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四川甘孜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已经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失去联系数月之久的红二、红六军团突然接到了来自中革军委电台的信号，信号传来的是一封明码电报：

弼兄，我们密留老四处。弟豪。

第二军团政委任弼时喜出望外。

“豪”即“伍豪”，就是周恩来。

但是，“我们密留老四处”是什么意思呢？周恩来为什么不使用事先约定的密码，而使用明码发电报呢？

出于警惕，任弼时当日用密码回发了一封询问电报：

恩：

（一）我们八月二十七日占领澧州、津市、石门、临澧，现已退出。

（二）我们将敌原“围剿”计划冲破，准备粉碎敌对我们新的大举“围剿”。

（三）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系，请来电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

弼时

九月二十九日

第二天，任弼时收到的回电使用的是事先约定的密码：

一、二十九日来电收到。

二、你们省委弼时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委员。

三、一、四方面军六月中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

四、广播蒋敌×十月在宜昌建立川×湘黔剿×行营，刘湘已调许绍宗师九个团进攻你们。

五、望你们以冲破敌之原“剿”部署的英勇和经验来冲破新的“围剿”。

六、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

朱、张

三十日

“朱”自然是朱德总司令，电文中说中央已经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电报是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联名签署的，使用的又是红二、红六军团与中央约定的联络密码，那么此电确实是“中革军委”发来的。

突然恢复了与“中央”的联系，使正值困境中的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万分高兴。他们不知道，他们收到的电报并不是他们认为的中革军委发来的，实际上只能说是红军总部发来的——红二、六军团对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又分路北上、南下一无所知。

事情的原委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北上之后，周恩来很想与红二、红六军团恢复联络，但是联络的电报密码保存在红军总司令部，于是周恩来不得不用明码电报与任弼时联系。明码电报中“我们密留老四处”，就是“电报密码在四方面军”的意思——周恩来强调密码在哪里，一方面是想告诉任弼时已经无法用密码联络；另一方面也许还想告诉红二、红六军团：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经分离。但是，当时的任弼时无法理解这一点，包括他在内，红二、红六军团的官兵可以设想一切，但是无法设想红军内部会产生分裂。

任弼时给周恩来发出的询问电报使用的是密码，没有密码的周恩来自然无法收到，即使收到了也无法读出。而掌握着联络密码的红军总部电台收到了任弼时的电报，并且随即译了出来。于是，张国焘回电了。回电隐瞒了红一、红四方面军已经分路行动的事实，仅仅告知两军已经“会合行动”了。

从此，红二、红六军团一直和他们认为的“中革军委”保持着密切联系。而实际上，关于他们行动的所有指示都是来自红军总部而不是中革军委。直到数月之后，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他们才明白这一点。

但是，无论如何，与上级恢复了联络，这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未来命运来讲，万分重要。

当时，红二、红六军团总人数已达两万一千多人。他们创建并坚守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北临武汉南接长沙，对长江中游一带的国民党军威胁很大。因此，当红一、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进入了中国西部最荒凉的地区之后，蒋介石调集了一百四十一个团的兵力，对红二、红六军团开始实施大规模“围剿”，企图彻底消灭这支仍扎根在国民党统治区腹地的红色武装。

蒋介石认为：此前湘军、鄂军对红二、红六军团的“围剿”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在于各省军阀间的隔阂使作战指挥无法统一。但是目前中国国内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如仍不能迅速解决“剿共”问题，自己的政治前途将充满危险因素。一九三五年九月，针对红二、红六军团，蒋介石采取了两项措施：一、让国民党中央军加入“围剿”作战；二、步步为营地构筑碉堡，层层严密设防以待寻机实施攻击。

此时，在湘鄂川黔苏区的北、西、南三面，湘军和鄂军部署的兵力已达八十六个团，其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加强对红军根据地的封锁；而在东面，国民党中央军第二十六路军的三个师加一个独立旅，樊嵩甫纵队的四个师，共四十二个团，已经推进到五峰、澧县、石门和慈利一线，准备自东向西进击湘鄂川黔苏区；国民党中央军的另一支部队汤恩伯纵队的两个师防守长沙和岳阳；黔军第一○二、第一○三师被配置在北面的利川和宜昌一线，作为总预备队。至一九三五年秋，部署在湘鄂川黔苏区周边的国民党军已达三十万，是红二、红六军团总兵力的十五倍。为了协调作战，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蒋介石设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宜昌行辕，任命陈诚为行辕主任，统一指挥在湘、鄂、黔境内与红军作战的国民党军队。

这一次，国民党军放弃了长驱直入和疾进猛追的战术，采取了逐段筑堡、交替前进的方式，甚至规定部队每天只准行进三到五里，以便一边推进一边修筑碉堡：“各防区未成碉堡，赶紧增筑，以班碉为主，依实地形势，构成纵深配备梅花式之碉线网，并注意与邻区碉线双方衔接，勿留空隙。至于交通道路，亦应计划修筑，以利运输。”

面对国民党军的“围剿”，红二、红六军团最初决定依靠根据地和东部的游击区，抓住时机突破东面的进攻之敌，在运动战中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为此，红军先后主动放弃了位于湘北的津市和澧县，集结在石门西北部地域等待战机。但是，由于国民党军步步为营地推进，封锁线不但横向连接严密，纵向也达成了前后掩护，所以红军的出击战机始终没有出现，根据地反而在国民党军的逐步推进中越来越小。根据地的缩小使红军失去了机动作战的余地，同时也使红军的补给发生了严重困难。湘鄂川黔苏区北有长江，南有酉水、沅江，东有浩瀚的湘北湖区，西有长满巴茅的崇山峻岭，对于根据地内的红军来说，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一旦形成，生存危机即刻就会使他们陷入困境。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未来行动进行了反复讨论，一致认为根据地内部的“狭小地区”已不利于红军与强大的敌人持久战斗，红军必须迅速从敌人的封锁中突围出去，转移到根据地以外“无广大堡垒地带”，创造有利的条件对“围剿”之敌进行反击。

十月十五日，朱德、张国焘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同意红二、红六军团开始转移：

贺、任、关：

来电悉。

（甲）一切请按实际情况由你们自行决定，必须秘密、坚决、迅速、机动，出敌不意。

（乙）在狭小地区内固守为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可轻于尝试，远征，减员太大。可否在敌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堡垒，用进攻路线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之。上述意见供兄参考。

（丙）我方主力仍在川西北活动，当尽量与你方配合。

朱、张

删［十五日］午

红军总部的电报虽支持红二、红六军团转移，但鉴于红一、红四方面军在转移途中的巨大损失，建议两个军团的转移作战不要走得太远。

三天以后，红军总部再次来电，电报仍没有提及中共中央已经北上，但是通报了红四方面军目前的战斗方位：

贺、任、关：

（甲）删午电收到否？你们行动方针由兄等按实况决定，我们只作一些建议。取守势是最失策，远征损失大，可否在赤区外围和附近地区诱敌，各个击破之。

（乙）我军向川敌回击，刘文辉、杨森均被打垮，现已占领绥靖、崇化、丹巴、抚边、懋功。俘获甚多正追击中。

朱、张

皓［十九日］申［十五至十七时］

自红一方面军北上之后，红军总部发出和接收的电报，朱德并不是每一封都能看见。康克清回忆说：“一连十来天不看电报，老总是无法忍受的。他天一亮就到张国焘那里要电报看，而机要员就要去请示张国焘。”

十一月四日，红二、红六军团部队陆续集结到湘西桑植附近。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在桑植以北的刘家坪召开了会议，决定部队转移到贵州石阡、镇远和黄平一带创建新的根据地。

决心已下，立即准备。

首先整编部队，将地方武装独立团改编为红二军团五师和红六军团十六师。同时，两个军团都裁减了机关人员充实到作战部队中。红六军团十八师奉命留下，掩护主力突围，开展游击战争，危急时可以追赶主力。

从哪个方向突出去？

红军官兵们说：听贺胡子的。

贺龙和萧克已经决定：根据地东面的国民党军最强大，敌人一定以为我们绝不会迎敌东进，那么我们就先往东走，然后出其不意突然南下。贺龙说：湘中富裕得很哩，只要红军能出去，往哪里打都不吃亏，打下个县城就能得到物资补充。红军的突围计划制定得很周密，重点之一是圈子不能兜得太远，尽量避免靠近广东和广西的边界，以免把陈济棠和白崇禧的部队引过来。

整编后两个军团兵力约两万人。其主要领导是：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应；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精英人物。

关于为什么要转移？道理是可以向红军官兵们讲清楚的，过去部队经常“跳到外线”去打仗，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才能够使红军出奇制胜。但是，红军的政治工作者还是遇到了一个特殊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红二军团中显得格外突出：红二军团官兵大部分都是本地人。虽然红军干部没说一旦突围就不回来了，但是什么时候回来也没人说过。家在刘家坪的一个老太太，儿子在红二军团六师当兵，红军干部找到老人讲了红军离开的道理，老太太就去了六师师部，说：“我把儿子交给你们了。”六师政委廖汉生对老人说：“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你儿子的。有我们在，就有你的儿子在。”老太太又说：“打赢了你们就回来。”说着就流了泪。廖汉生对老人说：“不管红军走到哪里，一定会回来的。”——许多年后，廖汉生对那片山清水秀的土地依旧满怀愧疚：“他们的儿子和丈夫许多人都在长征中牺牲了，有些连牺牲在什么地方我都很难说清楚。这笔沉重的感情债在我心头压了几十年。全国解放后的三十年间，我迟迟没有回去看望故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那一年，红军师政委廖汉生二十四岁，他就是桑植人。部队要离开的事他一直对家里瞒着。出发前夕，母亲得到了消息，走了近三个小时的路来到部队，想再看一眼自己的儿子。廖汉生安慰母亲说他一定很快就回来——廖汉生知道，所有的乡亲都怕自己的亲人一去不还，而包括他在内的一万多湘西子弟却是自此踏上了万里征途，所有活下来的红军官兵与自己的家乡都是一别数年。

陷于痛苦抉择中的还有贺龙的妻子蹇先任，因为十八天前她刚刚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儿——要么把小小的孩子留下来，将来再回来寻找；要么她和孩子一起留下来，等红军有了稳定的根据地，自己再去投奔。蹇先任，湘西的第一个女红军，当年在贺龙猛烈的追求下嫁给了她心目中的红军英雄。他们的第一个女儿生于一九三〇年。那时贺龙领导的红四军开始东征，蹇先任因为怀孕只能留下来。在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的搜捕下，她在湘西的大山中颠沛流离直至女儿降生。第二年，部队又要离开根据地，贺龙安排她到一个秘密联络点去休养。但是，国民党军来了，蹇先任只得再次带着女儿躲进大山中。湘西的冬季天阴地冷，女儿出了麻疹，蹇先任把女儿紧紧地抱在怀里，直到孩子的气息一点一点地消失。现在，蹇先任无论如何不能把刚刚出生的第二个女儿丢弃，任凭谁来劝说，这位刚强的女红军就是不答应。蹇先任就这样带着她小小的女儿踏上了万分艰苦的转移之路。红军官兵找来了一个湘西农家常用的竹背篓，把那个柔嫩的小女孩儿放在了里边。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听说了，特意跑过来，他给蹇先任的第二个女儿起名叫贺捷生。王胡子说：“希望这个红军的后代能给革命带来好运，让红军永远捷报频传。”贺捷生随红二、红六军团一起上路了，这个出生仅仅十八天的小女孩儿活了下来，在竹背篓中跟随红军从湖南一直转战到陕北，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队伍中最小的成员——数十年后，这个有着传奇色彩的红军的女儿，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将军。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晚，红二、红六军团两万官兵开始了战略转移。

先头部队是第六军团十七师四十九团，曾在惨烈的甘溪战斗中九死一生的营长刘转连现在是十七师的参谋长。刘转连匍匐在澧水河边，向水中扔了一根木棍，棍子瞬间就被湍急的河水冲得没了踪影。刘转连和四十九团团长王烈不但对水流的汹涌感到吃惊，也对江对岸敌人防御的森严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澧水对面的高地上布满了敌人修筑的堡垒，堡垒露出的射击孔密集得像蜂窝一样。没有船，也不可能搭起浮桥，红军必须从毫无遮拦的澧水上迎着敌人的火网冲过去。

突破国民党军在澧水和沅江一线构筑的封锁线，是红二、红六军团突出重围的第一步。

刘转连和王烈商量了一下，决定组织一个突击队，在夜色掩护下偷渡澧水。王烈亲自带一个营跟在突击队的后面，偷渡不成功就强渡。三十名水性好的红军官兵被挑选出来，每人八颗手榴弹。天黑下来的时候，突击队开始向澧水靠近，后面王烈率领的突击营紧跟着。但是，红军刚一摸近澧水岸边，对岸的敌人就开火了。国民党军没有丝毫的松懈，他们发现了红军的偷渡行动。王烈团长不得已率领部队开始强渡。

事先预备好的竹筏刚一推下水，就被迅猛的水流冲散了架。对岸敌人的子弹在黑暗中风一样地呼啸而来，没有时间回头重新弄筏子了，红军官兵不顾一切地扑下了水，很多人就抱着一根竹竿，向敌人的枪口发出火光的地方游去。如果从单纯的军事角度看，红军的强渡行动几近自杀，因为在他们的身后，掩护的火力十分微弱；而在他们的面前，敌人的机枪已把河面打得水花四溅。堡垒后面的炮弹打过来，在澧水上打出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浪涌。火光中的红军几乎没有还击能力，但是他们只要还活着，就默默地向对岸奋力游去。留在北岸的刘转连焦急万分，他希望能够回来一个人报告突击情况，哪怕游回来一个伤员呢。但是，被子弹击中的沉到江底，被江水卷走的消失在黑暗的下游，红军官兵没有一个人回头。突然，澧水对岸离滩头最近的一个堡垒燃起了大火，幸存的红军官兵在火光中爬上了岸。堡垒中的敌人在这一刻也冲了出来，双方官兵在泥泞的滩头展开了肉搏。

过了澧水的红军突击部队已经没有了指挥员。

四十九团团长王烈一上岸就扑倒在了泥泞中，身边的战士喊他没有回应，战士们用手一摸，团长的身上黏糊糊的，把手伸向亮处一看，全是血。

那些还没有上岸的红军官兵依旧在水中游着，他们看见了滩头上的肉搏情景，他们知道自己的战友急需支援，他们用最大的力气高喊着：“杀呀！杀那些个狗娘养的！”

刘转连知道，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抱着竹竿游过去。

到澧水上游侦察的侦察员回来了，报告说距离这里几里的地方，有个地方可以徒涉。

刘转连立即带领部队火速奔过去。徒涉点对岸的敌人已全部被强渡的红军吸引过去了。十七师的红军官兵手拉着手迅速地过了澧水，然后扑向了敌人的堡垒。砖石砌的堡垒顶盖却是稻草的，里面也铺满了稻草，只要一颗手榴弹扔过去，堡垒就燃烧起来。这个烧起来再打下一个，红军连续点着了十几个，沿着澧水南岸，国民党军的堡垒烧成了一条火龙。刘转连一直向突击队强渡的方向打，终于打到了那个渡口，滩头的肉搏战已经结束，淤泥中到处都是尸体，红军突击队和跟随突击队前进的那个营已经牺牲过半。在黑暗的滩头上，刘转连找到了王烈团长的遗体。红军战士说：抱着竹竿强渡的时候，团长就中弹了，但他还是坚持到了滩头，上了滩头再次中弹，团长倒下去就再没站起来。

占领了渡口的四十九团官兵搭起了浮桥之后，刚坐在滩头的泥泞中想休息一会儿，一个声音在黑暗中传了过来：“睡不得！睡不得！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再坚持一下！”是军团政委王震。王震对刘转连说：“再走两百里路，必须抢在敌人前面，把沅江的大宴溪渡口拿下来！”

红军强渡澧水是突然发起的行动，现在红军的行动目标已经暴露，敌人必定会加强第二道封锁线的防守，所以红军必须赶在敌人调动完毕之前渡过沅江。四十九团的红军官兵立即出发了。一路不停顿地走，一直走到了第二天晚上八点，前面的侦察员报告说，渡口对岸的村子里只有十六名民团。红军很快就解决了沅江两岸的敌人，开始架设浮桥。王震也赶上来了，正研究大部队渡江计划，江面上突然传来划船的声音，还有手电筒的光束在晃动，刘转连立即命令把机枪架起来。船慢慢接近了江岸，船上的人先发问：“哪个部分的？”红军回答：“李司令的！”船上显然也是国民党军李觉纵队的官兵，因为他们马上说：“自己人！”三只大船靠了岸，立即连船带人被红军扣押了——是李觉纵队的一个营，一共三百多人，奉命前来防御沅江大宴溪渡口。这个营的营长在王震面前一个劲儿地抓头皮：“不对不对，昨晚还接到大庸的电话，说你们在澧水的潭口，怎么一夜就到了这里了？”

红军全部渡过沅江后，由于已经位于国民党军包围圈的后面，于是立即抓住有利时机出击，攻占了沅江以南的几个县城。从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短短的五天内，红二军团四师占领了辰溪，五师占领了浦市镇，六师占领了溆浦；红六军团十六师占领了新化，十七师占领了涟源和锡矿山——这是湖南中西部面积广大的一片区域，从地图上看，这个区域处在整个湖南省的腰部，四面通达，物产丰富。一九三五年的时节已进深秋，谷草垛堆得像山一样，收割过的稻田里放了冬水，明亮的水面照映着橘园里橙黄色的蜜橘——这里无疑是红军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如果红军能够在这里站住脚的话。

可以想见长期受物资匮乏困扰的红军是何等的兴奋。从数个县城缴获的物资堆积如山，粮食和盐巴足够和穷苦百姓们一起分享，数万大洋再次充实了各部队供给部门的担子。红二军团在辰溪截住了国民党军的一支运输船队，仅布匹就缴获了两万匹，足以使全军每个官兵都穿上新衣服。锡矿山，今名为矿山，这里有当时湖南省最大的锑矿，有几十家矿产公司和冶炼厂。在大革命时期，这里的工人就有过革命斗争经历，因此红二、红六军团突入湖南腹地后，这里便成红军筹款和扩军的一个理想之地。

从军事上看，红军占领锡矿山的行动过于向东了，从而使得两个军团的主力部队过于分散，从最西边的浦市镇到最东边的涟源县城，红军的战线仅直线距离已达两百公里。后来的事实说明，这在军事上确实会造成不利。

占领锡矿山的行动，是红六军团十六师完成的。十六师四十七团为先头部队，他们穿过新化县城向东直接突击了锡矿山。当时这片矿区里只有两百多名矿警守卫，保安团保护着矿主和豪绅在红军到达之前就跑了。红军占领了矿区之后，迅速分散到矿厂、街道和附近的农村，大规模地开展群众工作。十六师政委晏福生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是中国红军动员百姓的一个经典范本：“矿山老板不劳动，却养得肥头大耳，整天吃喝玩乐；你们工人天天在矿厂劳动，晒得墨黑，饿得皮包骨头。这是为什么？是因为矿山老板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你们，是你们的血汗养活了他们。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打倒他们，才能翻身过上好日子！”矿山工人成为红军打击矿主和豪绅的助手。宝大兴北矿老板杨笃吾和南矿开源公司老板段楚贤是红军和工人斗争的重点。工人们说，杨笃吾有矿地几千亩，在冷水江和安化等地开有六家公司，每天收的大洋有几箩筐，还建有豪华的庄园；段楚贤是个暴发户，在锡矿山有采矿厂和冶炼厂十多家，雇佣的工人有六千多，每天收入大洋上万。在工人们的带领下，红军抄了这两个矿主的家。他们早就把财产转移了，金银细软和大洋被装进煤油桶埋了起来。工人们带领红军到处寻找藏宝地点。他们担着水，在怀疑藏有财宝的地方把水泼上去，哪里渗水就说明那里一定藏有东西。工人们的这个办法很灵，仅在杨笃吾家的院子里，红军就挖出了几煤油桶的大洋。所有没收的粮食和衣物，红军一律向矿工低价出售：只要一块大洋，就可以担回去一担稻谷；如果实在没有钱，说明情况后尽管来担；家里没有劳动力的孤儿寡女，红军战士们给担上门去。一时间，贫苦群众蜂拥而至，担粮食的人彻夜不绝。由于敌情日益紧迫，红军在锡矿山仅停留了四天。但这四天无疑是赤贫工人的盛大节日。尽管到锡矿山“打富户”的重要目的是为红军筹集现款，但是，在贫富差别巨大的社会中，突然而至的红军所讲解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的道理，无疑将给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民众留下深刻的印记。

红二、红六军团突破国民党军的合围，突然出现在湖南的中西部，蒋介石不得不把“围剿军”迅速改编成“追剿军”，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负责向红二、红六军团发起追击：樊嵩甫纵队的四个师和李觉纵队的三个师兵分两路，一部由慈利渡过沅江向新化、溆浦发展，另一部由沅陵、泸溪南下向辰溪、溆浦发展，最后东西两路实施合击。同时，陶广纵队的三个师和郭汝栋纵队的八个团前进到沅江西岸堵截。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由徐清泉的第四十八师继续“围剿”留在那里的红十八师，并防止红二、红六军团一旦出师受挫返回根据地。

在国民党军的各路追击部队中，李觉纵队的前进速度最快。这是湘军中的一支主力，李觉辅佐何键治湘多年，深得何键信任。红军从湘鄂川黔根据地突围后，蒋介石派来的宜昌行辕主任陈诚宣布：红军从谁的防区正面突破，就撤该防区指挥官的职。李觉知道国民党中央军此举是为了找各种机会、各种借口达到兼并湘军的目的。而李觉的部队不仅防线最长，且由于位置靠前最容易被红军突破。李觉想出的办法是将他手下的第十六师布防在靠近陈诚指挥部的位置，因为第十六师师长章亮基与陈诚是保定陆军学校的同学，彼此之间私交甚密。有交情就会走动频繁，走动频繁就能及时获悉各种情报和动态。果然，李觉的防线至今还没让陈诚找到下手的借口。

十一月三十日，李觉的第十六、第十九和第六十三师的先头部队已经推进到浦市镇和辰溪附近，如果这时红二、红六军团兵力集中的话，李觉纵队的单独冒进正好给了红军歼灭他们的机会。但是红二、红六军团各部队依旧处在分散状态中，无法形成打击敌人大部队的合力。而等到红军开始收拢部队时，国民党中央军樊嵩甫的四个师到了——红二军团六师在距溆浦县城约十公里处与突击而来的李觉的部队遭遇，六师参谋长常德善指挥十七团奋战一天，始终没能将敌人击溃。李觉部因此得以推进到被红军占领的溆浦城下。樊嵩甫的部队就是这时候到达战场的。

贺龙和任弼时骑马来到溆浦县城的时候，整个县城已处在一片混乱中，城内的百姓因惧怕战事蜂拥向城外奔逃，城门已经被人群堵塞。贺龙认为面对强敌不可硬拼，于是命令六师撤出战斗，把掩护城内军团后方机关撤离的任务交给了红军学校。

贺龙的这一决定把红军学校校长谭家述急出了一身汗。红军学校只有四个营的兵力，兵临溆浦城下的国民党军有好几个师，敌人对县城的冲击一旦开始，后果不堪设想。谭家述赶紧给王震发了电报，请求派部队支援。谭家述的电报发出的时候，李觉的第六十三师已经开始攻城了。

王震向四十七团团长覃国翰交代：“立即从锡矿山出发，务必在明天下午五点之前到达溆浦。”

此刻的溆浦县城已处在国民党军的炮击之中，民房集中的城北大火熊熊。红军学校的四个营顽强阻击着国民党军的进攻。由于敌我兵力过于悬殊，红军的城防阵地一个接一个地丢失，谭家述不得不命令官兵撤到城的西北一角拼死抵抗。

下午四点，四十七团到了。谭家述在电台里喊：“覃团长！赶快把敌人压下去！让城里的机关撤出来！”四十七团在十六个小时里跑了一百多里路，没有吃饭没喝水，红军官兵一声呐喊冲进了浓烟滚滚的溆浦县城。萧克率领的教导团和警卫营也赶到了。溆浦城外，红军展开了一场拼死冲击。县城门口，红军机关的车马队、医院和家属连首先出来了，他们必须通过双方交战的地段才能转移到安全地区。谭家述对女同志们喊：“谁也不许乱！听指挥！伤员都要带走，不许丢下一个！”阻击战从下午打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当溆浦县城里的后勤机关全部撤离之后，萧克才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贺龙把六师撤出溆浦县城而造成如此险境的目的是：让六师从溆浦径直南下洞口方向，给敌人一个错觉，以为红军依旧会滞留湘中，有东进衡阳的发展态势，从而隐蔽全军即将西进贵州东部的企图。

但是，国民党军已经知道了红军主力所在，而且前所未有地与红军主力相距如此之近。于是，除了位于溆浦战场的李觉和樊嵩甫的七个师以外，西面陶广纵队的三个师和郭汝栋纵队的八个团也开始自沅江向南压缩，连防守长沙的汤恩伯的两个师也开始出动向西扑来。

为了不让敌人明了红军西进的目的，红二、红六军团继续向东南方向移动。十二月十一日，红军急促南下，造成了即将东渡资水的态势。资水纵贯安化与新化之间，渡过这条大河再向东，自北向南排列着长沙、湘潭、株洲、衡阳，皆为湘东重地。于是，国民党大军快速追击而来。当天，红军到达了湖南西南部的洞口地域。此地已经接近桂北了，广西的桂军已经闻风准备北上迎战——红军必须西进了。

贺龙的想法是：突然折向西，沿着雪峰山山脚直奔瓦屋塘，从瓦屋塘翻越雪峰山西进贵州。

但是，国民党军已经洞悉了一切。

自此，红二、红六军团开始了异常艰苦的作战——冲出国民党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封锁后，转战在湖南中西部的美好时光竟是那么短暂，红二、红六军团的长征就从他们西进的这一刻开始了。

红军的先头部队是第二军团五师，师长贺炳炎；五师的先头部队是十五团，团长李文清。

前面就是瓦屋塘了，出现在红军官兵眼前的大山高而陡峭。

就在红军先头部队快要接近东山山顶的时候，枪声响了。

从猛烈的火力上判断，是国民党军正规部队。

李觉和樊嵩甫的部队都在后面，前面怎么会突然出现了敌人？

师长贺炳炎上来质问：“怎么不走了？”

李文清团长说：“前面有敌人。”

贺炳炎说：“你去向老总报告，这里归我指挥。”

横在红军前面的，是早就迂回过来的陶广的部队。

贺炳炎大吼一声：“机枪掩护！都跟我冲！”

东山山势太陡，机枪无法架设，掩护火力无法实施。

贺炳炎一甩手，继续往上冲。

敌人的机枪子弹如暴风骤雨。

贺炳炎愤怒的吼声在猛烈的射击声中炸响。他在山上杂乱的灌木丛中时隐时现。当他再次直起身子高喊着“跟我冲！”的时候，官兵们发现他们的师长用左手举着驳壳枪，右手臂整个衣袖血淋淋的。冲到他身边的战士喊：“快来抬师长！快来抬师长！”贺炳炎叫道：“喊什么？快给我冲！”卫生员冲上来给他包扎，他挣扎着就是不从：“别按着我！前面正在死人！”

东山山头被红军占领了。

贺炳炎躺在敌人丢弃的阵地上昏迷不醒。

贺龙赶来问卫生员：“胳膊保得住保不住？”

卫生员摇摇头，说：“只有锯掉胳膊才能保住性命。”

贺龙对参谋说：“去弄只老母鸡来。”然后问卫生员：“几时开始锯？”他得到的回答是：“午饭后就干！”

给贺炳炎锯胳膊的时候，他疼醒了。

没有麻药。一条大锯在开水中煮了一个小时。几个红军战士负责按住他的双腿和身体。他们还准备了一条毛巾，把师长的眼睛蒙上了。贺炳炎清醒后把毛巾扯下来，看了看说：“都靠边！锯吧！”说完把毛巾咬在嘴里，眼睛一闭。

卫生连的几个战士心一横，用脚踩住他的右胳膊，锋利的锯齿对准枪伤的伤口“咝啦”一声锯了下去……

贺炳炎，湖北松滋人，十六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他性格豪爽，作战勇猛，先后当过班长、排长、连长、团长、师长。他终生失去一条胳膊的这一年，年仅二十二岁。这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在日后转战的日子里，即使只有一条胳膊，依旧勇敢顽强地作战。在经历了中国革命赢得胜利的艰苦历程之后，飘荡着一只空袖筒的贺炳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

直到锯完了，贺龙才走到跟前，锯下的胳膊扔在了一边，贺炳炎大汗淋漓。贺龙俯下身子，对着那张因剧痛而苍白如纸的面孔仔细端详了很久。然后，贺龙在地上的那摊血里捡起些什么，攥在了手里。从此，红军每次进行战斗动员的时候，贺龙就会打开他随身携带的手帕，然后肃然地说：“都看看，这是红军师长贺炳炎的骨头渣！”

瓦屋塘战斗结束后，红军绕过陶广部的阻击阵地，从位于瓦屋塘西南方向的竹舟江西渡巫水，然后转向西北急促前行上百公里，在托口镇附近再次强渡沅江。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那天，红二、红六军团到达了芷江以西的冷水铺附近，这里已经临近贵州边界了。

国民党军队大多没有在崎岖的山路间急促行军的能力。此时，郭汝栋部在四天的路程之外；而汤恩伯的部队干脆回去了，原因是“要防止广西军队进入湖南”；只有李觉和陶广的部队追得很紧，其中李觉纵队的第十六师距离红军最近，其前锋已经接近芷江。

但是，年总是要过的。

这里的土豪很多，土豪的肥猪也很多，因此红军官兵很高兴。新年的晚上，炊事员们很忙，官兵们都来帮忙，把猪肉和鸭子炖得很香。第二天中午，红军官兵聚集在一起，刚要享用，枪声响了，敌人的先头部队到了。炊事员们急忙把肉捞起来放在筐里担着就跑。

既然李觉的第十六师已经过了沅江，红军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一方面把李觉纵队还没有过江的第十九、第六十三师阻击在沅江以东；另一方面集中兵力打一个伏击，把独自冒进的这个第十六师吃掉。战斗目的一是阻止敌人的追击，二是如果仗打好了就可以回湖南去，因为在黔东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已经难以实现。

便水，位于冷水铺西侧，战斗在这里打响了。

一月五日，红军由晃县龙溪口地区掉头，迎着敌人的第十六师而去。下午两点半，红六军团与敌人先头部队的一个旅突然遭遇了。此刻，红军还没有到达预定的伏击地点，他们没想到敌人的推进速度如此之快。双方的战斗很快就进入白热化的程度，国民党军依仗着优势火力沿着公路猛烈突击，战斗一开始就显示出对红军不利的情势。这时，红二军团四师赶到了战场，没有停歇就加入了战斗。红军试图按照原来的部署，迂回到便水截断敌人后续部队的渡河点。但是，没想到的情况又发生了，敌人的另一个旅已经渡过了沅江，到达了新店坪，与赶去截断敌人后续部队的红军迎头撞上。迂回敌人后路的红军反被敌人阻击了。战斗进行得异常艰苦，红军的推进十分缓慢，战场上的来回拉锯使战斗成了一场消耗战。而这种战斗状态正是国民党军所希望的，因为只要把红军牵制在战场上，增援部队一旦到达就可以迅速形成总攻态势。

如果在这个时候，红二、红六军团果断地撤出战斗，所遭受的损失也许不至巨大，但是撤离战场的命令始终没有下达。战斗一直打到一月六日的下午，国民党军李觉纵队的第十九、第六十三师相继到达。红军原来计划集中力量打敌人的一个师，现在已经变成了要打三个师，战斗的性质即刻从伏击战变成了决一死战。第六军团十七师五十一团从敌人的左翼插了进去，位于敌人右翼的十六师也横插着打过来，给敌人造成了一时的被动。但是，两个师都没有后续力量补充，因此没有能力巩固和扩大战果，在增援敌人的猛烈反击下，先后被迫开始撤退。

便水一战，红军不但没有达到预定的作战目的，而且官兵伤亡一千多人。红二军团四师参谋长金承忠、四师十一团团长覃耀楚，红二军团六师十六团参谋长常海柏在战斗中阵亡。

二十六岁的红军参谋长金承忠在率领部队赶往战场的时候，正好从红二军团六师的阵地前经过。六师政委廖汉生曾在四师代理过政委，因此两个人很熟。当时廖汉生看着四师的队伍开过去，就对金承忠喊：“喂！打了胜仗以后请你喝酒！注意呀，你老兄可不要被打死哟！”

金承忠参谋长还大声答应了一句：“好哇！”

但是仅仅过了十几分钟，廖汉生就听到了金承忠阵亡的消息——廖汉生说：“打这以后，我再也不开这样的玩笑了。”

便水一战成为红二、红六军团领导心中一个无法消除的痛。“只准备打一个师，背水战，头天布置好，两个军还搞不倒一个师？”贺龙数十年后回忆说，“要脱了裤子谈！”——“脱了裤子谈”就是要实事求是地总结教训。

便水战斗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对敌情的估计不足外，两个军团的相互协调也不够，进入战斗和撤出战斗时都出现了配合脱节。同时，部署上没有对保护侧翼的安全给予足够的重视，敌军陶广纵队在红军侧后的出现几乎是致命的。

红二、红六军团不但没能如愿地往回走，而且只有离开湖南继续深入贵州腹地。

红军急速地越过湘黔边界，先后占领了贵州东部的江口和石阡地区。

在江口镇，奉命留在老根据地的十八师追上了军团主力。

全师仅剩六百余人的十八师被缩编为五十三团。

石阡地区，最先开始军事转移的红六军团遭遇重创的地方，这里那个名叫甘溪的小镇令红六军团的官兵难以忘却。一年多之后又回到了这里，军团长萧克和政委王震都心情异样。因为尽管眼前群山叠翠，但他们知道红六军团曾有太多的官兵牺牲在这里。

红二、红六军团领导在石阡县城内的一座天主教堂里召开了会议，会议认为应该放弃原来在这一带建立新苏区的计划，因为这里“居民稀少，经济落后，粮食十分困难，不利于大部队久留”；同时，这里“山河纵横，机动不便”，也不适于红军展开运动作战。会议最后决定：继续向西，争取在贵州西部建立根据地。

一九三六年一月七日，朱德和张国焘致电红二、红六军团，同意他们继续向西转移的计划：

贺、任、关：

（甲）蒋现组织清一色的亲日政府，现反蒋军阀企图以两广为基干拥胡［胡汉民］反蒋。

（乙）南京公开出卖华北，抗日反蒋运动在继续发展。

（丙）二、六军可在黔滇湘一带广大地区活动，在敌力较弱之处活动，寻求各个消灭敌人之机。

（丁）根据历次长征经验，不宜常采取直径行进，在未给敌严重打击时不宜久停一处，有时急行军夺取要点，有时行军勿过快，离敌策源处较远的地方活动，但勿入太荒野地。敌力虽多，我能进退自如，主动在我。

（戊）敌横的封锁线易袭破或穿过，勿硬攻纵深碉堡线。

（己）乌江下游障碍大，上游障碍较小。黔南、黔西均少大河障碍，给养也不困难。

（庚）桂军只有十七团，能作山地战，不敢远出；滇军只有二十一团，战斗力亦不甚强。滇东有广大地区亦可行动，但不可接近滇越铁路。川南只有达凤岗和穆肃中两旅兵力。

（辛）通过苗人地区必须设法争取苗人，严紧政治纪律。

（壬）经常进行政治工作，广大宣传自觉的艰苦战斗，必能最终获得胜利。

军委 七日

张国焘依旧坚持着他的“军委”。

但电报在军事上为红二、红六军团考虑周到，提醒细致，这完全是朱德的风格，也只有朱德而不是张国焘，才能对桂军、滇军、黔军的作战特点都有所知。

至于在贵州的什么地方可以建立根据地，朱德和张国焘在后来的电报中建议：“应以佯攻贵阳姿势，速转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群众、地形均可作暂时根据地。”

如果把红二、红六军团预定的转移路线画在地图上，加上一年前中央红军自湖南进入贵州后的转移路线，贵州地图上定会出现比蛛网更加密集更加复杂的路线图。在中国，没有哪一个省像贵州一样被中国红军在一年内所编织的巨大而纷繁的移动线路所覆盖。如果试图把中国红军为什么对这个以贫困和偏远著称的省份如此感兴趣解释明白，将是一个超越军事领域的内涵极其复杂的社会政治学课题。贵州省内数座险峻的山峰与数条奔涌的大河，注定要被移动求生的红军和追击他们的国民党军的脚步踏遍，使得中国的这个高原省份自此承载起了太多沉重的历史往事。

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重走一年前中央红军的长征之路。

朱德和张国焘的建议是正确的。如果红二、红六军团继续向西直行，必会到达乌江岸边，那样就只有渡过乌江直指遵义了，而已经被中央红军两次占领过的遵义，现在已是国民党军重点防御的地方。

红二、红六军团以六师十八团为先头部队，十八团团长成本新、政委余秋里。他们首先在龙溪附近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一个营，在敌人的堡垒线上撕开了一个缺口，然后红军大部队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掉头往南直逼贵州的省府贵阳。

贵阳城内即刻一片慌乱。

国民党政府贵州绥靖公署得到的报告和贵阳城里富豪之间流传的小道消息没什么两样，都说是到处流窜的贺胡子的十万大军进了贵州。国民党军第九十九师第二九五旅五九〇团副团长邱行湘回忆道：“听到传说，第二十三师各旅团遇到红军一触即溃，全部被红军打散了，大部分携带武器躲进深山了，无法收容。到一月九日，江口、石阡均被红军占领，贵阳震动。”

红军兵临城下，惊恐万分的国民党军立即调兵遣将：贵阳警备司令兼第九十九师师长郭思演奉命率部出击堵截红军，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奉命扼守乌江，甘丽初的第九十三师奉命守卫贵阳。第九十九师师长郭思演和他的军官们一致认为，抢占贵阳以东约八十五公里处的马场坪至关重要，因为扼守在那里前可阻截红军入黔，后可保障贵阳的安全。于是，郭思演立即向马场坪派出了先遣部队第二九五旅五九〇团。郭师长的嘱咐是：“由马场坪到贵阳之间，任何一个要点，决不能落入红军之手。”副团长邱行湘率领先遣部队到达马场坪后，虽然官兵们对疲惫不堪的急行军牢骚满腹，但是又怕遭到红军的突然攻击，于是先是到处放火以壮胆子，然后就守在二十多个碉堡里不出来了。前出侦察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在距离马场坪咫尺之遥的平越县城城郊，发现了大量的红军部队在运动。邱行湘赶快给平越县专员兼县长聂洸打电话核实情况，但是聂专员在电话里说红军根本没有进入平越县境，因为瓮安至平越的公路早已被保安队封锁了，保安队的张副司令一直与县城保持着联系。聂专员的话与侦察员的报告大相径庭，邱行湘放下电话后脑子里一片混乱。

事后邱行湘才知道，和他通话的“聂专员”根本不是聂洸，而是红军。

红二、红六军团迅速占领瓮安后，直指平越县城。平越县专员兼县长聂洸急忙纠集保安队和民团抵抗。红军还没攻城的时候，保安队和民团气壮如牛；真的看见了红军的影子，便立即作鸟兽散。当邱行湘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聂专员早已被红军枪毙了。

马场坪的守军似乎不那么紧张了，但是多疑的邱团副还是不放心，他再次给“聂专员”打电话，说要立即派两个连去平越以加强前沿的力量。“聂专员”说不必费心，现在这里很平静，部队明天再来不迟。满腹狐疑的邱团副又给师部打电话，师部也说和“聂专员”联系了，平越现在平安无事，增援部队正在距那里十公里处休息，准备明天再向县城增援。第二天清早，邱团副接到了“聂专员”的电话，语气万分焦急：“赶快派部队来！红军开始攻城啦！”邱团副感到电话里的口音不大像聂洸，但又不能不信，于是带领两个连前往平越增援。快要到达的时候，邱团副看见大批从县城里逃出来的土豪富商和他们的家眷，这些惊慌失措的人对他说：红军早就进城了，现在正在打土豪呢。接着，大批的红军就攻到了邱团副的眼前。在短促的阻击抵抗后，邱行湘带领官兵往回跑，竟然跑过了马场坪，一直跑到贵阳附近才住脚。

此时，从湖南一直尾随着红二、红六军团的国民党军已被甩在了黔东北地区，而贵州境内的黔军各主力部队纷纷忙于回防贵阳，因此黔西空虚了。红军在贵阳附近仅仅虚晃了一枪，突然折向西北方向，绕过贵阳，袭击了位于贵阳东北方向的扎佐和修文。在扎佐，红军先头部队六师避开敌人的堡垒，来到一道深达数十丈的崖涧。这道崖涧两边的绝壁上，凌空悬挂着一条绳子，绳子上仅仅挂着一个木斗，里面一次只能坐一个人。六师的红军官兵一个一个地坐在木斗里溜过崖涧，通过了敌人认为不可能通过的封锁线，一举打下了扎佐西面的修文县城。占领了修文的红二、红六军团作出了北袭遵义的态势，国民党军又急忙调动部队回防遵义，而红军穿过了贵阳至遵义的公路后，突然折向西，以昼夜疾进的速度直取乌江渡口鸭池河。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再一次飞到贵阳直接指挥作战。一时间，湘军、桂军、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都进入了贵州。

红二、红六军团经过两个月的转战，伤亡人数已达两千，因负伤留在老乡家和掉队的也已有一千四百人，特别是有作战经验的老战士、红军干部伤亡很大，这严重影响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为此，一月二十五日，红二、红六军团致电朱德和张国焘，请求“一、四方面军此时应以较大的行动吸引川敌及蒋敌之一部，以配合我们行动”。

三天之后的二十八日，朱德和张国焘回电：

贺、任、关：

（甲）湘敌入黔、川、滇中是部分的不积极的，远进事实上亦甚疲劳。在湘蒋军一部可能跟追。桂敌与蒋矛盾较大不能离桂，但蒋企图逼你们入桂，一举两得镇压桂、粤，因此桂敌边防极严。滇敌实力不大，分散全省外，又恐我处入滇，事实上不能派多兵远出。黔军多系蒋军，较积极，指挥亦较统一，但无主力，又多系客军，战斗力远不及在湘敌人，有利于你们各个击破之。川敌陈万仞部达［达凤岗］、穆［穆肃中］两旅约四团，分布南六县。杨森新开川南，尚在沿途，数量是称八九团，质量极差，大败之后士兵极不振，是你们入川开辟道路的最好目标。许绍宗师有可能由酉阳调入渝［重庆］、泸［泸州］，其他川军暂时不能抽调，但川军极不善守，有充分的可能争取运动战消灭拦阻之敌的好机会。

（乙）建议你们的行动有二：（1）在黔、滇、川境广大区域与敌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部，争取根据地，与我们配合作战。（2）入川，一经滇渡金沙江入上川南，一经毕节入下川南，在泸州上、下游渡大江深入川中，与敌作较大的运动战，均与我们直接会合作战，一、三军也可出陕南配合。

（丙）以上两建议，均须由你们的力量与渡河技术，当前的敌情和你们的机动战术来决定。依据目前政治新形势，抗日反蒋高潮急速到来时，我军不宜与敌决战，应努力争取时间之延长和本身巩固与扩大。目前你们战略当以第一项为宜，第二项是带有决战性质，只是在极有利条件下采用。

朱、张

二十八日

这是朱德和张国焘首次建议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从各师抽调来的一百二十多名红军组成了侦察队，侦察队化装成国民党正规军，成为红二、红六军团突破乌江的尖刀部队，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六师。红军冒着寒冷的冬雨连续奔袭，到达乌江渡口上的黔军阵地时，一个连的黔军在睡梦中成了俘虏。接着，红军迅速夺取船只并开始架设浮桥。天亮的时候，主力到了，大部队立即开始渡江。顺序是红二军团在前，红六军团在后。红六军团后卫部队渡江的时候，追击的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已经接近，最后一批渡江的红军纷纷跳进乌江奋力泅渡。就这样，红军近两万人的部队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全部渡过了乌江。等国民党军第二十三、第九十九师赶到时，浮桥已被炸掉，船只已被焚毁，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占领了黔西县城。

黔西民众对红军很友好，因为中央红军曾在这一带活动过。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地方武装和黔军的残部多与中共地下党员有联系。这为红二、红六军团的立足提供了可能。基于建立根据地的设想，红军迅速在这一带展开部队：十八师驻守黔西，四师、六师、十七师集中兵力向东北方向迎击国民党军万耀煌纵队，五师、十六师向西进攻大定和毕节。

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途中短暂的黄金时光来临了。

在贵州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红军展开了在黔西建立根据地的工作。

这个工作对于红军各级干部来讲驾轻就熟。派遣工作组，建立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实行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以最严厉之手段”镇压一切反动分子和敢于反抗的豪绅地主。一九三六年二月八日，“中共川滇黔省委”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黔西县成立了。红军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特别是红军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受到了民众的普遍拥护，尤其是得到了当地开明人士的支持。红军占领大定县城的时候，带领当地群众迎接红军的是一位叫彭新民的士绅。彭新民虽然当过国民党政府的县长，但是他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当大定县县长带着细软和随从逃跑的时候，他正召集县城里的工匠、教师和学生连夜赶制欢迎红军的标语。进城的红军打土豪共没收了粮食五十万斤、大洋五十多万块，各种物资堆积如山。大定县城里如同过年，许多贫苦青年第一次穿上新衣服，第一次把粮食担回家，县城里到处都是“红军万岁”的口号声。红军进攻毕节的时候，一个叫席大名的彝族人士帮助了红军。席大名曾是黔军的一个团长，由于对蒋介石遣散黔军不满，和当地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拉起了一支反蒋的队伍。红军兵临毕节，毕节城里的国民党官员以十箱子弹和一千块大洋的价钱让他阻击红军。席大名把这些东西收下后，却在红军攻城的时候带领自己的队伍打开城门迎接红军，而且表示要与红军“合股”。毕节城里最知名的名流，是一个叫周素园的老人。早在辛亥年间，他就是贵州省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之一，曾出任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红军占领毕节前夕，其他的名流纷纷劝他躲避一下，他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红军进城后，官兵们进了他的家，要打他的“土豪”，但是却在他的书房里发现了大量的马列书籍。红军问他：“你这个地主为什么读马列的书？”周素园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几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你们共产党和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周素园很快得到了红军高级将领的尊敬。当王震请他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时，这位已经年近六十的老人欣然答应，并以他的声望组建起一支下辖三个支队的武装。此事很快就传到了坐镇贵阳的蒋介石那里，为了掩饰尴尬，蒋介石指示国民党军令部部长何应钦发出通电，称周素园“不幸被赤匪掳去”，责令贵州省绥靖主任吴忠信“设法营救”。

蒋介石不能容忍的不仅是辛亥革命元老的政治背叛，更重要的是红军要在贵州“安家落户”了。就在红二、红六军团筹建根据地的时候，国民党军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李觉和郭汝栋的五路纵队从四面开始向黔西推进。其中，以万耀煌部推进的速度最快，其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毕节以东的军事要地三重堰，郝梦龄纵队紧随其后，而郭思演的第九十九师、李必蕃的第二十三师也已经靠近了乌江的鸭池河渡口。

为了稳定红军刚刚打开的局面，贺龙和萧克亲率三个师东出毕节向三重堰迎敌。为了调动敌人，红军先以一个师深入敌后，袭击了三重堰南边的打鼓新场，然后军团主力绕到万耀煌纵队的后面，准备将之围歼。但是，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军长万耀煌作战经验极其丰富，他不但没有理会红军对打鼓新场的袭击，反而趁红二、红六军团正面兵力薄弱的时候，突然袭击了黔西县城，把被红军阻截在乌江东岸的第二十三、第九十九师接应了过来。二月十八日，万耀煌和郝梦龄的部队会合后，向位于大定的红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敌人的火力和兵力都远优于红军，大定县城当日失守，红军在这里仅仅停留了十六天。

黔西、大定相继失守后，为了阻击国民党军向毕节的攻击，从打鼓新场撤下来的红六军团十七师赶到了将军山。将军山是从大定通往毕节的门户，由十几座卡在公路两边的山峰组成。红军刚一到达，国民党军的先头部队也到了。在萧克的指挥下，五十团和五十一团从公路的东侧、四十九团从公路的西侧两面夹击，在红二军团四师、五师一部的增援下，红军仅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把由六个连组成的万耀煌的先头部队消灭了。红军在这里修筑了阻击阵地后，等来了国民党军万耀煌纵队的大部队。国民党军反复向红军的阵地冲锋，红军在敌人强大的火力面前伤亡巨大。二十六日，红军开始向毕节方向撤退。

此时，对于红二、红六军团来说，东面的防线已经洞开，国民党军的四个纵队正齐头并进向毕节地区推进。

二十七日，中共川滇黔省委决定：放弃在这一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

红军官兵创建的黔大毕根据地仅仅存在了二十天。

红军撤退的时候，贺龙派人去对周素园老人说，给他一批黄金和大洋，请他到香港去寓居，以免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老人当即拒绝了，他说：“我在黑暗的社会里摸索将近六十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算找到了光明。我周素园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贺龙听后一拍大腿，说：“我贺龙就佩服这样的人！我就是拿出十八个人来，也要抬着他走！”周素园老人果然跟随着红军的队伍一直走到了陕北。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八路军高级参议。一九三八年返回原籍。全国解放后曾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和贵州省副省长。毛泽东称他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红四方面军也开始从天全、芦山和宝兴一线向西撤退了。

此时，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张国焘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百丈战役后，红军逐步西撤，但是川军与国民党中央军紧追不舍。在把红军向西推出整个川西平原的边缘，直至推到夹金山以北的山区后，两军形成了对峙线。

天降大雪，在对峙线上，补给充足的国民党军采取了严密防御和坚决对峙的部署：川军主力位于夹金山以东的名山和邛崃一线，中央军薛岳部位于雅安和天全一线，第十六军李韫珩部位于夹金山以西的康定和泸定一线。国民党军大军横陈，森严壁垒，并有随时向红四方面军发起攻击的态势。

大雪和严寒给红四方面军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这里是高寒地区，物产不丰，经济落后，人口十分稀少，红军无法解决兵源、粮食、被服等必须解决的问题。大量的伤员由于缺少药品而死去，在恶劣的气候中生病的官兵急剧增加。位于前线的部队由于后方的全力支援，还能够吃上土豆，而分散在夹金山南北的红四方面军的后方人员，此时只能靠野草和树皮充饥。政府机关、后勤各部门、野战医院以及数千名伤员，加起来近两万人，自阿坝南下到大金川地域后，就已经感到了生存的艰难。大部队东出作战，国民党军趁机骚扰或攻击红军的后方，大肆捕杀红军和支持红军的群众，并且焚毁一切可能被红军利用的物资——敌人企图在这个寒冷的冬季把红军困死在川西北的不毛之地里。

所有这一切都令声言要“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张国焘处在极其被动的境况里。但是，对于张国焘来讲，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令他越发焦急不安，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已经到达了陕北的瓦窑堡。

张国焘一不做二不休，以“党团中央”的名义给陕北发去了电报，命令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的名义”：

彭、毛等同志：

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丙、一、四两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党团中央

五日

张国焘不能不在乎共产国际的态度，因为在莫斯科待过的他始终对共产国际心存敬畏。如果把他和中央之间的冲突比作一场“官司”的话，那么，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在他眼里就是一个“法官”——张国焘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发出了这样一封荒唐绝顶的电报，是因为现在“法官”并不在川西北雪山脚下他那间即使昼夜烧着牛粪依旧寒气逼人的土屋里，而是在毛泽东那孔炭火融融的温暖的窑洞里。

林育英，化名张浩，生于湖北黄冈林家染铺湾一个染工家庭，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的堂兄。他在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武汉、汉阳、长沙、安源、上海、抚顺等地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三三年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后，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络中断，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取道蒙古回国。

林育英在中国革命的重要时刻出现在陕北，确实起到了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中国革命史称之为“瓦窑堡会议”。

从莫斯科回来的林育英参加了会议。

瓦窑堡会议讨论的两个重大问题是：中国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和陕北苏区面临的生存困难。

首先，随着日本军队对华北的占领，中华民族面临着民族危亡，中国国内国共双方的矛盾已经退居于次，民族矛盾骤然上升为主要矛盾。而蒋介石依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日本政府明显的侵略野心面前不断退让，这迫使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标志是：除了广大民众，包括爱国军人、知识阶层和劳动阶层日益高涨的抗日救国呼声外，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也已经显示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倾向。即使是中国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各利益集团之间，也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下出现了分化的趋向。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修正政治策略，以符合民族整体利益——这不仅是民族生存的需要，也是共产党人生存的需要。

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历史证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作出的十分明智和正确的政治抉择。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具体内容不断地改变，但自诞生之日起便成为共产党人赢得革命胜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法宝”——走完了为生存而战的万里征程的中国共产党人，当他们聚集在陕北的窑洞里，在浓烈的旱烟味道中思维和眼界豁然开阔的时刻，是这个只有二十四年历史的年轻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成熟之时。

瓦窑堡会议讨论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红军的军事战略问题。当时，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的风雪之中处境困难；红二、红六军团依旧在国民党军的追击中移动作战。即使已经与陕北红军会合，并且有了一块红色根据地，红一方面军同样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根据地面积狭小，土地贫瘠，经济落后，部队的供给十分困难；红一方面军兵力仅万余人，但陕北人口稀少，红军没有扩大兵员的更多余地。目前，陕北苏区北面有国民党军第八十四、第八十六师和阎锡山的五个旅，那里临近长城，长城外就是沙漠地带；西面的宁夏、甘肃地区虽然敌人的兵力较少，但同样地贫民穷；南面的关中和渭北地区物产丰富，人口稠密，但是临近西安，是国民党军重兵防御的地带。为了扩大根据地和求得发展壮大，红军只剩下东面可以考虑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面是黄河，黄河那边的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阎锡山的晋军虽然号称十万，但分散在晋绥两地，并且没有与红军作战的经验；且阎锡山与日本方面订立了“共同防共”密约，这无疑是一种卖国行为，红军打他有政治上的合理成分。再就是，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是扩大根据地和发展红军的好地方。瓦窑堡会议最终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红军东征的主张。

毛泽东请林育英以他特殊的身份，做与红四方面军的团结工作。林育英专门致电张国焘，特别表示：“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朱德致电林育英，提出了“应取密切联系”的请求：

毛、彭、李、林、聂并转林育英同志：

A．育英同志电悉，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是对敌与互相情报即时建立。

B．薛纵队调川，胡宗南部到青，亦向川中开进，钟林松旅开徐州。

C．你处敌情近况望告。

朱德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陕北大雪。毛泽东在给朱德的回电中指出：“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亦有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五天之后，张国焘给林育英发来电报，在“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的前提下，以怒不可遏的口气开列出中央的“机会主义”表现：“将五次‘围剿’估计为决定胜负的战争，在受一挫折的条件下，必然成为失败主义的严重右倾……机械地了解巩固根据地，因此不能学习四次‘围剿’在鄂豫皖红军在强大敌力压迫下退出苏区的教训……‘忽视川陕苏区和整个川、陕、甘的革命局势’……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张国焘表示这些“一贯机会主义路线，若不揭发，就不能成为列宁主义的党”。

一月十三日，中央负责人张闻天致电张国焘：

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处之。但对兄之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张国焘认为，无论从历史渊源上还是从个人感情上，他和林育英的关系都不一般，他们曾在汉阳钢铁厂一起从事过工人运动，他们还都属于从莫斯科回来的共产党人，而毛泽东和林育英过去从不认识。因此，张国焘甚至怀疑林育英在陕北受到了某种“胁迫”，他打电报询问林育英：“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并要求林育英：“望告陕北同志，自动取消中央名义。”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农历春节大年初一，张国焘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国焘、朱德二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

二十四日

林育英的这封电报明确告知张国焘，共产国际的“裁定”是：张国焘不能自称“中央”，而只能是“西南局”。但是，共产国际给张国焘留下的“台阶”是：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接到林育英的电报，张国焘仍不甘心，三天后致电林育英、张闻天，主张以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共中央，而将中共中央改为西北局，与他的西南局“平级”，共同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因为愤怒和无奈，张国焘提出了一系列的质问：“究竟在六次大会后为何发生这许多重大事变？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能否得着更顺利的经历？为何使过去中央和鄂豫皖领导发生隔阂？反五次‘围剿’为何应是这样的经历？我们会合后为何发生争执？究竟目下有些什么政治内容？”张国焘似乎并没有期望有谁来回答他这些偏执的问题，因为第二天他的电报虽然是发给“林育英和国际代表团”的，但内容已全是关于红四方面军的军事问题了。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林育英和张闻天在联名发给张国焘的电报中明确表明：“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说这一战略方针“曾得［到］斯大林同志同意”。

张国焘终于决定红四方面军准备北上。

乌蒙山，中国云贵高原上山高谷深的荒僻地区。

从毕节西撤的红二、红六军团，从安全角度讲，只能进入人烟稀少、气候恶劣、道路崎岖的乌蒙山。

当时的敌情是：滇军孙渡部取保守态势，只守在云南边境地区，想把红军逼近四川；川军也不愿意进入贵州追击红军，只在川南和长江沿线布防。因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四川行营主任顾祝同利用滇军和川军布防的空隙，集中了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李觉、郭汝栋各路纵队，从东、南两个方向向红军压过来。

红军到达了位于毕节西南方向的野马川，发现继续南进已不可能，因为国民党军李觉纵队已经堵在了红军南下的路上。于是红军掉头折向西北，开始向四川境内的金沙江方向行进，计划与追击的国民党军兜一个巨大的圆弧，然后再寻找机会南下进入贵州安顺地区。

一九三六年三月八日，鉴于国民党军樊嵩甫纵队的第二十八师追击的速度极快，已走到川黔边界的红军决定回头打个伏击。具体部署是：第二军团四师和第六军团的十六、十七师在以则河附近伏击敌第二十八师，五师至恒底钳制樊嵩甫的第七十九师。

接到战斗命令，部队立即做饭，并且是吃一顿再带一顿，然后星夜出发往回走，奔赴五十里外的伏击地点。十七师师长吴正卿二月十日牺牲在打鼓新场的战斗中，师参谋长刘转连刚刚接任了师长。十七师一夜急行军，天亮时分到达了以则河伏击地点。红军在阴冷的风中潜伏下来，竟然等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的先头部队出现了。但是进入红军伏击圈的敌人很少，刘转连正想着大部队究竟还有多远，别这边一开枪，等于给了后面的敌人部署的时间。这时候，敌人的搜索哨兵已经和红军的警戒哨兵遭遇了。打起来才知道，第二十八师只开来了一个步兵连和一个侦察连。三个师的红军没费什么力气就把敌人全部解决了。战斗结束后，红二、红六军团掉头继续北上，他们计划越过川黔边界，在滇北的镇雄附近摆脱敌人的包围，然后再回身南下进入贵州。

以则河一战的战果没有达到预先的设想，却暴露了红二、红六军团主力的位置。在顾祝同的严令下，各路国民党军纷纷向镇雄方向扑来，将红军合围在了一个方圆不到五十公里的包围圈内。樊嵩甫部的四个师在红军的后面紧追不舍，而万耀煌和郝梦龄的部队已经到达了镇雄。至十一日早晨，四面的敌人相继进入了战场，负责掩护的红军后卫部队十七师已经和敌人交火了。红军军团指挥部里充满了焦虑不安的气氛，如果不能迅速寻找到缝隙冲出去，就有在镇雄全军覆没的可能。十二日天亮的时候，十一团送来了国民党军的两名逃兵，逃兵说万耀煌正率领第十三师经得章坝向镇雄前进。贺龙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令红军摆脱重围的战机，于是立即率领四师、六师向得章坝方向奔袭。上午十一时到达预定位置，六师马上开辟设伏阵地，阵地还没完全掩饰好，万耀煌部的第三十七旅到了。红军官兵没等命令，所有的武器一齐开始了猛烈的射击。同时，四师在大丫口把万耀煌的指挥机关和担任后卫的第三十八旅拦腰截断了。这一瞬间，突然发动攻击的红军占据着兵力上的多数，左翼，十一团突进了敌人的警戒阵地；右翼，十二团打进了万耀煌的指挥所。正在行进中的国民党军完全失去了控制，万耀煌在一片混乱中只身逃走了。

在得章坝战斗中，红二军团六师十八团政委余秋里身负重伤。当时，十八团负责打万耀煌的后卫部队。团长成本新率领战士一路冲锋，当迎面敌人的机枪横扫过来时，冲在他身边的团政委余秋里下意识地拉了他一把，两颗子弹纵贯了余秋里的左臂，血顺着衣袖把他的左手都染红了。剧烈的疼痛令余秋里面色苍白，但他对站在一旁懊悔不已的成本新说：“也就是流几滴血。还好是左边，要是右边就不能打枪了。”

余秋里，江西吉安人，十五岁成为农民赤卫队队长，十七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湘赣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这个性格沉稳的红军团政委身经百战，但是在得章坝战斗中负伤，却令他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部队不断在高山峻岭中跋涉，他的枪伤始终无法得到医治，只能一路用冰不断地敷着以减轻疼痛，疼得实在不可忍受时他就把伤臂浸泡在冷水里。这一年他年仅二十二岁。直到红二、红六军团走到四川的西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之后，医生解开他手臂的包扎布，发现伤口已经完全溃烂，五个手指头也已完全坏死。那时的余秋里高烧不止，如果再不采取断然措施，就可能危及生命。红四方面军的小卫生员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找到一把能锯硬东西的小锯条，并给余秋里注射了一针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镇痛剂，然后先用刀刮掉伤口处的腐肉，再用小锯条锯掉已经碎了的骨头。当时，红军卫生员不知道镇痛剂的合理使用剂量，一针下去，余秋里就完全昏迷了。手术之后很久他侥幸苏醒，醒来的第一句话是：“这是我负伤十个月来睡得最安稳的一觉。”

成本新，湖北石首人，三年后在张云逸的建议下他改名“成钧”，取“雷霆万钧”的含义。他十九岁参加红军，作战英勇无畏，在短短的几年内多次负伤：一九三一年跟随贺龙在洪湖打游击的时候，他就负伤四次，两条腿先后中弹；一九三二年，在与敌人的一次遭遇战中他的腰部嵌进了弹片；一九三五年，在湖南招头寨战斗中他一天之内两次负伤，一处在腿上，一处在左臂。他对子弹和弹片多次进入他年轻的身体并没有特别在意，倒是向别人描述中弹后的感觉时格外出神入化：“伤处豁地一亮，然后感到疼痛。”好像打仗负伤在他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是在那次腰部负伤之后，他不得不扑到冰冷的河水中，因为他感到了彻骨的疼痛——“就像一柄大砍刀斜劈在身上。”数十年后，在一次生病需要照X光时，医生惊讶地发现这位勇敢的军事指挥员的身体里仍残留着那些历史的弹片。

得章坝一战并没有消灭敌人的主力，国民党军的五个纵队在四周构筑了防御工事，随时可能向红军发动最后的攻击。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区与如此众多的敌人进行决战，对因连续作战而非常疲劳的红军来讲十分不利。

贺龙和萧克告诉红军官兵们：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现在是比意志的时候了，红军最大的优点就是意志无比坚强。我们目前只能用机动的方式在荒山中与敌人来回兜圈子，把敌人彻底拖垮，把他们拖得晕头转向。为了轻装突围，红军官兵把一切不必要的行李和装备全扔掉了。在选择突围方向的时候，红军采取了迎敌而上的非常手段。趁着黑夜，红军的先头部队在郭汝栋和樊嵩甫两部之间的狭窄缝隙中穿了过去。

国民党军各部队似乎感觉到最后的大战已在眼前，他们全都突然沉寂下来，谁也不愿意首先出动与红军交火，以免成为红军决死一战的第一个战斗目标。他们唯一做的事就是派出侦察队，严密监视包围圈里的红军。而他们的侦察队回来报告说：红军正密密麻麻地守在山头上——红军在突围的时候，使用了中国最古老的迷惑敌人的办法，这个办法是中国农民在保护自己的庄稼时常使用的：在前沿阵地上竖起大量用树枝茅草捆扎的假人。同时，还把一部分红旗故意插在密林深处，让它们在风中时隐时现，这给敌人造成了红军在准备打埋伏的假象。

到十四日的上午，红二、红六军团全部悄悄移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红军官兵的体力已经达到透支的极限，但是依旧要在大山中急促地行走。

贺龙的脚底裂开了一条几寸长的口子，鲜血淋淋，把警卫员看得直害怕。贺龙说：“帮个忙，划根火柴烧一烧。”警卫员以为贺龙要烤火，赶忙要去弄柴火。贺龙说：“哪里去？用火柴烧我的脚！”警卫员知道军团长的脾气，他命令的事必须坚决执行。但是，连续划了几根火柴，都因为手抖而没划着。贺龙板着脸：“怕什么？烧！”一根接一根的火柴不断地点燃，皮肉在火苗上被烧得嗞嗞作响。除了在火苗刚一接触到那条伤口的时候，贺龙的脚动了一下，直到把那条裂口两边翻起来的肉统统烧焦他再也没动一下。烧完了，满身大汗的贺龙站起来，把脚放在地上，试了试，然后满意地对警卫员说：“这下好了，我还要用这双脚板把敌人拖垮呢。”

三月十五日，红二、红六军团到达妈姑附近，部队终于休息了半天。十六日清晨继续出发。红军官兵们都惊讶乌蒙山之大，因为他们已经转了几天了，依然看不见出山的路。当疲惫再次袭来的时候，红军官兵们看见了小路边压在石头下的字条，上面写着：到了宿营地都要用热水洗脚。大家一下子高兴起来，因为这表示晚上可以住上房子了。晚上真到了一个有房子的地方。官兵们都问自己住在哪里，黑暗中传来管理员的声音：“原来住在哪里还住在哪里。”官兵们先是一愣，细看才明白过来，原以为快要走到天边去了，没想又走回到了那个叫奎香的地方——十几天的行军作战中，他们曾三次经过这里。

三月二十二日，红军一路南下，穿过了贵州的西北角，到达了云南东北部的来宾铺一带。红二、红六军团决定从这里进入川黔交界处的南盘江、北盘江地区建立根据地。

来宾铺距离滇东要地宣威只有不到二十公里，为了给创建根据地打开局面，也为了得到兵员和物资的补充，红军决定攻打宣威县城。阵地选择在一条小河的两岸，红军埋伏好以后，等来了走出宣威县城的滇军孙渡纵队的预备旅。红六军团首先打响了战斗，红二军团负责策应掩护——“激战五小时，枪声之密，胜过除夕爆竹，血肉满地，尸横枕藉。”最后的时刻，红军的两个军团全部投入在正面阻击上，但是滇军孙渡纵队的第五、第七旅到达了战场。二十三日晚，红军撤出了战斗。

滇军第三纵队司令孙渡终于在与红军的作战中获得了一些认识，他对自蒋介石“围剿”红军以来已经转了大半个中国的国民党中央军将领薛岳说：我军专事进攻，则共军必磨旋打圈，徙移无常，以走我疲，伺机反击；我军专事封锁，则我又因构筑碉堡，旷日持久，徒使共军从容坐大，安然休整，不难一举而突出于封锁线之外。现在我军应利用装备上、数量上的优势，趁共军无根据地可供依托之际，实行外锁内攻同时并举，围堵跟追密切配合，庶使共军处处时时受攻，寝食不遑，动则处处被阻，障碍难行，以免共军随时居于主动，我则常陷于被动地位。

离开宣威后，红军继续向南，于二十八日转移到了川黔交界处的南盘江、北盘江地区。应该说，到达这里的红二、红六军团暂时脱离了危险。因为在乌蒙山里一个月的周旋已把追击的国民党军拖得疲惫不堪，现在当面的敌人只有滇军距离最近，由于宣威一战过于惨烈，兵力单薄的滇军已不敢轻易出击。

但是，红二、红六军团的领导仍是心事重重。

几天前，红军总部发来电报，希望红二、红六军团在金沙江涨水之前过江，进入云南，经丽江、中甸地区，到四川的西康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是否向北踏上漫漫征途，关系到两个军团的未来命运，因此红二、红六军团在回电中详细报告了他们的近况，请求“军委”决定他们下一步的行动：

朱、张

电悉。

一、我军自离开毕节后，在彝良、镇雄地区直至进滇境之先的不长时期内，因粮困难，气候奇寒，居民房屋稀少，急行军和多半时间露营，故部队有相当疲劳，减员亦颇大。以则河、得章坝及宣威城北战斗，共伤亡千人左右，落伍、开小差总共在二千人左右。唯近日又在恢复疲劳中。

二、在目前敌我力量下［即包括敌之樊、万、郝、郭、李、孙等纵队］于滇黔川广大地区内，求得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的可能，我们认为还是有的。

三、我们渡河技术是很幼稚，但如在第三渡河点［元谋龙街渡口］或最后路线［丽江、中甸一线］通过，在春水未涨之前或不致感受大的困难。

四、最近国际和国内事变新发展的情况，我们不能甚明了。及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即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岸活动是否孤立和困难，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以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或应留在滇黔川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并上望在一、二天内电告。

五、我军于昨日进战盘县，现集结在盘［县］、亦资孔之线。

贺、任、关

三、二十九

第二天，朱德和张国焘回电表示：“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亦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尽力策应。”

贺龙和萧克明白了，朱德和张国焘还是希望红二、红六军团北上。两个军团的领导经过慎重讨论，决定放弃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北进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二、红六军团在盘县地区休整了三天，筹备了物资，扩大了几百名新战士，同时进行了政治动员——从这里出发，史称红二、红六军团“长征的第二阶段”。而实际上，从中国工农红军三军会合的角度上讲，红二、红六军团从这里起程，才是开始了真正的长征。因为在这之前，两个军团转战湘黔只有一个目的：在滇黔川边地区建立一个新的红色根据地。

红二、红六军团选择渡过金沙江的渡口，与去年中央红军过江的地点相同，即在滇北元谋县城北面的龙街。由于中央红军已经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了，因而红二、红六军团的路线和意图也就没有了任何隐蔽性。龙云立即命令滇军张冲的混成旅从昆明出发，一路向北，赶往普渡河铁索桥两岸防堵。同时，命令仍位于滇东的孙渡纵队加快追击速度，配合张冲的混成旅把红军歼灭在普渡河以东地区。

普渡河，红军到达金沙江龙街渡口前必须要渡过的一条大河。

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红二、红六军团离开位于黔西与滇东边界上的盘县，在平彝附近冲破滇军的防线，红二军团经沾益、寻甸，红六军团经曲靖、马龙，分为北南两路向普渡河渡口急促前进。

但是，张冲的混成旅已经先于红军到达了普渡河，而孙渡纵队的前锋也已向西推进到款庄地区，两支滇军对即将到达的红军形成了夹击之势。

滇军在普渡河边摆好了决战的架势。

普渡河一战，决定着红二、红六军团是否能够北渡金沙江。

四月八日，第二军团先头部队四师到达普渡河铁索桥时，桥上的桥板已经被滇军拆除。四师的红军官兵趁天未亮，从铁索桥下游不远处涉水过了河，然后向滇军混成旅的阻击阵地音翁山发动了攻击。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红六军团正在赶赴四师原拟的渡河地点，但是走到款庄附近的时候，遭到了孙渡纵队第一、第三两个旅的阻击。由于滇军抢先占领了有利地形，被阻的红六军团处境逐渐不利，只有边战边撤。下午五时，由于红六军团渡河受阻，已经渡过河的四师面临着独自被截断在普渡河西岸的危险，因此四师不得不从河西重新渡回东岸，追随着红六军团后撤。

红军从元谋北渡金沙江的路线已被国民党军完全封堵。

两个军团的领导人经过紧急磋商，决定放弃沿着中央红军从元谋北渡金沙江的路线，改从滇西在金沙江的上游渡江。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计划，因为要到达金沙江的上游，就意味着红二、红六军团要横穿整个云南中部地区，一直前行到云南西北部的迪庆。而眼下的危机还不是长途跋涉，而是要把包围过来的滇军顶住，给部队改变行进路线争取到足够的调整时间。

四月九日凌晨，贺龙和任弼时命令红二军团六师从可郎返回到六甲阻击敌人，以掩护整个部队安全脱离普渡河地区。

接到命令的时候，六师刚刚到达可郎。贺龙对六师的红军官兵说：“原路回去阻击敌人，要和敌人抢时间抢地形，什么都不要怕！”

没有战斗动员的时间了，六师立即由军团的后卫变成了一支独立前行的前锋，而十八团由原来的师后卫成了全师的前锋。

十八团在当地的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的带领下，奔跑了十几公里的路，到达了石腊坨垭口。这是一个天然的山口，山口两边是林木茂密的山峰。十八团刚到，就看见穿着灰色军装的滇军正从垭口下面的河沟里往上爬。十八团马上展开了部队，枪声同时响了起来。

十八团注定要不断地打恶仗。

成本新团长的新搭档是四师原副师长杨秀山。

滇军龚顺壁旅是一支擅长山地作战的部队。官兵打仗凶悍，火力配备充足，特别是火炮和重机枪的火力十分猛烈。龙云下定决心，要把红二、红六军团彻底歼灭在这里。龙云的决心来自于部下给他提供的一份战场报告，报告说经过宣威来宾铺一战，滇军已经把萧克的军团消灭了，现在与滇军作战的只有贺龙的部队了。“一担桶已经打烂了一只，剩下的一只就好打了。”——龙云之所以相信显然有夸大之嫌的战场报告，是因为在滇军与红军发生战斗时，他曾陪同蒋委员长乘飞机在战场上空盘旋，他说亲眼看见了滇军勇猛冲锋和红军“狼狈逃窜”。而且，战后他还看见了滇军打扫战场时拍回来的照片，不少红军尸体的照片上都标注有“师长”、“团长”的字样。即使按照照片上的数字计算，萧克部队的营以上军官也应该死光了。龙云的督练处处长说：“现在贺龙残部只剩下万余人，和我们集结起来的滇军兵力相比，相差二十倍，只要我们把硬干、蛮干和沉着三者结合起来，消灭红军指日可待。”由此，龙云产生了再打上一仗，把这股红军全部消灭在云南境内的想法。龙云仅仅在昆明留下了少量的部队，把滇军主力全部调到了滇北，并给部队下达了严厉的战场奖惩令。滇军军官们都跃跃欲试，只有长期与红军作战的孙渡态度消极，他说：“共军真想过去就能够过去。他不在你堵的地方过，折头一转，堵的人不小心反而要吃亏的。即使堵好了又怎么样？他一转起来问题就又多了。不如压迫他们赶快走好了。”滇军上下都说孙渡被红军打怕了，讥讽他胆子小得和老鼠一样。

滇军龚顺壁旅向红军的阵地反复冲锋，曾经一度突入了十八团的前沿，双方在前沿展开了近距离的搏斗，红军面临着极其危难的考验。身经百战的十八团政委杨秀山战后回忆道：“敌人好像吃了迷魂药，显得异常顽强和凶狠。在密集的炮火支援下，他们开始了猛烈、持续的进攻。前面的刚被打下去，后面的又冒死往前冲，像大海的波浪，一波接一波地往上翻卷。几个回合之后，终于攻占了六连的部分阵地。”

红军的阵地被撕开了口子，滇军不断地往上增援。杨秀山命令二营营长带两个连包抄到敌人的侧后去发起突袭，把失去的阵地夺回来。但是，这两个连在滇军猛烈的火力阻击下伤亡巨大，不得不撤回来。

战斗中，杨秀山驳壳枪里的子弹打光了，他大喊一声叫警卫员拿子弹来，却猛然发现身边没人应声。杨秀山回头一看，警卫员倒在了血泊里。杨秀山刚想蹲下来给警卫员包扎一下，一颗子弹打过来，把他的左眼眶划开了一个大口子。杨秀山的眼睛立即被涌出的鲜血蒙住了。他抹了一把血，想继续指挥战斗，但是血还是不断地冒出来。

十八团的战斗打响后，后面的六师拼命地跑，终于在傍晚时分赶到了战场。十六团在左翼占领了新的阻击阵地，十七团在侧后建起了第二道阻击防线。战斗在更大的范围内更猛烈地进行着。红军官兵们的子弹打光了，便一边捡拾敌人丢弃的弹药，一边在阵地前堆起石头和滚木，准备和敌人死拼到底。当滇军再次发起大规模冲锋的时候，贺龙派来增援的五师一部突然从滇军的左翼插了进去，滇军的冲击顿时被打乱了。

六甲阻击战红二军团六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六师师长郭鹏、十八团政委杨秀山和参谋长陈刚负伤，十八团三个营长中一人负伤一人阵亡，九个连长中伤亡了八个。红军撤出战场的时候，团长成本新命令：“烈士的武器一件也不准丢！”结果，包括成本新在内，十八团幸存的官兵每人身上都背满了枪支。

第二天，杨秀山找来卫生队队长，指着自己的左眼说：“把这里面的弹片给我取出来。”手术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进行，卫生队队长用一把小刀割开了杨秀山的伤口，取出了一块很大的弹片。整个手术下来，杨秀山把塞在自己嘴里的一条毛巾都咬烂了。

四月十日凌晨，红军分成两路突然南下，穿过了滇军孙渡部和张冲旅之间的缝隙。第二军团依旧是六师为先头部队，十八团依旧是六师的前锋。为了把滇军从红军的周围调向昆明，贺龙采取了与中央红军一样的策略：佯攻龙云必救不可的昆明。六师派出的小部队当日就抵达了昆明附近，夺取了距昆明仅二十公里的富民县城。当晚，红二、红六军团主力快速南下，全部到达了富民县境内。这时候，昆明城内只有滇军的四个团。龙云一面急令张冲和孙渡火速返回昆明，一面把军校学生部署在了昆明城墙上。当北面的滇军开始回救昆明的时候，红二、红六军团突然向西去了。

四月十七日，红二、红六军团逼近滇西，贺龙、任弼时和关向应致电朱德、张国焘，请求红四方面军前出接应：

朱、张：

（一）我们决采鹤庆、丽江、中甸路线前进。现我们已抵镇南、姚安之线，估计快则十天，迟则两星期可赶到金沙江边。

（二）查丽江附近之金江多系岩河，仅有一座铁索桥，船只少，敌必守桥、封船。我们造船无把握［因行进中无时间试造］，敌人［特别是滇敌］尾后跟进，靠我们渡河技术将感重大困难。

（三）据此，我们要求军委令罗炳辉军迳开金沙江之渡河点，占领铁索桥北岸，掩护我军安全北渡，且随带具有造船技术和其他架桥器材之工兵，并请计算时日，罗部能于同一时间开抵金沙江边接应。是否可以，望即电告。

贺、任、关

十七日二十四时

四月二十三日，红二、红六军团到达了云南大理地区与丽江地区交界处的鹤庆县城。部队在这里休整了三天。休整同时也有迷惑敌人的意思：因为鹤庆东面的梓里渡口有一座铁索桥。位于滇西的滇军部队正被紧急调往梓里渡口的对岸。而实际上，红军的先头部队早已从鹤庆出发了——红军选择的渡口是北面的石鼓。

蒋介石和龙云从昆明起飞，飞机向着西北方向一直飞到了金沙江边，两个人各怀心思看着舷窗外都不说话。龙云接到跟随蒋介石同乘飞机视察前线的邀请时，心里惴惴不安，他不知道蒋介石此举隐藏着什么动机。飞机在险峻的雪山上飞，龙云往下看，突然觉得飞机好像飞出了云南省界，于是愈加慌乱了。他害怕蒋介石像对付贵州的王家烈一样，把他弄到远离云南的某个地方，然后宣布南京政府接管了云南。但是，还好——当看见蒋介石让飞行员把他的亲笔信给地面的滇军投下去时，龙云这才放心了——至少飞机还在云南的上空。飞机盘旋了几圈之后，龙云打起了哈欠，他的鸦片烟瘾犯了。不吸鸦片的蒋介石弄不清龙云为什么不舒服，以为他乘飞机难受，于是热情地用一只吹风机给龙云吹脑袋，说这样一吹就不晕了，龙云虽不敢说什么却更加烦躁了。

四月二十五日，红军先头部队迅速而秘密地抵达了金沙江边的石鼓渡口。这是金沙江上游的重要渡口之一，是通往康藏地区的重要门户，位于长江上游的大拐弯处。石鼓小镇坐落在玉龙雪山西麓的半山上，土木结构的民居顺着山势层叠。这里的敌情是：民团头目汪家鼎已经把所有船只撤到了北岸，民团就散布在北岸的山坡上。赶到石鼓的红军只找到一条船，于是动员船工和民工赶扎竹筏和木排。同时，一部分官兵用唯一的这条船先渡到了江北。上了金沙江北岸，红军官兵立即开始沿江搜索，那些民团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红军大部队到达石鼓，控制了从石鼓到上游巨甸百余里的两岸滩头。红军聚集在金沙江南岸，为了征集船只，贺龙给丽江石鼓区鲁桥乡的开明绅士王赞贤先生写了一封信。这封措辞文雅而又古旧的信件被王先生的子孙们保存了很长时间：

赞贤先生大鉴：

此次大军道经贵地，因事先未遣派员拜谒左右，以致有惊台端。兹为冰释，万希请勿疑惧。闻贵地渡河船筏，一律隐藏东岸，此诚不幸之至，字到请阁下将渡河船筏并派人驶来，以便大军北渡。事竣当给重重劳金，决不至误。

第三路军总司令 贺龙

阴历三月初五

自四月二十五日开始，红二军团先后在石鼓附近开设了五个渡口，依靠征集来的六只木船和一批竹筏、木排，动员了当地的二十八位船工，往返于金沙江两岸；红六军团在上游的巨甸征集了七条木船，数十名船工不分昼夜来回运送红军。船只小坐不了多少人，就有红军官兵在船后用绳子拖上一根巨大的木头，然后他们抱着木头漂过去。至四月二十八日，红二、红六军团一万七千多人马全部渡过了金沙江。

龙云无言以对蒋介石。

蒋介石对龙云甩下的一句话是：“兵无常守！”

此时国民党军虽已十分清楚红二、红六军团马上就要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了，但无奈各路部队都已被长时间的追击弄得疲惫不堪，加之实在无法忍受藏区的高原气候和物资匮乏，于是无论是滇军还是国民党中央军都在金沙江边停了下来。

渡过了金沙江的红军继续向北，迎面是连绵的大雪山。

哈巴雪山海拔五千多米。来自湖南、湖北、贵州等地的红军第一次感受到翻越雪山的艰难。从山脚到山顶，哈巴雪山在金沙江边直入云霄，从闷热的峡谷底端到寒冷的雪线以上，红军官兵还都穿着单衣，干部们急忙喊：“把背包打开！把被子披上！”巨大的“之”字行队伍在雪山上显得格外渺小，随着海拔的升高，红军长长的攀登队伍明显地缓慢下来。接近山顶的时候，风狂雪暴，贺龙不断地说：“不准停下来！不准坐下！赶快走！”因为绝不能在雪山上过夜，红军那一天走了十几个小时。萧克说：“上下山一百五十多里。”

红二、红六军团对翻越哈巴雪山写有行军总结报告：

我们渡过金沙江向中甸前进，中部经过一个很大的雪山，这是事先不很清楚的，因此未曾有充分的政治动员和准备工作，结果有的在雪山上停止休息和吃雪水以致死亡近百。自百松到茨乌，走错了路，过了一雪山死亡亦数十，由东南又多过一雪山，四师当时因前面被番民破坏道路阻碍我军部队走不动，后面部队仍在山上，突然天变下大雪，冻死四十人，十三团亦因前面队伍走不动停止被冻死者近三十人，六师亦死亡数十……

五月三日，红二、红六军团到达了云南中甸。

中甸——香格里拉。

到达中甸地区的红二、红六军团最大的愿望是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四月，张国焘在军事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决定北上。红四方面军在川军连续不断的攻击下，数万人的队伍第三次翻越大雪山，陆续撤退到了甘孜一带，并在这片更偏远更荒凉的地方停留下来。

红四方面军之前没想在这里停留，但是红二、红六军团已经北上，他们必须停下来等待接应。

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建制是：

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周纯全，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

第四军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建安，参谋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刘志坚，下辖十师、十一师、十二师、独立师；

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下辖二十五师、二十六师、二十七师、教导师；

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下辖八十八师、八十九师；

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治委员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朱良才，下辖九十一师、九十三师；

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下辖十三师［原第五军团部队］、十五师；

第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李干辉，下辖九十四师、九十六师。

方面军直辖：

妇女独立团，团长张秋琴；

骑兵师，师长许世友；

四川抗日义勇军，总指挥王维舟；

金川省军区，司令员倪志亮，政治委员邵式平，下辖独立师、独立二师。

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政治委员何畏，参谋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王新亭。

方面军共计六个军四万余人。

红四方面军派出了第三十二军和第四军的一部，一直南下到大雪山以西的雅江地区，与驻守在那里的国民党第十六军李韫珩的部队对峙，以保证正在北进的红二、红六军团右翼的安全。

随着两军逐渐接近，电报往来开始频繁。

五月八日，已从云南中甸进入四川西康地区的红二、红六军团致电朱德、张国焘：

朱、张：

甲、至中甸两军团人员武器统计如下：

1、二军团九九九五人，长短枪共四八六七支。

2、六军团五九九八人，长短枪二九八五支。

乙、合计人一五九九三、枪七八五二，另山炮两门、迫击炮四门。

贺、任、关

五、八

红四方面军的回电尽显红军之情：

贺、任、关：

甲、蒋贼令刘文辉、唐式遵、邓［邓锡侯］部推进大金川东岸筑碉封锁我。薛岳部在炉［炉霍］、康［康定］、雅［雅江］线。樊［樊嵩甫］、郭［郭汝栋］、孙［孙渡］等纵在金沙江、雅砻江封锁。刘湘以一部驻大渡河。杨森、李家钰驻西昌、会理。敌企图封锁我于现地区，待我出而击我。

乙、你们依沿路粮食情形可缓进，多休息，深入卫生运动，免减员。部队被服补充情形盼告，沿路须搜集羊皮、羊毛、木子布，速补充棉衣。因北来天较寒，伏天需要冬衣，同时须节省经济物质，有作长期艰苦斗争之准备。

丙、炳辉军前占理化南之摩拉［木拉］，约今可占理化。

丁、六军在定乡［乡城］如粮食足，可休息十天以上，并查明乡城通义敦和理化两路线、粮房电告。

戊、此间存有盐待补充你们，已动员全体指战员准备物质拥护你们，现已集中一部，但你们须注意沿路补充，随时均需带冬衣。

朱、张

五、十七

甘孜是中国西部最荒僻的地区之一。

这里的藏人被称为“康巴人”，由于历史上备受清兵的袭扰、镇压，因此普遍存在着敌视汉人的心理。红军到达这里后，不进喇嘛寺庙，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为贫苦藏民送粮治病，结果甘孜的藏民都管红军叫“新汉人”。对那些袭击红军的藏族土司武装，红军往往是出兵将他们三面围住，攻而不打，留出一面让他们逃走。这是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主意。红军还去甘孜县城北面的绒坝岔举行了一个阅兵式，为的是让那些土司看看红军的威风和力量。从绒坝岔回甘孜的路上，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遇到一位藏民骑着一匹黄马跑得飞快。李先念赶上去问藏民他这匹黄马换不换。藏民说：换呀，两匹小母马，换我这一匹。李先念就让他在警卫班的马里挑，藏民挑了两匹马，乐呵呵地走了。李先念也笑了，他把这匹黄马给了军司号长，因为这个十八岁的小红军行军总是掉在后面。李先念原来以为他不会骑马，谁知小红军说：“我会骑！可我的马不跑只走。”

红军的举动感动了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他不但把白利寺的一百三十四石青稞和二十二石豌豆送给了红军，还动员白利乡的藏民帮助红军筹集羊毛、帐篷等北上物资。为了让藏民更加了解红军，格达活佛写下了可以传唱的诗歌：

云雨出现在天空，

红旗布满了大地。

未见如此细雨，

最后降遍大地。

啊！红军，红军！

今朝离去，何日再回？

幸福的太阳，

从高山上升起来了！

像乌云一样的痛苦，

被丢到山那边去了！

你不要以为山高，

有翻山的一匹骏马。

你不要以为没有人同情我们，

有搭救我们的恩人来了！

后来红军离开甘孜的时候，朱德亲自来到白利寺向格达活佛告别。朱德说：“红军至多十年、十五年一定会回来的！”格达活佛在红军走后救治掩护了两百多名被留在甘孜的红军伤员。

尽管滞留在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地方，官兵们也不曾有过任何灰心与绝望，因为他们始终相信红军胜利的明天定会到来。红军忙着将羊毛捻成毛绳，再用毛绳织成衣服，“不久，全军服装都是各种颜色的毛织品，其中以白色最多”。红军组织了“野菜委员会”，在朱德的带领下漫山遍野地寻找可以吃的野草。红军官兵还在甘孜举办了体育比赛和文艺比赛。体育比赛的内容有：两百米赛跑，通过障碍，跳高、跳远等。文艺比赛的内容有：出墙报，团体唱歌，政治演讲——无论如何，一九三六年春天来临的时候，缭绕在中国西部那片广袤而荒凉的土地上的歌声，是人间难以想象的充满希望的天籁之声。

五月五日，红二、红六军团分成两路继续向北前进：红二军团偏西，沿着川藏边界，走得荣、巴塘和白玉一线，然后从白玉东进，进入甘孜；红六军团走定乡、稻城、理化和瞻化一线，自南向北穿过甘孜地区的中部，到达甘孜县城。从这两条路线上看，红二军团的路途更远更苦。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红六军团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到达了甘孜附近的普玉隆。红军总司令朱德特意从炉霍赶到了普玉隆迎接红六军团的官兵。

八天之后，六月三十日，红二军团到达甘孜北面的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会合。朱德又从普玉隆赶往绒坝岔迎接红二军团的官兵。

然后，朱德骑马十几里去甘孜附近的干海子迎接贺龙。

远远地看见贺龙的时候，朱德勒马停住了，泪光闪闪。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全部到达了甘孜县。

同一天，陕北发来了贺电，“以无限的热忱”庆祝红四方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胜利会师。并欢迎两军“继续英勇北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这是一封由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王稼祥、林彪等六十八人署名，并代表红一方面军、陕甘宁人民、苏维埃陕甘宁三省政府等十多个单位“联名致意”的贺电。

七月二日，在甘孜县举行了庆祝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

参加大会的部队“服装整齐，按高矮站，成四路纵队进入会场”。当年红六军团十七师战士谭尚维回忆道：“两支从未见过面的兄弟部队，经过了千难万险，穿过枪林弹雨，在最困难的时刻会师了。”朱德在会上讲了话。他虽然不像红二、红六军团官兵想象的那样高大，但是这位红军将领“挂着慈祥的微笑，衣着很朴素，上身穿着一件土制褐色毛布上衣，脚上是一双草鞋，十分平易近人，一切都和士兵一样”。朱德说：“我们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联欢会上，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剧团演出了歌曲《迎亲人》和舞蹈《红军舞》，这让刚刚历尽艰辛与牺牲的红二、红六军团官兵惊奇不已、兴奋不已。贺龙当即说：“咱们也要搞一个剧团！”

但是，无论文艺演出多么美好，也无论会合后的心情多么喜悦，红军官兵明白，他们充满未知艰险的行军还远远没有结束。他们无法想象红军总司令朱德说的那个北方是什么样子——红四方面军官兵告诉红二、红六军团的兄弟，他们曾经走过的那条北上之路山险水急，还有一片处处隐藏着死亡陷阱的茫茫大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