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五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走上了泸定铁索桥。走到桥中央，毛泽东扶着冰冷的铁索说：“应该在这里立一块碑。”

多年后，聂荣臻这样评述了中国工农红军何以能够突破大渡河：“这是全体红军集体作战的结果。没有红四团英勇无畏，川军不会如此就放弃了抵抗。没有红五团去大树堡吸引敌人，红一团在安顺场能否抢渡成功还是个疑问。如果不是红一师从安顺场渡了河，威胁了泸定守敌的背后，泸定桥能否顺利得手也很难预料。如果我们不能夺取泸定桥，我军将是个什么处境？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是任何敌人不能比的。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够绝处逢生，再开得胜之旗，重结必胜之果。”

二十二名抢渡大渡河的红军勇士每人得到了一套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只搪瓷水杯和一双筷子——这是当时中央红军官兵所能得到的最高的物质奖励。二十二名勇士的大部分姓名已无从查考，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史》中留有姓名的仅五人：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二连连长廖大珠。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二连政治指导员王海云。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二连党支部书记李友林。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三连党支部书记刘金山。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三连副班长刘梓华。

今天，泸定桥畔矗立着一个红军士兵的巨型雕像，雕像年复一年地面对着汹涌澎湃的大渡河水。每当晚霞满天，喧闹的生活沉寂下来，如果你靠近这个红军士兵，也许会听见他依然在重复那位著名的红军将领说过的话：“我们胜利了！”

刚刚摆脱了危机的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作出了一个微妙的决定：派政治局委员陈云离开中央红军经上海去莫斯科。

陈云在天全县一个叫灵关殿的地方离开了中央红军。

中共中央派陈云去上海白区恢复党的组织，同时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这一决定的作出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组织上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这次会议事先没有向共产国际请示，事后也没有汇报，这在中国共产党以往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的。遵义会议不但更换了中共中央的领导，还剥夺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权力，这样重大的事件如果不能取得共产国际的认可，将关系到目前的中共中央是否“合法”的问题。特别是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内部，一些干部已经习惯了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挥，他们对没有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遵义会议决议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

当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王明和康生。

中央红军在贵州二渡赤水以后，因为没有大功率的电台，只能派人去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当时派出的人是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潘汉年。潘汉年化名杨涛到达上海，发现党的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连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也被捕了。没有办法完成任务的潘汉年只能先辗转到香港以寻找新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