营六连连长万德坤再次组织强攻。万德坤年仅十九岁，是方面军中有名的“夜老虎”，正是因为他善于组织夜战，第九军才把他从李先念的第三十军要了来。年轻的红军连长果然出手不凡，在他的指挥下，数路小股红军从不同的方向摸了上去，在漆黑的夜色中全歼了川军的加强连。

南部县城的城墙高两丈。四月一日晚，红四方面军进攻南部县城的战斗正式打响。川军利用城墙居高临下拼死阻击，红军发动了数次进攻都没能成功。七十三团团长田文龙仔细研究了川军的防守情况，决定组织敢死队从靠江边一侧城墙的一个薄弱部位突进去。七十三团副团长手提大刀对韩东山说：“敢死队组织好了，这次再拿不下来，师长你把我当尿泡踩！”多年后，韩东山已经无法回忆出这位副团长的名字，只记得大家都叫他“余娃子”。敢死队每人持大刀一柄列队完毕，余娃子作了战斗动员：“咱七十三团没有孬种，拿过方面军‘攻如猛虎’的大旗，好名头别让咱砸了！”话音一落，带着敢死队冲了上去。没过多久，敢死队终于攀上了城墙，在川军的城防上撕开了一个缺口。随着敢死队队员的奋力拼杀，越来越多的红军拥入了县城。当天边露出了第一缕晨光的时候，南部县城里的川军已被全部歼灭。韩东山在进城的那一刻听到了余娃子在拼杀中牺牲的消息。他快步登上高高的南部城墙，在那个被红军用生命撕开的城防缺口处，看见余娃子的遗体已经血肉模糊，一柄大刀依旧紧攥手中，刀刃已经卷曲——《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余元。河南罗山人。一九一四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四方面军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副团长。一九三五年，于四川作战中牺牲。”

第三十军渡过嘉陵江后一直追击着溃逃的川军。在追出了大约四十公里的时候，军长程世才跟随二六八团到达了一个小村庄，红军官兵发现村头的一个院子周围布满了电话线，于是立刻包围了这里。程世才进了院子，看见里面有个白白胖胖的川军中校，程世才问：“你是什么人？在这里干什么？”中校回答说：“我是刚从庐山军官学校毕业的团长，负责阆中、苍溪、剑阁及其周边部队的联络。你们是哪部分的？”程世才说：“我们是中央军的。你介绍一下情况。”中校说：“情况我不清楚，只知道红军渡江之后我军的一个旅正向剑阁增援。西北方向五公里处的野战医院由一个连负责警卫。”程世才等中校说完了，让身后的战士缴了他的枪。程世才军长说：“我们就是红军！”白白胖胖的中校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一个劲儿地说：“你们中央军不能这样对待川军！”

迅速解决了川军中校所说的那个野战医院后，四月二日拂晓，第三十军八十八师抵达剑阁。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也于这一天中午时分到达了剑阁城。部队推进速度很快，渡过嘉陵江后的急促行军使徐向前和他的战马都已大汗淋漓，一路上到处可见逃难的百姓和被战火摧毁的村庄，这让徐向前的心情很沉重。这个时候，徐向前还不知道，此次渡过嘉陵江，红四方面军将永远地离开川陕根据地。他放眼望去，剑阁城里大火升腾，撤退的川军把县城里的粮仓点燃了。徐向前立即命令红军官兵连同川军俘虏一起先去抢救粮食。然后，徐向前来到了川军旅长覃世科的指挥部，里面的电话还能用，一个红军战士正抱着电话筒与川军对骂。徐向前拿过电话，听见里面有人叫喊着需要增援，叫喊的是防守剑门关的川军第二十八军宪兵司令刁文俊。

剑门关是横跨剑阁与昭化之间的著名隘口，两旁峭壁耸立，关口仅一狭窄古道。这个由川入陕、由陕进川的交通要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所谓“一关失，半川没”之说足以显现其战略价值。在四川军阀的长期经营下，剑门关关口碉堡林立，堑壕交错。眼下，川军邓锡侯部宪兵司令刁文俊指挥的三个团在此据守，其中一个团据守关东，一个团据守关南，而在关口主峰上防御的是杨倬云团。为了确保不失剑门关，刁文俊专门用十几匹骡子驮来了四万块银元囤积在关口阻击阵地上，制定了“勇者赏退者杀”的奖惩规定。

四月二日拂晓，第三十一军的四个团和第三十军的八十八师从三个方向朝关口守敌包抄而来。上午十一时，红军攻打剑门关的战斗开始了。

蒙蒙细雨中，红军向剑门关主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冲锋，川军凭借险峻的地势居高临下地阻击，火力异常猛烈，担任前锋的二七四团伤亡不断增加，战斗却没有进展，这使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十分焦急。这个威震川北的著名红军将领这一年年仅三十岁，他参加革命前是一个小学校长，十九岁时已成为湖北麻城农民协会组织部部长，曾率领上万农民自卫军抗击过地主武装的进攻。他是黄麻起义的领导者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第三十一军是他亲手带出来的老部队，他和官兵彼此拥有的信任使这支部队经受了无数战斗的考验。

红军的攻击部队又一次退了下来。二七四团二营营长陈康来到了王树声面前，年轻的营长只有一句话：“该我们上去了。”

二营是王树声从几十人的游击队带出来的部队。自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战役开始以后，他们作为军预备队一直跟随在王树声的身后，他们知道关键的时刻副总指挥会用得上他们。

王树声举起望远镜看了看，然后对陈康说：“去准备吧。”

在炮火的掩护下，二营的攻击开始了。四连因为在渡江时损失大而被当做了营预备队，陈康拔出手枪对五连和六连的官兵说：“跟我上！”

在险峻的剑门关主峰上，川军的火力十分凶猛，二营刚一开始攻击，陈康的左臂就中弹了。卫生员给他包扎的时候，他看见冲在前面的几个战士相继倒下。

王树声急了，跑到炮兵阵地上把炮连连长大骂了一顿。王树声命令他把炮打得准一点，把敌人的火力压制住。炮连的炮声再次响起来，炮弹准确地落在川军的射击阵地上。王树声大叫：“好！好！给我接着打！”

陈康一挥手，二营各连的军号依次吹响，红军官兵从土坎后面犹如掀起的巨浪一般猛然站立起来，杀声随即响彻了剑门关山谷。

在王树声的命令下，二七四团所有的火力都射向了二营冲击的方向，川军盘踞的主峰上顿时硝烟漫天。这一刻，大雨突降，雨柱在万仞插天的群峰之间形成一团团雨雾，血腥的战场上一片迷蒙。

二营教导员刚从土坎上跃起便倒下了，栽倒的那一刻手中的手榴弹朝前扔了出去。这个年仅十七岁的红军指挥员个子不高，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打仗的时候永远冲在最前面。他姓鲍，红军战士们都亲热地叫他“包谷米”。攻击前战斗动员的时候他说：“在二营面前，没有什么关不关的，跟我冲上去就是了。”

冲上剑门关主峰的官兵都端起了刺刀。在陡峭的阵地上，红军的拼杀声和川军的咒骂声混合在一起，双方扭打着的士兵不断地从悬崖上跌落下去。当川军被压缩在阵地后面的一条石沟里时，拼杀中的陈康忽然发现川军越打越多，原来石沟里藏着川军的预备队，数百名拥上来的川军一下子把石沟填满了。此刻，二营的官兵都已经冲上了主峰，手榴弹下雨一般向石沟砸下来，一时间这条石沟里血肉横飞。

王树声向主峰疾步攀登。在二营攻击的路上，他看见了那些倒在川军尸体中的红军战士的遗体。一个已经牺牲了的战士依旧靠在石崖上，王树声轻轻地把他放倒，然后把他腰间的手榴弹取下握在了自己手里。

据守剑门关的川军团长杨倬云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他让他的营长廖玉章把那四万块银元抬了出来，然后一面用手枪向撤退的川军士兵射击，一面把箩筐里的银元往外扔。但是他即刻看见营长廖玉章被手榴弹炸倒了，几个士兵想把廖营长拉起来，但是连同这几个士兵在内，一群人在一声炮弹的爆炸声中向天空飞去，然后碎片一样地落在淌着雨水的草丛中。

杨倬云在几个卫兵的护卫下顺着崖壁往上爬，当他们终于爬上崖顶的时候，却看见关口前面的山路上杀声四起，红旗飞舞。几天前，军长邓锡侯视察这里的时候曾经问过杨倬云：“这道绝壁有多高？”当时他的回答是：“一块石头丢下去要一袋烟的工夫才能落地。”——前面是冲来的红军，身后是万丈绝壁，无路可走的杨倬云一转身，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剑门关被红军占领了。

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在剑门关战斗报告中说：“匪跟踪以大部来攻，先以火力激战，继以短兵相接，循回肉搏，情势极为激烈……刁司令以预备队力争无效，杨团与刁司令即先隔绝……杨团退路四塞，除少数官兵突围外，几全部覆灭于血泊中……是役杨团长倬云、江营长孝思及陈团廖营长均战死于剑门阵地。刘团李营长在沙溪坝附近阵亡，陈团何营长在天雄关任收容时阵亡。共计官兵伤亡失踪约一千三百余名。”川军在清理战场的时候，仅凭一双刺花的袜子和一条丝织的裤带才得以辨认出那具已经摔烂的尸体是他们的团长杨倬云。

一九三五年四月，在那个下了一场大雨的春天里，所有牺牲在剑门关的红军官兵，自此在这里守望着美丽的巴山蜀水。

四月二日，川陕边防“剿匪”督办、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被蒋介石撤销了职务：

查嘉陵江向称险要，苍、阆、南部一带，原属二十九军防地。一年以来，迭次通令构筑碉堡，加强工事，严密布防，以遏残余徐匪之窜扰，不啻三令五申。该军负责守备经年，糜饷实钜。律以救国救乡之大义，应如何激励军心，力图报称。乃连日据报：该军防守不严，徐匪一部遂于俭［二十八日］晚突渡嘉陵江；继复作战不力，苍溪、阆中、南部亦竟相继撤退。弃藩篱而不守，陷人民于涂炭！实属玩忽命令，贻害地方，断难再予宽容。兼川陕边防剿匪督办第十二路总指挥、四川剿匪军第二路总指挥、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着即撤职查办；其副军长孙震辅助不力，记大过一次。着令孙震督率二十九军，戴罪图功。此次该军失败，负责诸将领，由孙震查明呈报，以凭分别惩处。该军现在收容若干，着孙震速即整理改编，禀承刘总司令——湘——办理具报，仰即转令，一体遵照。

剑门关战斗后，为了取得战役的全面胜利，红四方面军决定集中主力歼灭位于梓潼、江油的川军邓锡侯部，力求向川甘边界地区发展。

第九军和第三十军主力部队，一昼夜奔袭近一百公里抵达了涪江岸边，并于四月十日突破了涪江的川军防线，然后向南推进包围了江油县城，其前锋直逼江油南面的重要城市绵阳和成都。

江油位于四川盆地的西北边缘，古时就有“成都的北门”之称。防守江油的邓锡侯在四川军阀中素有“能战”之名。红四方面军突然向西突破川陕根据地的边界嘉陵江，邓锡侯与刘湘的看法是一致的：红军很可能要放弃根据地，沿着川陕公路南下川西平原。因此，他对红军挺进涪江上游并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红军的“转山”行动，于是把兵力全部放在了防守川西平原上，因为平原的中心就是省府成都了。邓锡侯在分析了局势和权衡了得失后，尽管连他自己都有一点胆怯，但还是决定亲自出马与红军一战，他已经不得不这样做了。红军到达江油附近的消息令成都城里一片慌乱，大地主、大资本家和高官大员们纷纷逃往上海，有的还逃到了香港，飞机票和汽车票成了这座城市里最抢手的东西。那些不是特别富有的人只有逃往重庆，从成都到重庆的汽车票价因此上涨了一百倍。刘湘急忙把川军潘文华部调到了成都，在成都城垣的四周大修碉堡，表示要死守成都。结果，报纸上把刘湘说成了“大救星”。邓锡侯对此一笑置之：潘文华有多少部队？说穿了就一个教导旅而已，听说他把自己的家眷都送到上海去了——“本帅率兵十团，亲出一阵，你看如何！”

红军扫清了江油城外围之后，江油成了一座被红军包围的孤城。这座县城有三座城门，在红军到达之前关上了两座，只留下北门与城外联络。但是，当防守外围的任建勋团被红军击溃之后，江油城的北门也关上了。此刻，川军杨晒轩旅的旅部、一个手枪连和九个步兵连全部被困在了城里。邓锡侯打电话问杨晒轩能坚持多久，杨晒轩回答说最多十天。

四月十六日，邓锡侯率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二师的龚渭清旅和第五师陶凯旅自绵阳出发，到达青莲镇，会合了孙礼和卢济清的两个旅后，继续向江油前进。在前进到中坝的时候，发现中坝城里并没有红军。当晚，邓锡侯进驻中坝，部署了第二天向江油的塔子山、鲁家梁子进攻的计划：孙礼和卢济清两旅为右翼，进攻塔子山；龚渭清和陶凯两旅为左翼，进攻鲁家梁子；李勋伯的警卫团为预备队。

红四方面军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以第九军二十七师继续围困江油县城，而将第四军十、十一师，第九军二十五师，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主力部署在邓锡侯部的必经之路上。四月十七日拂晓，川军开始了进攻，进攻似乎发展顺利，红军节节抵抗，但抵抗一阵就稍退一段，川军虽然每推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但终究是在向前推进。这种缓慢的推进一直持续到下午，川军左翼部队已经攻到了鲁家梁子的半山腰，右翼部队也占领了一个高地，并开始向红军占领的塔子山主阵地发起了攻击。天黑之前一定要拿下战斗，如果能够发起一次猛烈的冲锋，红军也许瞬间就会垮掉，这次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赶回涪江以北去——邓锡侯觉得胜利在握。

此时，徐向前正在江油城南的一间民房里阅读《史记》，这本缴获来的竖版史书令他一有空就想读一段。徐向前与四川军阀交手多次，他的体会是：论兵力，刘湘兵强马壮；论打仗，邓锡侯精明过人。因此，他给部队的命令是：以小部队边打边撤，把敌人引诱进来；同时以一部向敌人的后面包抄迂回。

接近下午四点的时候，徐向前下达了作战命令。

第四军军长许世友不是个好脾气。迎着川军密集的子弹，他硬要站在阵地的前沿，大个子警卫员无论如何也拉不动他。许世友八岁入少林寺习武，后到吴佩孚的部队当兵，二十岁加入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岁成为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后，在红军中历任排长、连长、团长、师长、军长，在出生入死的战斗中虽七次负伤但勇气未减。没人知道这个从小习武的红军将领到底有多大力气，据说他能把一头大黄牛举起来然后重重地摔死。他那把又宽又厚的纯钢锻造的鬼头刀极重，红军战士往往需要双手抬着才能试试这把大刀的分量，但是许世友单臂抡刀却犹如一阵旋风，无数敌人的脑壳在他刀起刀落的风声中滚落在地。这天下午，许世友虽然接到了反击命令，但他不准部队射击，说谁在五十步以外射击就枪毙谁。川军快到跟前的时候，许世友突然大吼一声，红军官兵们一齐开火，阵地上随即便杀声四起。战斗进行到关键的时刻，许世友果断起用了预备队二十八团。二十八团团长王近山是方面军中有名的打仗能手，这个团坚守在第四军和第三十军的接合部，阵地始终坚如磐石。

二十五师和八十八师的红军官兵从早上六点就开始阻击川军的进攻，已经连续十个小时没有休息了，川军在红军突然发动的反击中被截成了几截。八十八师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一手拿着驳壳枪、一手握着一柄大刀冲在队伍的最前面。战斗进行到胶着状态时，川军集中了一个整旅的兵力在中路开始了突击。二六八团二营在机枪的掩护下，一个连冒着弹雨在正面阻击，另外两个连开始向敌人的两侧迂回。黄昏时刻，川军各部队开始出现动摇。右翼孙礼旅由于伤亡巨大，率先向中坝方向溃退。孙礼旅的溃退导致卢济清旅三面受攻，卢济清不敢恋战只有赶紧撤退。红军对鲁家梁子的包抄最后形成合围态势，龚渭清旅和陶凯旅的退路已被截断，被围困的川军只有进行最后的搏杀。龚渭清亲自指挥他的驳壳枪营进行反击，但是已经无法阻挡红军凶猛的攻势。龚渭清身负重伤，他的团长赵云霖、张南芳以及营长龚应全也先后负伤，全旅士兵伤亡过半。陶凯旅在投入了预备队后虽然勉强稳住了阵地，但是伤亡也已经超过了五百。各路川军的溃逃令在嘴头岩指挥部督战的邓锡侯心惊胆战。在命令预备队原地阻击红军的追击后，他自己也卷入了溃逃的川军队伍中，直到逃进中坝县城把城门死死地关上。

邓锡侯心乱如麻。仗如果继续打下去，重新整顿溃散的部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如果就此退回绵阳，面子上实在过不去。他想到了负责相邻地域防御的孙震。邓锡侯急忙打电话请求增援，孙震说增援不可能，如果想靠拢的话可以派部队去接应。邓锡侯的心情一下子恶劣到了极点，他想起了作战前曾经要求刘湘的第二师师长王瓒绪协助，但是王瓒绪以没有刘湘的命令为借口拒绝了。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还曾数次给重庆的中央军参谋团打电报请求飞机增援，参谋团每一次都答应了，但是直到现在也没见中央军飞机的影子。犹豫再三之后，邓锡侯决定部队撤回绵阳，毕竟命和实力比面子重要得多。

江油一战，红四方面军歼灭川军四个团。邓锡侯的部队撤退之后，红四方面军于十八日攻克中坝，十九日攻克彰明，二十一日攻克北川。至此，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历时二十四天，歼敌十二个团约一万人，攻克南部、阆中、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八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至平武的纵横约三百里的广大区域。

川北真是个好地方！粮食充足，物产丰富，占领了川北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官兵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丰衣足食。在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和川陕省苏维埃政治保卫局局长余洪远的率领下，机关干部和妇女独立团近万人进驻了中坝，仅在那里筹集到的粮食就有九百多万斤，还有大量的盐巴、腊肉、豆瓣酱和辣椒面。扩充红军的工作也进展顺利，仅江油地区参加红军的贫苦农民就达六千多人，数支游击队也改编成了红军的正规部队，红四方面军不但使在嘉陵江战役中受到损失的各师团都得到了补充，而且还重新组建了一个补充师——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四团年仅二十一岁的团长被任命为补充师师长，他的名字叫秦基伟。

红军官兵在这片富庶的土地上享受着大米和腊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却是心急如焚。他不断地给位于作战部队后方的张国焘打电报，反复请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把南边的部队收缩回来，集中力量向北进攻甘南？如果这样不妥，下一步该怎么办？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张国焘没有确切的答复。

徐向前向北发展根据地的计划，很快就因为战机的失去而无法实现。

张国焘作出的是一个后来在中国革命史中引发了剧烈争议的决定：采取大搬家的形式，彻底放弃川陕根据地。

当嘉陵江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由陈昌浩率领的东线部队已经开始向西移动，并且采取的是坛坛罐罐统统带走的方式。至嘉陵江战役结束，红四方面军位于嘉陵江以东所有的机关和部队都已撤到了嘉陵江以西。四月二十一日川北腹地苍溪被川军占领，川陕根据地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此时，在嘉陵江以西狭长的区域内，集中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全部人马，共五个军十一个师三十六个团。即：第四军辖十、十一师共七个团；第九军辖二十五、二十七师共六个团；第三十军辖八十八、八十九、九十师共九个团；第三十一军辖九十一、九十三师共六个团；第三十三军辖九十八、九十九师共四个团，再加上一个补充师、炮兵团、特务团、两个妇女团，共八万余人。连同地方武装和机关、学校、医院等，总计十万人以上。

作为川陕根据地党的最高决策者，不论张国焘放弃根据地的决定是否正确，至少促使他作出这一重大决定的客观原因是明显的。首先，与江西的中央苏区一样，自一九三三年开始，川陕根据地始终面临着严峻的军事形势和严重的生存危机。四川军阀结束了混战之后，服从了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开始对川陕根据地进行全力合围。红军原来背靠大巴山对付的只是川军，而现在国民党军发起的是六路“围剿”，红军不得不“收缩战线”——应该说，这一战略是正确的，因为在有限的空间里死打硬拼是兵家大忌。再者，在敌人的反复“围剿”下，根据地内支持战争需要的各种条件已不具备。从建立川陕根据地到发动西渡嘉陵江战役，在两年多的时期内，根据地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长达十六个月，这期间敌人在根据地两进两出，烧杀掳掠，致使根据地遭到极大的破坏。最后，如果一旦需要以军事行动策应中央红军，就必定会影响红四方面军对根据地的守卫和经营。尽管中央红军不断地改变行动计划，但是红四方面军不顾一切策应其行动的决心是坚定的——如果没有这一行动目标，红四方面军即使要向北发展，也没有强渡嘉陵江的必要，因为从根据地直接进入陕南会顺利得多。

但是，川陕根据地的丧失，带来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那就是：当这块红色根据地不复存在之后，对于在中国国土上转战的工农红军来说，所有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大块根据地都已丧失，分散在各个地域的红军武装自一九三五年春夏之际开始，就全部处在没有根基的危险的移动之中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为了保障追击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侧后的安全，阻止中央红军与贺龙和萧克的部队会合，蒋介石对红二、红六军团尚未巩固的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为此，湖南和湖北的国民党军达成了联合作战协议，集结起十一个师加四个旅共计十一万的兵力。“围剿”作战分为进攻和防堵两个部分。其中进攻部队是：

陈耀汉纵队的第五十八师和暂编第四旅由新安、石门向桑植进攻；

郭汝栋纵队的第二十六师和独立第三十四旅由慈利沿澧水北岸向大庸进攻；

李觉纵队的第十九师和四个保安团由龙潭河沿澧水南岸向大庸进攻；

陶广纵队的第十六师、第六十二师和新编第三十四师从南面向大庸和永顺进攻；

徐清泉纵队的第四十八师、新编第三旅和张振汉纵队的第四十一师、独立第三十八旅联合向桑植与永顺之间的塔卧镇推进。

进攻部队的攻击中心是大庸。大庸，今天名为“张家界”。

防堵部队是：

湘军陶广纵队一部加四个保安团驻守沅陵及沅江沿岸，防止红二、红六军团南下进入湖南腹地；

鄂军第三十四师封锁通往长江的主要道路；

湘军李云杰和李韫珩的两个纵队，以及第九十二师和新编第八师，共同部署在湘黔边界上的铜仁、秀山、酉阳地区和乌江沿岸，以防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此时，红二军团兵力为六个团约六千五百人，红六军团兵力为五个团约五千二百人，两个军团总计兵力约一万一千七百余人。

国民党军大军压境，兵力超出红二、红六军团十倍以上。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致电朱德，报告作战部署并请示可能转移的适宜地区。此时，中共中央已经召开了遵义会议，所以中革军委给第二、第六军团的回电颇显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

（甲）关于目前湘鄂的敌人向你们进行的“围剿”，是用了何键的全部兵力及徐清泉、郭汝栋等部。情形是很严重的。但在你们正确与灵活的领导下，是能够打破的。目前，南京政府的统治正进一步崩溃，全国革命斗争是增长不是低落。一些苏区及红军虽然遭到暂时的部分的损失，但主力红军存在，游击战争是发展着，四方面军正在向川敌进攻，我野战军正在云贵川广大地区活动与你们相呼应。新的胜利正摆在你们与全国红军面前。

（乙）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需要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

（丙）当目前敌人尚未疾进时，你们可以向陈渠珍进攻，但须集结五至六个团行动，对陈部作战亦不可轻敌。

（丁）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带。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

（戊）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任、关、夏、萧、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方针。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就在中央红军开始第四次渡赤水河的那一天，在赤水河以东五百公里处的后坪，红二、红六军团对湘军李觉部打响了一场伏击战。后坪位于大庸至永顺间的咽喉要道上，红二、红六军团计划趁李觉部渡过澧水立足未稳之际，打他个措手不及。红军的伏击圈已经设置完毕，但李觉部却因为天降大雨而停止了渡河。军团领导担心敌人察觉红军的意图，便让部队后撤一段距离，只留下一个团在伏击战场警戒。第二天拂晓，负责警戒的五十三团突然和渡过澧水的李觉部接触了。军团当即命令主力部队迅速向敌人靠近并发起攻击。十七师的攻击受阻后，四师接替了他们继续进攻。六师的一部迂回到敌人的侧后，破坏了澧水上的浮桥。但是，直到黄昏，敌人的主阵地始终没有攻下来。在新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后，李觉投入了预备队开始向红军的侧后迂回，红二、红六军团为避免被敌人合围撤出了战斗。后坪一仗，红军毙伤敌军约五百，却付出了伤亡七百的代价。战斗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了国民党军兵分五路向根据地中心区域开始了急速推进：陈耀汉部占领了桑植县城，并前出到桑植西北的陈家河镇；郭汝栋部占领了大庸以西的罗塔坪；李觉部一部推进到石堤溪，一部在向永顺推进；陶广部一部推进至永顺西北的农车地区；张振汉部则直接向红军医院、学校、兵工厂和被服厂所在地塔卧镇地区逼近——国民党军各路大军距离根据地中心最近仅剩二十五公里的路程，最远也只有六十公里了。

严重的敌情使红二、红六军团意识到已不可能在狭小的根据地内与强大的敌人进行决战，因此决定暂时放弃以塔卧镇、龙家寨为中心的根据地，突破敌人的封锁，北渡长江，进入神农架大山的南部寻找新的立足点。

三月二十二日，红二军团政委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

目前我们与西方军活动是呼吸相关的，西方军放弃桐梓、遵义，是否将转移于贵州以西地带？万一二、六军团被迫转移，就目前情况只有渡长江到漳［南漳］、兴［兴山］、远［远安］边为便利。因为乌江、酉水、沅江均无渡过条件。施［恩施］、鹤［鹤峰］逼近鄂主力，不能立足。这种预定的方向，是否适宜？对此动作，请给予指示。

四月五日，中共中央复电红二、红六军团：

如果渡江对于你们不成一个困难问题时，我们同意你们渡江的意图；但这只是你们认为在原有地区不利于作战，且红军主力非转移地区不足以保持有生力量时，才可实行。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二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在整编了部队并安置好伤员后，最终放弃了刚刚开辟的根据地，开始了北渡长江的战略转移。

两个军团初步确定的转移方向是：向北进入湖北境内，然后转向东北，于湖北秭归西北方向的香溪镇渡过长江，到神农架大山南麓的南漳、兴山和远安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部队出发的当天，就在桑植以北的陈家河镇与深入到湖南境内阻击红军的鄂军部队接了火。红军抓了鄂军的一个俘虏，一审问，得知前面只有鄂军的一个旅，于是贺龙不走了，他说：“要走，也要打完这一仗再走！”——红二、红六军团太需要一个胜仗了。况且这里的地形非常适合打歼灭战，鄂军又是不善于山区作战的部队。

陈家河镇位于澧水东岸，四周山峦环抱。十三日早上，在鄂军正面的五十一团首先开火了。战斗一再失利，被迫离开根据地，红军官兵的心头已经积压了太多的仇恨，所以一个凶狠的冲锋就把鄂军的先头部队打散了，接着又一口气连续占领了三个山头，把这股鄂军的大部歼灭在了山下的谷地里。与此同时，红二、红六军团主力急速渡过澧水，向鄂军第一七二旅发动了攻击。四师担任突击敌人主阵地的任务，五十一团三营则直插陈家河镇中，捣毁了鄂军的指挥部，然后一路追击，将鄂军旅长李延龄打死在澧水岸边。战斗持续到黄昏，鄂军第五十八师一七二旅全部被歼。这时，鄂军第五十八师师长陈耀汉正率部前来增援，在得知一七二旅已经覆灭后，第五十八师立即掉头回撤，但还是被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追上了。激战后，第五十八师师部外加一个旅，还有这个师的山炮营全部被红军歼灭。此前，第二、第六军团从来没有缴获过山炮，这次一下子缴获了两门山炮，红军官兵们大为振奋，他们扛着这两门山炮一路转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其中的一门山炮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陈家河战斗结束后，红二、红六军团改变了北渡长江的计划，决定留下来坚持战斗。因为军团领导意识到：一旦红军运动起来，就可以充分调动敌人，就可以产生作战时机，就可以使红军打胜仗。

六月，红二、红六军团突然前出至湖北境内，包围了宣恩县城，并制定了围点打援的作战计划。果然，得知宣恩被围后，鄂军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急忙率部前来增援。红二、红六军团留下一个团继续围城，主力则趁黑夜离开宣恩，连续奔袭六十五公里到达预定战场。红二军团参谋长李达在奔袭的路上给四师下达了作战命令，命令四师加快行军速度，一定要抢在敌人的前面占领有利地形，以便在战斗打响时切断敌人的退路，待主力赶到后将增援的敌人全部包围。六月十四日清晨，红二、红六军团集中了所有的主力，从四面向增援宣恩的鄂军张振汉部发动了猛烈冲击。张振汉的鄂军被压缩在一个山洼里，两千多人挤成一团拼死抵抗。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红二军团四师政委方理明、六师十八团团长高利国和政委朱邵田相继负伤。当时，贺龙正在发高烧，任弼时当即任命廖汉生代理四师政委，贺炳炎任十八团团长。

贺炳炎在“肃反”中被撤销了团长职务，目前正在管理科打杂，心里一直觉得十分冤枉。此时他对任弼时说：“我是改组派分子，不能当团长。”任弼时说：“你是共产党员。在共产党处在困难的时候，你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贺炳炎一愣，接着把大腿一拍：“好！我去！打完仗再说！”说完就带领十八团冲了上去。双方殊死的搏杀一直持续到下午，最后鄂军被全歼，师长张振汉被活捉。红军没有杀张振汉，把他留在了红军队伍中当了战术教员。在以后的日子里，张振汉跟随红二、红六军团一直转战到陕北延安，在那里他被红军释放了。十年后，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长沙的时候，已经深刻地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张振汉为长沙的解放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新中国的长沙市副市长。

脾气火暴的贺炳炎不久还是犯了个大错误。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红军俘虏了鄂军第八十五师师长谢彬，这个凶狠的国民党军军官，战斗中带领师警卫营死守一个土围子，致使攻击的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四师师长卢冬生和刚刚伤愈归队的政委方理明负伤，贺炳炎的十八团牺牲了两个营长，全团伤亡一半。战斗结束后，浑身是血的谢彬被红军战士用担架抬到了贺炳炎面前，怒火万丈的贺炳炎二话没说，拔出大刀就把谢彬的脑袋砍了下来。

虽然第二、第六军团暂时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但是根据地一直没能巩固下来，红军活动的区域人口稀少，物资缺乏，部队需要的粮食、兵员甚至冬衣都无法解决。因此，必须转移。但是，北有鄂军死守的长江天堑；南有湘军布防严密的沅江、澧水；西面是不具备任何生存条件的荒凉大山；东面虽人口密集，物产丰富，但却是湘军和鄂军联合防御的地区——那么，哪里才是安全的生存之地呢？

就在第二、第六军团在湖南与湖北交界的荒僻山岭间徘徊不定的时候，已经开始长征的红二十五军正行走在极其险恶的路途上。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五日，在接近陕南边界的时候，红二十五军发现一支国民党军队已经先于他们到达，并控制了从河南进入陕西的道路，这使红二十五军骤然陷入了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危境。为了迅速地突围出去，手枪团找到了一个愿意做向导的货郎，在这个货郎的带领下，红军沿着一条在当地的民谣中被称为“七十二道文峪河，二十五里脚不干”的深山峡谷，迅速穿过了卢氏县城与洛河之间的一个隘口。红军通过的时候，卢氏县城的民团紧闭城门，在城墙上挂满了灯笼和火把，眼看着红军急促而过。十二月八日，红二十五军官兵在豫陕边界的铁锁关击溃了守关的陕西民团，但刚一进入陕西境内就遭到了陕军冯钦哉部两个团的阻击，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负责正面攻击，其他部队迂回。二二五团三营八连在营长李学先和连长萧邦与的率领下，首先攻上了陕军的阻击阵地。在消灭了这支陕军的先头部队后，红军官兵迅速脱离战场，连夜翻越蟒岭大山，第二天到达了豫陕边界上的商南县境内，在一个叫庾家河的村庄宿营。

十二月十日上午，由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组成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八次常委会召开了。本来没有准备在这里开会，因为“敌人总是跟在屁股后面追”，危急的军情不允许红军指挥员们坐下来开会，但是部队非常疲劳需要休息，指挥员们聚集在一起说着说着就等于在开会了。

军长程子华随即派手枪团出去警戒。

会议没开一会儿，外面枪声骤响。

手枪团的战士跑进来喊：“敌人上来了！”——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已经追了上来。

设立在庾家河东山坳口的红军哨兵睡着了，直到敌人到了跟前他才猛然惊醒。

国民党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对红二十五军形成了包围。

会议即刻中断。

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都向山上奔去。

徐海东率领二二三团向敌人占领的东山坳口发动了猛烈进攻，夺回了这个制高点。二二四和二二五团也相继建立起阻击阵地。

敌人的全面进攻也开始了。

这是一场遭遇突袭时的仓促应战，红二十五军再次面临生死考验。

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师长陈沛，归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指挥。这一次，由蒋介石亲自下令，第六十师十一月二十二日从开封登上火车，二十四日全师到达河南灵宝车站，然后直接向转移中的红二十五军靠拢，于十二月一日到达了商南地域。根据派出的侦察队和当地县长们的报告，第六十师一直跟在红二十五军的身后寻找作战时机。第六十师的先头部队是三五五团，这个团在追击了两天之后，在距离红二十五军仅有十里路程的时候不敢追了，原因是他们发现这里的群众大多同情红军，特别是以前红四方面军曾在这里活动过，当地的不少青年是当年红军的宣传员，他们总是给红军通报各种各样的消息。于是，陈沛把先头部队换成了三六〇团。八日，当红二十五军把陕军第四十二师击溃之后，黄埔一期出身的师长陈沛对陕军的无能表示出极大的蔑视：“昨［八］日晚如友军堵截确实，稍能支持，今午职师赶到，即收夹攻之效，匪难逃脱。不料反壮匪之气，资匪以械，诚属可悲！但影响追击莫此为甚！”第六十师确定了在庾家河伏击红二十五军的计划，作战计划中有这样的描述：“据土民报称，匪沿途怨声载道，脚多肿烂，且均无棉衣，形态精神，均异常疲惫云云。基以上情形分析，匪疲惫必倍于我，毫无疑义，尽一日猛追之力，必可追及残匪而歼灭之。”九日晚，第六十师先头部队三六〇团接到的命令是：今晚必须到达庾家河——这个命令几乎与红二十五军下达的命令一样——两军在庾家河的一场恶战已不可避免。

只是，红二十五军对此时的敌情并不十分清楚。

由于仓促应战和地形不利，红二十五军在与国民党军第六十师的先头部队三六〇团的激战中出现了很大伤亡。当战斗进入近乎僵持的时刻，第六十师将另外两个团投入了战斗，猝然使红军所面临的战场形势更加恶化。

天降大雪，山风呼啸。

红军和国民党军在一条山沟里开始了短兵相接。军长程子华在观察战局时，举着望远镜的手被敌人的子弹打穿。军部司号员程玉林一直跟随在副军长徐海东的身边，从战斗一开始他的军号声就没停止过，在把嘴唇吹出了血的时候，一颗手榴弹在程玉林身边爆炸，程玉林的下巴被炸飞，整个脑袋成了个血球。小司号员从腰间抓出两颗手榴弹，凭着声音向敌人的方向爬去，直到把手榴弹扔出去才停止了呼吸。副军长徐海东怒目圆睁，他跃出掩体率领官兵出击，但是没冲几步便一头扑倒在地。一颗子弹从他的左眼下面射进去，再从颈后穿出。这是徐海东自参加红军以来第九次负伤了，每一次他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说：“只要革命还没有胜利，敌人就打不死我。”

军政委吴焕先冲上来接替徐海东。在吴焕先的指挥下，红军官兵抱着决死的念头不断地冲击敌人的阵地——在迷茫的风雪中，红二十五军发起的冲击达到二十次之多。黄昏时刻，雪更大了，国民党军终于无法支撑，留下了三百具尸体退了下去。

战斗结束了，风雪中的陕南天寒地冻。红二十五军一位叫周东屏的女战士一直守护在昏迷的徐海东身边。没有药品，只能用盐水不断地擦洗伤口。女战士整整守了四个昼夜，第五天天亮的时候，在一缕温暖的晨光的照耀下，徐海东缓慢地睁开了眼睛，一直沉默不语的周东屏抱着她的副军长号啕大哭。

徐海东对这位个子矮矮的、脸圆圆的女战士并不熟悉，仅仅知道她很会唱歌。

徐海东说：“敌人退了吗？部队该转移了吧？”

周东屏还是哭，哭得说不出话来。

这之后，周东屏跟随在身体虚弱的徐海东身边，细心地为徐海东护理伤口，尽可能地找到些食物看着徐海东吃下去。渐渐地，女红军周东屏终于使打起仗来凶猛无比的“徐老虎”心中滋生了一种温情。一年多以后，徐海东和周东屏结婚了。当红军到了延安，生活安定了以后，有人和徐海东开玩笑说：“这里来了不少漂亮的女大学生，你是否也要‘改组’一下？”徐海东脸色一沉说：“东屏是受苦人，我是泥巴人，我们两个是生死的交情！”

虽然红二十五军在庾家河的会议只开了一半，但还是作出了一个《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寻找到一块立足之地以休养生息、发展壮大，然后拥有一个人人平等的苏维埃共和国，这是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大地上出生入死的那些红色青年永远的梦想。红二十五军决定把建立根据地的梦想实现在河南、陕西与湖北交界处的群山之中。这里重峦叠嶂，地势险要，人民生活困苦，敌人统治薄弱，是中国中西部著名的秦岭山脉的延续地段。

庾家河战斗的第二天，红二十五军把三个团缩编成两个团，又一次上路了。

如果在地图上标出红二十五军一九三五年在陕西南部的移动路线，将比中央红军在贵州的转战路线更为曲折复杂。他们在陕南那片狭窄的区域内，毫无规律地来回穿梭移动，令回首那一段历史的人足以想见他们所面对的险象环生的环境。这是一支仅仅只有两千多人、平均年龄不超过二十岁的红军部队，他们不像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样有浩浩荡荡的队伍，他们行军的时候也没有漫天飞舞的红旗，他们甚至没有像样的军装，头顶上的红星也因为生存的困苦而不那么耀眼夺目了。他们从不奢望能够有一个安稳睡觉的夜晚和一餐足以果腹的食物。但是，这一群衣衫破烂、面容憔悴的红军少年对理想和信念的执著坚守却是无与伦比的，这种坚守给予了他们超出常人想象的坚强与勇敢，从而使他们历经一切艰难困苦依然能够迎着敌人的子弹发起冲击。这就是我们在追忆红二十五军的往事的时候为什么怦然心动的原因。

红二十五军开始向河南、陕西与湖北交界处的群山之中移动，一路大张旗鼓地镇压盘剥农民的土豪和地主，没收他们的财产分给当地的百姓。一九三五年一月，就在中央红军第一次占领遵义的时候，红二十五军攻占了秦岭山脉以南的镇安县城。在镇安，红军缴获了大批的棉布和棉花，初步解决了部队的过冬御寒问题。红二十五军占领镇安县城的消息令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大为吃惊，因为他一直认为这股红军经过反复的“围剿”人数不过四五百，已经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可是四五百人是绝对打不下镇安县城的，杨虎城这才明白自己的判断严重失误。于是，他立即命令已经调往陕北的冯钦哉的第四十二师回防陕南，并且致电蒋介石要求河南、湖北的国民党军急速支援陕西。

国民党军第四十军一一五旅两个团，第四十四师一三〇旅三个团，以及第四十二师一二六旅等部队即刻从四面合围而来。这时候，红二十五军突然出现在西安南部的柞水县，大有攻占柞水县城的态势。陕军一二六旅只好急促向柞水增援，红二十五军趁其先头部队二五二团单独冒进之机，发动猛烈的突然袭击，歼灭了该团的一个营。然后，红军掉头就走，连夜翻越了九华山，又出现在离西安更近的蓝田县境内，并占领了距秦岭边缘仅十公里的交通要冲葛牌镇。天降大雪，红军在风雪的掩护下开辟了伏击阵地。陕军一二六旅的二四八团和二五一团刚一接近，红军正面与左翼的冲击枪声同时响了。二四八团副团长王泽民在战后给旅长柳彦彪的报告中说：

……时因天晚昏黑，匪攻甚猛，左翼尚未取得联络，匪忽由岭口突进，分三路向我猛扑，我阵地第四连尽被包围。职遂率连长张瑞符、连副白树德、士兵约一排、团部号长傅珍、随从勤务兵、传令兵等戮力冲杀突围而出，则仅余士兵十余名。第四连连长张瑞符、连副白树德阵亡，号长傅珍、勤务兵秦海林等被俘。职率冲出士兵仍移右翼山岭负险固守，迄晚十时。是役伤亡官兵及失踪一百余名。

受到胜利鼓舞的红二十五军乘势扩大红军。同时，他们释放了几名为国民党军队当密探的当地百姓，因为经过审问得知这几个人都是穷人。红二十五军为此还专门发布了《穷人不替国民党当侦探，捕杀坚决替国民党当侦探的重犯》的布告：

本军很诚恳地告知白色士兵、下级军官以及地方穷苦兄弟，你们都是受国民党豪绅地主压迫剥削的，红军是你们自己的军队，要为红军做事，不要替国民党当侦探。如果是国民党压迫你们当侦探，你们见了红军就把实情告知红军，那也是为红军做事，红军应该重赏。自此布告之后，再发现忠实为国民党军队、区长、团总当侦探的，红军还是按照阶级纪律严办，倘若是地主、富农分子替国民党当侦探，定处死刑，决不姑宽。

红二十五军还释放了陕军俘虏。为此，国民党政府蓝田县县长郝兆先在给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信中，不但描述了红军释放俘虏的事，还建议国民党军队在与红军作战时小心为妙：

主席钧鉴：

谨禀者，此次柳［柳彦彪］旅奋勇剿赤，死伤实有三百以上，而被俘亦如此数。连日回来徒手兵已达两百名，匪给每名洋二元，烟土二两，并在葛牌镇开欢迎十七路官兵大会，演新剧，宴会聚餐。对郑效仁之团丁且发三元，并给皮袍。其宣传工作无微不至……至匪之实力，有匣枪、自动步枪手提式者确为两三千以上，而翻山越岭、耐寒忍饥为其特长。今度匪之损失不及我方十分之一，而其所得枪弹增加实力不少，职与冯军长、张参谋长计议，注重切取联络，围困堵剿，过于猛攻，大部队深入山坳不能展开，徒损失耳。想钧座必与杨主任熟议及之矣。谨禀，恭叩崇安。

职郝兆先谨上

二月十三日夜一时

在得知红四方面军发动了陕南战役后，红二十五军立即向西靠拢，连续攻克了宁陕、佛坪两座县城。接着，又挥师向东，再一次回到葛牌镇，还是采用伏击的办法打垮了陕军警备第三旅的两个团，俘虏了旅长张汉民和一千多名陕军官兵。参加过这次战斗的陕军士兵后来回忆说：我们“全部进入陷阱而不自知，突然遭到袭击，大山小丘伏兵齐起，弹如骤雨，声震山谷，官兵慌恐，措手不及；加之骡马相惊，到处奔跑，把自己的队伍乱冲乱踏，于是阵势大乱，无法指挥，全部队伍陷于层层包围之中，左冲右突，不能得脱，只在两三个钟点内全军覆没。张汉民旅长被俘。张旅长危急的时候，手里提着个斧头，在空中抡绕，像是表示投降的样子”。——陕军旅长张汉民是中共地下党员，被共产党秘密派往陕军中工作。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的红二十五军无法知道这一点，即使他们在战斗中发现这个旅长的行为有些异样，即使张汉民在被俘后极力说明自己的经历，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使处于危机之中的红二十五军的领导相信——被红二十五军错杀的张汉民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不久，红二十五军回到了曾经令他们遭受损失的庾家河地区，一举攻占了陕西、湖北、河南三省交界处的重要关口荆紫关。然后部队立即掉头往回走，到达了陕南山阳县袁家沟口一带。红二十五军长距离地来回移动，把追击的国民党军拖得十分疲惫，同时也使敌人无法判断这支红军部队到底在哪里。在袁家沟口，红二十五军预先设置好了伏击阵地，当陕军警备第一旅到达的时候，红军于前后两面发动袭击，完全没有防备的陕军警备第一旅除了被打死打伤近三百人外，包括旅长唐嗣桐在内的一千三百名官兵被俘。

再次打了胜仗的红二十五军接着作出的举动令敌人大为惊慌，因为红二十五军直接向西安开来，其前锋部队距离西安城仅仅还有十余里。西安城内的巨富商贾纷纷开始出逃，国民党军各路部队急忙调动准备保卫西安——而红二十五军此举只是因为听说终南山外很富裕，想乘胜出击缴获一些作战必需品。

在一个叫引驾回的集镇，红军官兵抓了专门管税收的厘金局局长宋柏鲁的儿子、当地人称四少爷的宋运生，大地主姬福堂和张学谦等五六个人。红军官兵把这些人和那个陕军旅长唐嗣桐一起游街示众。这一天正是引驾回赶集的日子，集镇上的百姓蜂拥观看，红军开了公审大会，宣布了处决唐嗣桐的决定——唐嗣桐率领部队出发的时候，就是在引驾回召开的誓师大会，会上他曾宣布说：“三个月内消灭徐海东残匪。”这时，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在偶然获得的一份《大公报》上看到了中央红军到达川西的消息，虽然消息无法确定，但还是令红二十五军的官兵兴奋不已。于是他们决定往西走，向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所在的那个方向靠近。

红二十五军在恶劣的环境中，与二十倍于己的追击之敌反复周旋，不但没有被敌人消灭，而且还在不断地壮大。他们在陕南山区的移动作战，不仅消耗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随着他们的辗转穿越，红军向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贫苦民众宣传了革命，让人们知道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上有一支叫“工农红军”的红色武装在抗争，抗争的红军最终是扑不灭杀不绝的，红军的存在是为了创建一个新的共和国。

当红二十五军试图向红四方面军靠拢时，红四方面军却撤离了川陕根据地。为了防止红军在嘉陵江和涪江之间的区域建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重新部署兵力对集结在江油、中坝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围攻。蒋介石的作战计划是：

刘湘的主力王瓒绪部十三个旅为右纵队，由罗江地区沿涪江东岸向彰明、两河口方向进攻；

川军邓锡侯和孙震两军各一部为左纵队，由绵阳出发，沿着涪江西岸向江油、中坝方向进攻；

中央军胡宗南部则由北面的碧口、文县南下，配合川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同时，邓锡侯的另一部从广元南下剑阁；唐式遵的一部防御昭化至阆中的嘉陵江一线，以防红四方面军返回川陕根据地；李家钰部在阆中以西布防，防止红军南下四川腹地。

至此，从川陕根据地撤离的红四方面军主力连同庞大的后方机关被围困在了江油和中坝附近的狭窄区域内。

东去、南下、北上的方向都已有敌人重兵防守。那么，对于红四方面军来讲，只有向西这一条路了。

在江油，张国焘主持了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对于放弃根据地的原因，张国焘解释说，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在与中央红军会合后，一起开辟川西北新苏区。他建议红四方面军西出，占领北川、茂县、理县和松潘，背靠西康地区作为立足点。对于张国焘的建议，与会者没有提出异议；或者说，严峻的形势已使红四方面军没有第二种可以选择的余地了。

从江油向西，走不了多远，就会一头进入川西常年积雪的高山峻岭之中。而在雪山冰峰的那一边，是中国西部荒凉的沼泽地带。

红四方面军上路了。

关于中央红军，他们只知道那支受伤严重的队伍快要到达金沙江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