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粤北与湘南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时分，在江西南部的赣州，驻新田的粤军第一军第一师二团团长廖颂尧、驻重石的三团团长彭霖生和驻版石的教导团团长陈克华几乎同时接到了防线前哨的电话：发现红军部队。

这里是国民党军包围中央苏区防线的最南端。此刻，国民党军主力部队正从防线的北端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压缩，蒋介石给驻扎在这里的粤军的任务是：筑起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的防线，不能让防线内的任何一个东西活着出来。可是蒋委员长又不是粤军的首领，况且一个团挨着一个团的布防已经很密了，因此，这个电话对于粤军的三个团长来说也就是“注意观察”的级别，他们又一一接着睡了而且睡得还挺踏实。

南中国最著名的军阀是号称“南天王”的粤军首领陈济棠，这个地方军出身的军人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他甚至一度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试图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一九三四年，陈济棠在广东办军事学校，组建海军和空军，改革民政机构，建立起一整套政府公务员考核任用制度，发展工业和农业，兴办教育，整理财政，整顿治安，一个广东省让他治理得大有兴旺发达之势。但是，比起中国其他省份的军阀，这个在广东说一不二的人物多了一个说不出的苦衷：除了要时刻防备蒋介石的吞并之外，他还有数百公里的“边防”要守，因为他的地盘与共产党红色苏区几近接壤。

当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陈济棠被任命为赣粤闽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兼赣粤闽湘鄂南路军总司令。被授予如此重任本应喜出望外，但是陈济棠却格外忧虑。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令下，粤军出兵与红军作战，结果遭到红军伏击，一下子损失了两个营，这令陈济棠心都疼了。在这个时局日益动荡不安的年份，军阀陈济棠深陷于蒋介石与共产党政治对抗的夹缝中，他觉得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安全寻找出一种最有利的策略。

拖延迟缓——这是陈济棠想出的上策。自江西出现红色根据地起，蒋介石年年要求他沿着共产党苏区的边界修筑碉堡封锁线，但是直到中央红军出走江西，他管辖的南部碉堡封锁线仍旧没有修筑完毕。而对蒋介石让他出兵参加“围剿”作战的命令，他口头上坚决执行，至于具体怎么打，他给粤军下达的作战原则是：修碉堡，守阵地，决不主动进攻；即使发生了战斗，也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损失。部队每天的前进行程绝不能超过二十公里。陈济棠对他的部下说：“这个原则，必须遵守。”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驻守福建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发动兵变，公开宣布在福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决裂。蒋介石急调十五个师分兵三路合围福建。两个月后兵变平息，蒋介石遂令其嫡系部队李玉堂部等自此陈兵闽西南。闽西南与广东交界，国民党中央军得以直接威慑陈济棠的广东了。在这种局势下，当蒋介石再次催促粤军向共产党苏区出兵时，陈济棠的生存危机感就更加强烈了。于是，他一方面派出部队向苏区进犯，对扼守苏区南大门的筠门岭作出进攻的态势；另一方面，却派出心腹参谋秘密去筠门岭，试图私下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定。

陈济棠本没指望这种临阵谈判能有多大的效果，但是他发现，当粤军的部队开始进攻的时候，筠门岭一线的红军主动放弃了阵地。占领了筠门岭的粤军对自己的“战果”狠狠吹嘘了一阵，蒋介石在“通令嘉奖”的同时赏给粤军官兵五万大洋。但是，当陈济棠站在筠门岭上向北看去的时候，“南天王”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不是时刻担心蒋介石的中央军会开进广东吗？而中央军要想进入广东只能从北面来，那么，在自己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着的共产党苏区，正好是目前蒋介石部署在江西的大军进入广东的屏障。筠门岭一战，红军并非没有战斗能力却主动放弃了阵地，这表明红军并不想和自己的粤军过不去，红军与陈兵闽西南时刻窥视着广东的蒋介石截然不同。陈济棠仔细一一想来，这么多年，蒋介石频繁调兵前来“围剿”共产党苏区，永远采取的是大军自北向南齐头并进的战术，这难道没有一点想把红军赶入广东境内的意思吗？一旦真成这样，自己与红军不想拼也得拼，而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进入自己的地盘。到那个时候，自己苦心经营了八年的广东算是完了。因此，如果红军能够在北面顶住蒋介石的进攻，对自己的粤军和自己的地盘百利而无一害。陈济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红军不能垮，最好永远在。自己无论如何要想法与红军达成个正式协议，如果红军承诺不侵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就和红军一直和平共处，为此在物资上接济红军都可以——不就是盐巴和弹药吗？让红军去打那个心术不正的老蒋吧，以免老蒋有一天打了自己。

陈济棠开始颇费心思地派人打探与红军接上关系的可能，其中包括曲折地找到了一位红军指挥员在广州的亲属，让这个亲属无论如何联络上那位指挥员向周恩来传话。陈济棠还派人秘密地给红军送去弹药和药品以联络感情。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粤军与红军的秘密谈判通道逐渐打开，这使中央苏区的南线一度出现了相对平静的局面。

战事暂时平静后，陈济棠便鼓动广东的商人到共产党苏区做生意，通商贸易使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两个区域都得到了实惠：陈济棠卖了商品赚了钱讨了苏区的好，红军找到了突破国民党军严密经济封锁的缺口，得到了那些急需的和必需的物资。毛泽东对苏区南部的政治军事形势感到高兴，开始具体地指导红军如何进一步消除“赤白对立”。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总司令部发出了一份《告白军官兵书》，特别强调了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告白军官兵书》共印刷了五千份，被散发在苏区南线的粤军阵地前。毛泽东还指示部队可以适当地小规模出击，战斗的分寸是“不吃陈济棠的主力”，这样既可让陈济棠仍然保持对红军战斗力的认识，也可让粤军在蒋介石那里多少有个交代。当时，苏区的北部防线上战火纷飞，而南部防线上却出现了难得的宁静。面对宁静中南中国郁郁葱葱的山峦，毛泽东诗曰：“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不知毛泽东那时是否预料到了，不久之后当红军面临危难时，这里成了数万红军冲出重围的唯一突破口。

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陈济棠派来的代表秘密进入了苏区，要求见一个叫何长工的人。何长工，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曾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一九三四年春出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是中央苏区南线红军的负责人，陈济棠的代表之所以要见他，是因为在以往的接触中，粤军对这位红军将领有信任感。通过何长工，陈济棠的代表带走了一封朱德的亲笔信。朱德在给陈济棠的信中用毫不掩饰的措辞指出了红军与粤军应该协同作战以消灭蒋介石的军队：

红军粉碎五期进攻之决战，已决于十月间行之。届时我抗日先遣队已迫杭垣［杭州］，四川我部将越川边东下，威胁武汉，贺龙同志所部及在湘各部均将向湘敌协同动作，而我主力则乘其慌乱之际，找其嫡系主力决战而歼灭之。若贵部能于此时由杭、永［上杭、永定］出击，捣漳州、龙岩，击蒋鼎文之腹背，而直下福州；另以一部由湘南而直捣衡阳、长沙，则蒋贼将难免于覆亡也。

朱德在信的最后特别强调：“为顺畅通讯联络起见，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门岭之电话。”——处于被国民党大军“围剿”中的红军总司令与实施“围剿”的敌军南路军总司令就要互通“密码”与“波长”了，这是发誓要彻底“剿灭赤匪”否则就“舍命疆场”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当朱德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军事决策中心已作出了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宣称全国的红军正准备向蒋介石全面开战，中央红军必求与蒋介石的主力“决战而歼灭之”；同时建议粤军兵分两路倾巢出动，一路“直下福州”而另一路“直捣衡阳”，袭击蒋介石在福建与长沙的嫡系部队。最后认为如此一来，蒋介石就会“难免于覆亡”——这样的协同作战计划无论如何是不切实际的，最合理的解释是：红军试图利用这些说辞将粤军调开从而乘机冲出重围。

陈济棠身经百战，见多识广，老谋深算。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于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覆亡”，他知道仅凭一己之力也就是有个念头而已，对于他最要紧的问题是如何保存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对于朱德的这封信，他看进去的只是“谈判”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其余的，他和了解蒋介石一样也了解共产党人。此刻，关于陈济棠是否预感到中央红军即将突围，并且已经选择了他的防线作为突破口，不得而知。但是年初，当蒋介石的中央军正在苏区北部大举进攻的时候，陈济棠曾邀请他的老盟友白崇禧来广东“共商防共防蒋军事大事”。广西军阀白崇禧到达广东后，专门去陈济棠布防的“围剿”前线走了一趟，而且一直走到了筠门岭。从筠门岭回来，白崇禧关起门来告诉陈济棠：一、共产党红军定要突围。二、突围的方向很可能是广东。三、突围的时间应在秋冬之间，因为红军要等收获季节解决粮食问题——白崇禧说这番话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春，距离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还有半年的时间。无法得知陈济棠听了这个惊人的判断之后的表情，但从历史档案的记载中可以发现，白崇禧刚一离开广东，陈济棠就向粤北方向增派了兵力，特别是在粤汉铁路的两侧加强了防御部署。但是，半年之后，陈济棠却主动要与红军谈判了，并且不惜工夫万分诚恳。就在红军已经做好了突围的一切准备的时候，陈济棠依旧心存着红军在北面为他阻挡蒋介石的幻想。

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中央红军开始军事转移的前夕，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接到命令让他立即赶到瑞金。在瑞金，周恩来当面向何长工交代了任务：到陈济棠管辖的一个叫寻乌的地方去，与粤军第一军少将参谋杨幼敏、独立第七师师长黄质文和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寰举行秘密谈判。与何长工一起执行这个任务的还有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时年二十八岁的潘汉年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叛变之后，他被周恩来调进了中央特科，出任特科二科科长。

何长工和潘汉年化装成江西老表，骑马到达了筠门岭附近一个叫羊角水的地方，看见粤军整整一个连的人马正在等待他们。这是陈济棠的粤军第一师第二旅的特务连，连长是早年毕业于日本军官学校的旅长严应鱼的心腹，名叫严直。严应鱼的第二旅长期驻扎在赣粤闽边区，即与共产党苏区交界的寻乌、平远、武平三县交界处。一个月前，蒋介石电令陈济棠向苏区展开攻势，第一师师长黄任寰命令第二旅进入江西寻乌前线掘壕设网。由于第二旅的官兵大多是本地人，不少士兵和苏区的百姓甚至是红军战士都有亲戚关系，再加上陈济棠有“决不主动进攻”的指示，因此这一带一直很平静。与红军谈判是一件万分机密的事，师长黄任寰从陈济棠那里领受了任务后，为了保证红军方面代表的安全，他责令第二旅负责迎接红军代表。为此旅长严应鱼派出了他最信任的人：特务连连长严直和旅参谋长兼军法处处长韩宗盛。严直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同时还准备了两顶用来抬红军代表的轿子，四个轿夫都是严旅长的私人轿夫。严直见到何长工和潘汉年的时候悄悄地说他看过那份《告白军官兵书》。两个红军代表坐着轿子向第二旅旅部驻地罗塘镇而去，一路凡是遇到岗哨，在前面带路的严直便大声说：“这是旅长请来的贵客！”于是轿子被顺利地抬进了罗塘镇附近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山村，在一座崭新的两层小洋楼前停下了。出了轿子的何长工给了轿夫每人一块大洋，这让轿夫们感到十分惊喜，因为当时即使在大户人家现大洋也是极其珍贵的，大多被用于储藏而不是花销。这时候，谈判双方的代表都已经到齐，红军代表住在二楼，粤军代表住在一楼。

第二天，秘密谈判在楼上的会议室里正式开始。双方态度都很诚恳，因此气氛一直融洽。经过三天的密谈，红军与粤军达成了以下五项协议：

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三、解除封锁；

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粤军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

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粤军撤离二十公里。红军人员进入粤军防区用陈部护照。

可以肯定地说，双方商量第五项协议的时候，粤军代表并不知道红军方面的真实用意。谈判期间，何长工接到了周恩来用密语发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在场的粤军代表极其敏感，问：“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答：“鸽子是和平的象征，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何长工和潘汉年心里明白，周恩来密语电报的意思是：中央红军就要出发了。因此，协议的其他条款对于红军来讲已经没有意义，红军此时不惜一切与粤军谈判的唯一目的是：借道。即在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诉粤军”以便粤军撤出一条二十公里的通道。周恩来的电报显然是在提醒和催促。

粤军首领陈济棠私下与共产党红军谈判，事关重大。尽管蒋介石的特务网十分密集，但是，等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时，红军已经越过粤军的防线进入了湖南。怒火万丈的蒋介石发电谴责陈济棠“通共”，可中央红军的大规模突围令他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讨伐粤军了，他必须分秒必争地把江西的大军一一调往湖南。后来，一九三六年七月里的一天，蒋介石通过收买、兵谏、胁迫等各种手段分化瓦解了粤军的高层将领和广东的高层政客，最终让陈济棠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大势已去的陈济棠被要求二十四小时内离任，“南天王”只有“声言”下野从而彻底结束了他对广东的割据。

尽管并不清楚粤军与红军达成了什么协议，但是有一点被明确地写进了下传的命令中：粤军与红军互不侵犯。这就是处在中央苏区南部防线上的三个粤军团长在接到遭遇红军进攻的报告后依旧能够安心睡觉的原因。

秋高气爽，山林寂静，这几天前沿阵地附近除了有小股红军侦察部队时隐时现外，一切如常。粤军各个团都已经奉上司之命派人去红军那里交涉卖给他们紧俏货物的事，包括电线、煤油、盐巴、卷烟，而电池红军是有多少要多少，出的价钱也很高。交易时红军那边的人不赊不欠，付的全是响当当的现大洋——粤军已与红军达成默契的事士兵们并不知道，但他们知道在与红军的交易中他们的长官肯定捞足了油水。但是，今天红军怎么在凌晨突然出现了呢？防线上的粤军判断：这些人定不是正规的红军部队，而是些零散的地方“土共”。这样也好，小摩擦还是应该有的，双方都放上几枪，然后让参谋官写一份“我将士同仇敌忾，赤匪狼狈逃窜”的战报就没事了。

早晨的雾气刚刚散去，起床了的三个粤军团长正吃早饭，防线前哨阵地的电话又来了。这一次口气十分惊慌，说是红军攻击猛烈，前沿阵地怕是要丢了。三个团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各派一个营上去把“土共”赶走。向前沿增援的粤军磨蹭了好一会儿才出发，一路上直埋怨那些“土共”逞什么能呀。结果还没到中午，增援的三个营长先后打来电话：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红军越来越多，绝对不是打个小摩擦的“土共”，绝对是红军的大部队来了！二团团长廖颂尧一听就蒙了，他一面命令自己派出的营坚持住，一面向正好在这里巡视的副师长莫希德报告。莫希德立即显出惊慌的神色，然后命令所有的部队向古陂方向撤退。三团和教导团没有马上执行莫希德的命令，因为三团团长彭霖生认为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绝不可能是红军主力，完全没有必要慌成那个样子，他想和“土共”打上一仗顺便捞点便宜。结果，三团的部队还没来得及部署，分兵两路的红军攻击部队瞬间便到了跟前。等彭霖生大喊“撤退”的时候，三团已经没有了后路，官兵们只有自顾自地四处逃散。

莫希德带领一、二团和师部一直退到安西才停下来构筑阻击阵地，他们在那里整整等了两天，才收容到逃回来的残余官兵。这一仗粤军不但伤亡严重，辎重行李也全部丢失。盛怒之下的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把三团团长彭霖生痛骂了一顿，然后把教导团团长陈克华撤了职。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沿着预定目标向粤军的封锁线开始了强行突击，并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实施严密包围的防线南部撕开了一个口子。

从于都出发以来，连续几个晚上，由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缓慢地移动着。按照这样的速度，他们至少要在苏区内走三个晚上才能到达苏区的边界。在最初的几天里，队伍的头顶上没有飞机，那些携带着炸弹的飞机依旧在瑞金城的上空盘旋轰炸，国民党军根本不知道他们轰炸的瑞金已经是一座空城。那些没完没了地执行轰炸任务的飞行员哪怕将飞行半径稍微扩大一点，或者只是向南偏离预定航线十几分钟的航程，他们便会看见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情景：近十万人组成的三条长达十多公里的队伍正在齐头并进。如果太阳还没有落山的话，红旗在林木中若隐若现，土路上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而如果一旦天色暗了下来，地上便会出现数条逶迤的火龙。

这是一个“甬道”式的行进方式。

走在“甬道”中间的队伍，是包括共产党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总司令部在内的军委纵队。这是一支近一万五千人的长长的队列：党政军首脑，老人和妇女，警卫部队和后勤人员；用锡铁皮、木板或竹片制成的各式箱子；用稻草绳子捆扎着的机器部件和行李物品；各种形状奇特颜色各异的包袱，所有这些都使得这支队伍行进的速度极其缓慢。翻山的时候，抬着大件的战士和民夫喊着号子一点点地往上挪，每挪上去一个巨大的箱子他们便欢呼一下。那些挑着银元、盐巴和大米的担子分量也不轻，民夫们时时需要停一小会儿喘口气。女人们边走边议论自己的丈夫此刻走到哪里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骑在马上，望着向天边延伸而去的队伍，一一回想着他所知道的人类行进史中的壮举，比如俄国著名将领苏沃洛夫，为援助在瑞士作战的俄军，一七九九年曾率领着他的无敌兵团跨越了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骑在一头高大强壮的骡子上，他后来回忆说，他一路默诵着苏联著名作家绥拉菲莫维奇在《铁流》中的描述：“人们拥挤着，步行的、负伤的都挤成了一堆，几十里长的大路，都被队伍塞满了……”傅连暲坐在一顶轿子里，轿子后面跟着八个装有医疗器械和各种药品的大箱子。这个如同嫁新娘的阵势引起了红军士兵的激烈议论。曾是教会医院院长的傅连暲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和整个医院捐献给了红军，一百七十个人整整搬了半个月才把那座红军急需的医院搬到瑞金。参加红军后，傅连暲救治了无数在战场上负伤的红军官兵，包括王稼祥、蔡树藩、伍修权、方强、伍中豪……他后来跟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艰苦的战争岁月，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其政治信仰的坚定和政治品格的高尚绝不亚于那些自称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懂得共产党规定的傅连暲不愿坐轿子，之前他特意练过骑马，但是屡次从马背上摔下来。傅连暲在轿子里不断地回头看，那些大箱子就是一座医院。有时他还能看见毛泽东。毛泽东的疟疾还没全好但并没有骑马。他走路一晃一晃的，以特有的姿势甩着胳膊，眼睛看着很远的地方。还有朱德，出发时要给他配担架，朱德却说他只要马，而且要两匹，一匹他骑，一匹驮他的文件。他是个永远乐观的人，腰带扎得很紧，一把小手枪别在腰间，他大步走着和旁边的人有说有笑，警卫员牵着那两匹马跟着他。

在两个军委纵队的前后左右，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

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前方的左右两边开路，第八军团和第九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的左右两侧护卫，第五军团在整个军委纵队的最后面担任后卫。拿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话讲，军事转移的出发队形像是红军主力抬着个“八抬大轿”，轿子里需要小心保护的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新媳妇”，这个“新媳妇”就是庞大冗长的两个军委纵队——如果说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设计的这个行军阵形还有优点的话，那就是在以后漫长的征战路途中，无论红军主力部队遭遇多么残酷的战斗，走在“甬道”中间的这支上万人的队伍却少有战斗伤亡。

转移的队伍白天隐蔽休息，红军就在民宅或者树丛中睡觉。每天黄昏五时半开饭，然后大队人马启程出发。队伍走不了多久就需要点燃火把了。红军的夜间照明用具基本有三种：点燃的竹片，以松脂或洋油为燃料的竹筒灯，以及军委纵队和各部队连部、营部、团部使用的马灯。灌上洋油的竹筒灯和使用洋油的马灯在红军中属于高级照明设备，因为携带的洋油不多，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东西很快就没有了。因此，红军大规模转移之初的行军，称得上是夜晚的大地上最明亮的行军。

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并不完全了解红军此时的处境。占兵员总数一半以上的新兵军装是新的，背包、绑腿带、皮带、帽子是新的，口袋里的步枪子弹和胸前挂着的几颗手榴弹也是新制造的。他们每人准备了三双草鞋和十天的粮食，队伍后面跟着的伙食担子和公文担子让他们走起来踏实而放心，于是他们在行军时唱起他们刚刚学会的《胜利反攻歌》：

战士们高举着鲜红的旗帜，

奋勇向前进，

配合那全国红军要实行总的反攻，

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

大家要努力。

红军临近了苏区与白区的交界处，天开始不停地下雨，大队人马行军的速度更加缓慢了。半夜时分，队伍在大山中转来转去，不时地需要所有的人都停下来，因为前面遇到了山崖，要等把大行李大箱子弄过去，人才可以顺利通过。停下来的官兵开始打瞌睡，新兵们睡着了，老兵蹲在地上吸烟，烟锅子的光亮一闪一闪的。有时候，队伍一停下来便长时间不动了，着急的指挥员一直跑到最前面，才发现黑暗中几个新兵睡得很死。于是赶快叫醒他们，整个队伍又接着蠕动起来。秋雨中的小路经过千万人踩踏，成了一道稀烂的泥沟，不断地有人滑倒。有挑担子的战士和民夫滑下山崖，跟着滚落的箱子破了，里面的东西撒了半山坡，细看一眼，有时撒出的竟都是钞票。挑担子的民夫的鞋很快就磨烂了，没有新鞋给他们，于是他们就用烂布裹脚，但是脚还是肿了起来。眼看着离家乡越来越远，并且就要进入白区了，一些胆大的民夫丢下担子跑了，胆子小的便向红军干部求情：“再走远，回去被当成红军抓起来就没命了！”虽然进入白区之后，敌人已经被先头部队赶跑，但红军官兵还是意识到自己到底是走出苏区了，因为看不见“工农政府”的木牌子了，路边也没有招展的红旗了，更没有地方武装的同志站在路边给他们端上一碗热水。黑暗中的村落荒芜而寂静，红军干部反复对战士们说着：进入白区之后要提高战斗警惕，因为即使没有敌人正规部队的阻击，由地主豪绅自发组织的类似民团的反动武装，对待掉队的或是负伤的红军手段极端残忍。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朱德签发了关于“野战军攻占古陂、新田地域的命令”。这是一个内容极其详尽的作战命令，其部署的周密程度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曾再出现过。命令明确了各路部队的进攻出发地和进攻前必须的准备，然后规定红军主力部队发起总攻击的时间为二十日晚。但是，由于第三军团没有按规定时间到达攻击地域，于是总攻击的时间拖后到二十一日拂晓。其部署是：中央红军由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地段突破粤军封锁。第一军团为左路，攻击新田、金鸡，向安西、铁石口方向发展；第三军团为右路，攻击韩坊、古陂，向坪石、大塘埠方向发展；第九军团跟随第一军团前进，掩护左翼安全；第八军团跟随第三军团前进，掩护右翼安全。军委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居中，第五军团担任后卫，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前进。

粤军在与中央苏区交界的防守线上部署了东、西两个战斗群。东线战斗群为粤军第一军余汉谋部。其各部队部署是：第一师，师长李振球，主力位于安西；第二师，师长叶肇，主力位于信丰；第三师，师长张达，主力位于赣县和南康；独立第二旅，旅长陈章，部署在安远。各部队沿纵贯江西西南的桃江构筑起一道由碉堡组成的阻击阵地，这便是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所面对的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

虽然红军与粤军事先达成了那份“粤军撤退二十公里”的协议，虽然在总攻击发起前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都收到了中革军委“如粤军自愿撤退，应勿追击和俘其官兵”的电报，但是，红军与粤军的协议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对于中央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转移，事先在红军内部都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怎么可能“事先告诉粤军”呢？况且，即使红军方面执行了这个前提，由于政治上的对立，双方达成的协议也不可能向下级部属传达。事后得知关于协议之事，粤军方面对团一级都采取了保密措施。这导致了当战斗发生的时候，粤军多次在上级命令撤退时官兵因为打红了眼而坚决不撤——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两军刚一接触，枪声即刻响起，双方展开的竟是激烈的生死之战。

粤军的防御阵地虽没有最后修完，但毕竟修筑了多年，不但有坚固的碉堡，碉堡的前面还加设了两层由铁丝网、竹桩、地雷和深沟组成的工事。战斗打响的时候，粤军声称他们的阵地坚不可摧，“红军休想越雷池一步”。面对粤军坚固的防御工事，手中只有步枪和手榴弹的红军拼死冲击。担任主攻的红三军团四师、六师干部伤亡将近一半，战士伤亡近千人。四师是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其先锋团是十一团，战斗僵持不下时，四师独臂师长洪超亲自指挥十一团冲击，最后以肉搏战击溃了当面阻击的粤军。接着，十一团的一个侦察排奔向最前沿侦察敌情，在信丰木桥镇附近，他们遇到了一股退下来的粤军。红军战士大声询问这股粤军的番号和他们长官的姓名，惊慌的粤军士兵说：“我们的师长跑远了！我们的师长跑远了！”就在粤军师长丢下他的士兵跑得无影无踪了的时候，红三军团四师师长洪超策马扬刀疾驰在他的队伍中。朦胧的月色下，一个粤军士兵抬起头来，看见一个一只袖子空荡荡地飘舞着的红军骑在马背上飞驰而来，另一只手里举着的马刀在月光中上下翻飞。战马越来越近了，惊恐万状的粤军士兵举起了枪。在子弹呼啸的战场上，十一团的红军官兵还是清晰地听见了“砰”的一声——子弹不偏不倚击中了洪超的胸口，洪超直挺挺地跌下了战马。年仅二十五岁的红军师长洪超在部队刚刚出征的时刻阵亡，令四师的红军官兵万分悲痛。军团长彭德怀闻讯大为悲伤，因为洪超已经是红三军团在短时间内失去的第二个师长了。

不久前，在反“围剿”作战的团村一战中，第三军团阻击着兵力一倍于己的敌人的冲击，双方士兵如同两股洪水撞击在一起，阵地上的肉搏战杀得天昏地暗。面对成百上千的红军不畏生死的拼杀，敌人最终支持不住了，数万人开始一起狂逃。彭德怀站在阵地后的指挥所内，虽已身经百战，但看着敌人从他面前汹涌而过，这位著名的红军将领仍是为之心惊。数十年后彭德怀回忆道：“当时尘土漫天，只见敌军狼奔豕突，不见我军混杂其间，虽是猛虎突入群羊，可是羊多亦难捉住。我以一万二千人，击溃敌三万余，仗虽打胜了，俘虏不及千人，算是打了个击溃战。”第三军团四师师长张锡龙与政委黄克诚也在前沿阵地指挥战斗，当敌人开始疯狂溃退的时候，他们走上阵地的高处观察战场形势。他们没有料到在不远处的一个山包上，草丛中埋伏着一小股敌人。师长张锡龙刚刚走上阵地，枪声响了，狙击步枪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并穿越而出，带着鲜血和脑浆继续朝前飞去，打在了政委黄克诚的眼镜上。猝然间不知到底怎么了的黄克诚弯腰去找眼镜，却听见脚下有人发出痛苦的呻吟。待黄克诚重新戴上眼镜时，看见倒在阵地上的张锡龙已没有了气息。红三军团四师师长张锡龙生于巴蜀山区，二十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著名的南昌起义，后毕业于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曾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锡龙倒下的那一天，恰逢他二十七岁生日。

年轻的红军师长长眠在被战火烧焦的阵地上曾令军团长彭德怀悲伤不已。现在，四师的又一个师长牺牲了。洪超，湖北黄梅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十八岁加入国民革命军叶挺的部队，在南昌起义中又加入朱德的部队。一年前，在保卫苏区的反“围剿”战斗中他身负重伤，终于从死神那里挣脱时，他少了一条胳膊。张锡龙师长牺牲后，晃动着一只空袖筒的洪超担任了四师师长。他打起仗来凶猛无比。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苏区的时候，他率领四师血战在苏区北部阻击阵地的最前沿，誓死不退浴血而战，成为红军师一级指挥员中少有的获得过“红星”奖章的人。此刻，洪超无声无息地躺在江西与广东交界处的泥泞中，四师的红军官兵围着他的遗体，拉着他那只空袖筒哭成了一片。

第一军团前卫团是二师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在第一军团的序列中，四团的前身是北伐战争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这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以后漫长的转战中总处在开路前锋的位置上。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红军的总攻击即将打响的时候，团长耿飚因疟疾发作浑身发软，警卫员不得不找了个门板抬着他。耿飚在迷迷糊糊的高烧中，听见杨成武正给部队下达战斗任务，然后就是来来回回的急促的脚步声。耿飚睁开眼，拉住一个人，一看是先锋营营长，就问：“部队要干什么？”杨成武没等营长回答就说：“要打一仗！”耿飚一下子从门板上下来，叫参谋长李英华拿地图来。警卫员赶忙递过来一缸子热水，耿飚不停地喝着热水，然后用斗笠遮住马灯盯着地图看。李英华说：“我们的突击方向是古陂，离这里近十公里。”耿飚和杨成武商量了一下，决定派尖刀连迅速接敌。

四团的那场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粤军支持不住开始向后撤退时，尖刀连连长喊：“追！不能让他们回去报信！”于是红军战士猛追不舍，最终把这股逃跑的粤军追上了。粤军士兵穿着清一色的斜纹布军装，个个都戴着钢盔而且武器精良。部队刚出苏区的第一仗就抓了俘虏，红军战士很是兴奋，他们让耿飚继续躺在门板上，说保证让团长在古陂吃上早饭。因为是第一仗，耿飚不敢马虎，他把特务连连长王友才叫来细致交代了任务。因为王友才是广东人，所以耿飚说让他去“招待”一下他的老乡：“从右翼插进去，猛打猛冲，但是不要硬攻碉堡，只要把他们赶出来就行。”王友才边点头边用广东话说：“系［是］的啦！系［是］的啦！”特务连上去了，冲到距离碉堡十几米远的地方，王友才开始用广东话向粤军喊话，其他的战士在他身边“冲呀杀呀”地一通乱叫，结果果然把粤军的增援部队引来了。粤军一到，四团一营就冲了上去，与粤军增援的一个营扭打在一起。这时候，四团的其他部队向古陂发动了冲锋，并最终占领了这个小镇。

位于赣州西南的古陂虽是白区，可这里的群众并不怕红军，他们把愤怒全都发泄到了粤军的碉堡上，因为粤军在修筑碉堡时强行征用了他们的木材、家具，甚至是棺材。红军将粤军打跑后，小镇上的人们蜂拥钻进碉堡，把里面的东西抢了个精光。四团在粤军的一个营部里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还有几床丝绵被。这几床丝绵被经师政治部批准，耿飚和杨成武每人分到了一床。杨成武很珍惜这床被子，在后来艰苦的征战中，他一直小心地带着它走了万里之遥。数十年后，杨成武依旧将这床被子保存在身边，他说看见它便会想起“长征第一仗”的那个夜晚——那个夜晚“有月亮，视野很好”，杨成武在“战斗间隙时不由得向后望了一眼，惜别的情绪依旧盘旋在心里”，因为“真的离开苏区了”。

二十一日，第一军团二师六团的一个连占领了金鸡，一师一团占领了新田；第三军团先头部队占领了百宝，六师十六团占领了韩坊。粤军开始全线撤退，红军开始全线追击。二十二日，第一军团击溃了从重石、版石向安西撤退的粤军的两个团；第三军团占领了桃江以东的坪石；第八军团在坪石以北的王母渡渡过桃江，向坳头背、大垅方向前进。二十三日，在第九军团监视粤军之时，第一军团在坪石以南绕过安西直奔桃江，第三军团顺利地占领了与桃江近在咫尺的大塘埠。二十四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已占领了桃江东岸，控制了岸边的渡口。晚上，各军团先头部队渡过桃江，抢占了河西岸各个要点。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红军官兵用热血和生命开辟出的狭窄的“甬道”间，在两侧红军主力部队的严密掩护下，军委两个纵队的上万人马安全渡过了桃江。至此，中央红军以伤亡三千七百多人为代价，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从被国民党军围困了四年之久的中央苏区突围而出。

就在中央红军开始全面突围的二十一日，位于江西的国民党军各部队收到了湖南军阀何键转发来的一封蒋介石的电报。蒋介石在电报中汇集了各部队关于中央红军动态的报告，因为消息互不验证甚至没有关联，所以看去如同大杂烩：十六、十八日有报告说，红军第一、第三军团正向宁都方向移动，携带了大量的粮食和弹药，初步判断红军准备攻击赣州。十七日有报告说，第五军团罗炳辉部两千人、机枪二十余挺已西去，长汀现仅由杂色部队维持秩序，“俱甚恐慌”。同时，一个情报参谋报告说，红军在兴国的医院也有移动的迹象。无线电侦察的结果是：红色中华通讯社已经五天没有广播了。综合上述所有情况判断，“赤匪”有可能“西窜”。这封电报，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军事转移作出的最早判断，但是口气并不十分肯定。因为就在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与南部防线上的粤军发生了激烈战斗的时候，陈济棠依旧向蒋介石报告说：“毛泽东现在于都。”——这本不是一个“情报”，因为蒋介石早就知道毛泽东在于都，毛泽东在那里已经有一阵子了。但是陈济棠的电报如此简明，这等于在告诉蒋介石，至少在他防守的那个方向上红军还没有什么动作。

然而，就在陈济棠给蒋介石发出这封电报的时候，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关于前沿军情的电报到了：

赣匪主力伪一、三、五军团企图西窜。本日发现赣、信两县之东北地区，计有伪一军团一、二师及三、五军团全部，其先头部队现在信丰属安息等处，与我守备部队激战中。

二十二日，中央红军全面突破了当面粤军的封锁线。尽管陈济棠对中央红军没有“事先通知粤军”就开始全线攻击强烈不满，尽管已经明知中央红军开始了大规模的突围，但他还是没有把这一重要的军情报告给蒋介石，至少是没有及时报告。

二十五日，驻吉安的国民党空军第五中队飞行员报告说，他们在粤赣湘边界地带的大山中发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大部队红军”，“数量约数万人正向湖南方向行进”——这是国民党军的飞行员第一次发现共产党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以及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行进的情景。而这时，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已经全部渡过桃江，离开中央苏区的边界已有上百公里了。

红军正迎着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走去。

航空照片和情报分析被立即送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终于确信中央红军已经突围而出。蒋介石的困惑和恼怒几乎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虽然那支被围困中的部队突围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且毛泽东绝不会等到国民党大军兵临瑞金城下时才做打算，可他们竟然如此轻易地突破了重重叠叠的封锁线——五十多万的重兵，九千多个碉堡，成百上千的飞机大炮坦克，花费金钱无数，伤亡官兵数万，费时数年之久，可最终还是让毛泽东就这么走出来了。

红军的突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关于这个问题，蒋介石和他的参谋们有过数种设想：从中央苏区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如果红军往东突围，那么国民党军就要从三面向东压缩，把红军赶进福建，然后一直逼到海滩上歼灭。如果红军向南突围，肯定是要走南昌暴动后朱德和周恩来走的那条老路——南下广东。虽然陈济棠有“通共”的嫌疑，但只要红军真的进了他的地盘，他就得全力迎战以求自保。那时中央军就趁势进入广东，在把共产党武装消灭的同时，顺便把那个不听话的陈济棠也解决了。可是，现在红军正向湖南方向行进，也就是说，他们出了苏区就折向了西面，根本没有进入广东的迹象。事情如此一来便有点复杂了。因为位于川陕地带的红军已把“围剿”他们的四川军阀刘湘打得狼狈不堪，刘湘不得不提出引咎辞职；而且有确切的情报说，萧克的红军残部已和贺龙的部队在湘西会合了，如果毛泽东走萧克的那条路，朱毛红军将会与贺龙、萧克会合，那样的话局势可就严重了。

“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十万元。献其首级者，赏洋五万元。生擒或杀死彭德怀等以下者，各赏洋一万元。”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发布了把朱毛红军消灭在第二道封锁线的作战命令。同时，以南昌行营的名义向全国发布了重新更改的“赏格”：“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二十五万元。”蒋介石的悬赏布告发布在中国的各大报纸上。有好奇的外国记者就此顺着世界历史的线索调查了一番，找寻了能够找到的所有有据可查的悬赏公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份悬赏是迄今为止以政府的名义针对某一个人的“最昂贵、最诱人的悬赏”。

虽然悬赏公告发布了，作战命令也发布了，但中央红军到底要干什么，到底要走向哪里，蒋介石仍在各式各样的猜测中。于是，南昌行营关于“围剿”中央红军的部署便以问号开了头：

查匪徒此次南窜系全力他窜？抑仍折回老巢？或在赣南另图挣扎？刻下尚难断定。惟歼匪于第一线以东地区已不可能，自应歼匪于第二纵线及万［万安］、遂［遂川］、汾［大汾镇］横线中间地区之目的，另为机动之部署。经详商拟定：

（1）先电芸樵［何键］迅就上述纵、横两线加强工事，严密布防。

（2）令李云杰集结遂川，援助罗霖，巩固赣州以北江防。

（3）周［周浑云］纵队抽调十六个团集结泰和，薛［薛岳］路抽集十二个团集结龙冈。

（4）匪如他窜，即以薛、周会两李［李云杰、李生达］进剿。如回窜，即以周纵队会罗、李，由赣州东进。薛路仍服原来任务。

（5）东路及辞修［陈诚］应加速向长汀、宁都分进。

渡过桃江的中央红军依旧分成三路，在广东东北部边界折向正西，沿着岭南山脉巨大的山谷向湖南方向行进。这里山深林密，溪流湍急，人迹罕至。在山谷两侧的密林中，偶尔会突然响起零星的枪声。集结在广东边界各个要地的粤军，甚至能够从阻击阵地上看见红军的队伍蜿蜒而行。那些挑着担子的红军和民夫一路都在他们精良武器的射程之内，但是，他们没有接到实施攻击的命令。粤军官兵趴在草丛中，看着如此大规模的行进不禁目瞪口呆。

十月二十六日，中革军委发出了《关于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西进道路，如粤军自愿撤退我军应勿追击的指示》：

林、聂、彭、杨、董、李、罗、蔡、周、黄：［亲译］

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地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其官兵；但这仅限于当其自愿撤退时，并绝不能因此而削弱警觉性及经常的战斗准备。

军委

二十六日

粤军第一军警卫旅少将副旅长兼二团团长黄国梁，是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学，毕业后与叶剑英一起在孙中山领导的粤军中工作。黄国梁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十四师师长，后因蒋介石怀疑他与广西的白崇禧暗通而被撤了职，黄国梁自此投奔了陈济棠。在接到命令率部开赴粤北的时候，他对军中的好友说：“最好不要和红军打碰头仗。”部队到达韶关，黄国梁见到了第一师参谋长李卓元。那天和黄国梁一起到达韶关的，还有二团少校政训员黄若天。黄若天后来回忆，当时李卓元说：“已经同共产党达成协议，互不侵犯。共产党借路西行，保证不入广东境内；我方保证不截击，在湘粤赣间划定通道让他们通过，并由我方赠送步枪子弹一千二百箱，由四师负责运送，到乌迳附近交接。拟定共产党西行通道是乌迳、百顺、长江圩以北，以及城口和二塘。过了二塘，便脱离了广东境。”李卓元还强调说：“关于协议的事，不能向团长传达，但要明确要求。共产党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总之，保持不接触。说不接触容易，要各级做到，执行起来不容易。”这段当事人的口述，至少证明了即使在中央红军开始突围之后，红军依旧与粤军保持着极其机密的谈判状态。虽然在向南突围的时候双方发生过激烈的战斗，但当中央红军开始向湖南方向行进时，粤军证实了红军没有进入广东的意图后，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让开了一条通道。从军事上讲，如果粤军在红军进入岭南山谷时全力发动攻击，红军将面临空前惨烈的战斗和难以预料的结局。从地图上看，这条沿着广东北部边界延伸出的通道，宽度也许不足二十公里，东起广东与江西交界处的乌迳，西至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城口，城口镇的北面就是湖南的三江口镇了。通道的路线虽然不长，但因行军速度缓慢，中央红军至少也要走三天以上。

黄国梁率领二团继续向北，沿着给红军留出的通道的南侧布防，以监视红军的行动，防止红军进入广东。二十七日，二团到达了指定地域并开始修筑工事。晚上，黄国梁接到了一团团长莫福来的电话，说红军正在渡锦江，队伍庞大，有乘骑有辎重，好像还有一个高级指挥机关。莫福来最后说：“一团请求出击。”黄国梁立即指示：“不准出击。”莫团长没有吭声便放下了电话。于是一夜无事。

二十七日晚，渡过锦江上游的红军正是军委纵队。

二十八日天还没亮，剧烈的枪声把黄国梁惊醒了，他赶紧打电话询问，原来是布防在城口南面仁化县厚坑方向的一个营与红军发生了枪战。这个营违反了“在厚坑以南布防”的作战命令，擅自把部队部署在了厚坑以北，而他们布防的阵地正好处在狭窄的通道内。黄国梁立即命令接电话的何营长“撤退到厚坑以南”。谁知何营长在电话里百般强调，就是不愿意执行撤退命令，坚持要和红军打上一仗，以表现自己的勇敢无畏。黄国梁只好立即给仁化县县长打电话，让他亲自赶到何营长那里再次传达他的命令。天亮的时候，厚坑方向的枪声停止了。第二天，粤军第一军警卫旅召开了营以上军官会议，黄国梁在会上声称要把一再违犯军令的何营长枪毙了。这边黄国梁的火气未消，那边他自己便挨了一顿骂。一直尾随着中央红军来到这里的粤军第二师五团团长陈树英火冒三丈地对着黄国梁喊：“眼看着共产党经过，不截击，真是饭桶！”陈树英之所以敢骂军阶比自己高的黄国梁，是因为他是陈济棠的亲侄子——这样看来，连陈济棠当团长的亲侄子都不清楚粤军与红军间的协议。

十月二十九日，中央红军接近了广东与湖南的交界处。

这时，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已经部署完毕。这是由粤军第一军主力部队组成的防线，阻击线沿大庚、南雄和沙田一线构成。如果不发生意外，红军通过粤军的阻击线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国民党中央军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紧急调动，特别是湘军第六十二师正迎面开来。蒋介石对“追剿”中央红军所作出的军事部署是以他对红军动向的判断开始的：“由赣南西窜之匪，尚徘徊于大庚东北地区，有向西北逃窜之模样。判断匪将以全力经赣南西窜，或以一部北犯遂川……”蒋介石使用了“尚徘徊”这三个字，足以显见中央红军行军速度之缓慢。中央红军自二十一日开始突围以来，整整一个星期，队伍仍没走出粤赣交界处的大山。蒋介石是以战斗部队通常的移动速度判断的，如果不是“徘徊”的话，红军早已进入湖南境内了。中央红军“徘徊”式的行军给蒋介石带来了判断上的误导，使他始终无法断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于是，他的军事部署只能是把“西窜”的红军歼灭在粤赣湘交界处的“纵横碉堡线之中间地区”。

国民党军的具体部署是：位于中央苏区北面和西面的部队迅速集中，然后分路进入湖南南部；粤军则需一面“努力堵截”，以迟滞红军的行进速度，同时还要派出主力“追击”。蒋介石唯恐粤军追击不力，特别强调由湖南军阀何键负责追击部队的给养：“先行饬知境内官吏、团队先事筹备，尽力协助。”并细嘱粤军官兵追击的时候“应轻装并携带炒米袋”——这时的粤军正缩在几个军事要点内，除了防止红军进入广东之外，他们绝不会主动追击红军；而湖南的何键正忙于本省内的“清剿”，因为贺龙的红军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所以他只派出一个师的湘军前来防守边界。除此之外的其他国民党军此刻都远在数百里甚至上千里之外，因此蒋介石的作战部署如同纸上谈兵。

不知实情的蒋介石雄心勃勃，但是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从四川打来的一封电报令他顿时气概全无。刘湘的电报内容为两项：其一，通报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会合后，正向他的地盘四川方向开进：“萧、贺合股已成事实，燎原之势既成，后患之忧更大。不特湘、鄂、川、黔边徼永无宁日，万一绕窜万［万县］东，以扰我五路剿匪后方，则将势成不至。”刘湘含蓄地警告蒋介石，别以为国家的祸害只有朱毛红军，会合之后的萧贺红军不但到处袭扰而且发展很快，闹不好就会成了扰乱后方的心腹大患。到红军抄了你中央军后路的时候，可别说我“剿匪”不力和没有事先提醒。其二，刘湘说：“近据各方情报，朱、毛西窜，先头彭部已达湖南汝城。是川、黔形势日趋紧张，川民引领，切盼中央速筹大计，早清搀枪，用固西陲。”——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而出并已接近湖南，这已经不是秘密，刘湘煞有介事的“近据各方情报”的说辞等于废话。这个四川军阀的真正用意在于“川民引领”和“早清搀枪”：不是总说我们地方军“剿匪”不力么？蒋委员长不是亲自坐镇南昌声称“不日歼灭赣南残匪”么？怎么最后却让朱毛红军跑出来了呢？这回倒要看中央军如何办理了。为此，四川人民都瞪大眼睛伸长脖子盯着看呢。《史记·天官书》中曰：“三月生天搀。”《尔雅·释天》中曰：“彗星为搀枪。”彗星俗称“扫帚星”，汉民族普遍认为天上出现彗星是大祸临头的先兆。刘湘在此引经据典比喻因为蒋介石的无能致使中央红军突围而出，真的由此酿成大祸，蒋介石要承担主要责任。蒋介石阅后称，这是一封“火上浇油”同时又“居心叵测”的电报。

广东仁化县城口镇是个隘口，南面的粤军严阵以待，北面是无路的大山，这里是中央红军西进的唯一通道。

情报说，城口镇内没有粤军防守，只有几百人的民团。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就是从袭击城口镇开始的。

担任袭击任务的是第一军团二师六团一营。年仅二十三岁的一营营长曾保堂，家乡就在部队刚刚经过的江西信丰。他一九二八年参加农民起义，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机智勇敢的红军指挥员。此刻，曾保堂面临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城口镇内的敌人虽并不强大，但要求他的营一昼夜间奔袭二百二十里，这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做到的。团里要求他去军团部领受任务，曾保堂到达军团部时，看见军团长林彪神情有点忧郁，在铺盖上半靠着不说话，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正在分析地图。左权交代：一营必须按时到达城口镇，不然湘军先到就麻烦了。聂荣臻说：“保堂，那是红军突出去的唯一的口子，要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它！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就托付给你们营了。回去一定要向战士们讲清楚！现在，把参谋长交代的任务给我重复一遍。”临走时，曾保堂向军团长林彪请示，林彪只说了一句话：“按照命令执行吧。”

二师六团团长朱水秋和政委王集成把团侦察排加强给了一营，并且派来了曾在这个营代理过营长的团参谋唐振旁协助指挥作战，团俱乐部主任余勋光也被派来协助做政治工作。经过加强的一营官兵们吃了一顿很饱的晚饭，每人还携带了够一天食用的米饭团子，临时又补充了弹药，连排长作战动员会议也开过了。十一月一日黄昏时分，一营出发了，序列是侦察排、机枪排、一连、二连、三连。按照参谋长左权的指示，全营官兵都上了刺刀，排成四路，疾速跑步前进。一营沿着大路没跑出多远，就看见了碉堡。碉堡上传来严厉的询问声，战士们有点紧张，但是前面的侦察排已经回答了：“老子是中央军！诈诈唬唬的小心把红军引来！”结果，就这样过去了。后来又不断地遇到碉堡，每一个碉堡都无声无息，可能是第一个碉堡里的敌人已经把“别惹中央军”的意思挨个通知了下去。天亮的时候，曾保堂看了看自己的队伍，掉队的不多，但干部们的肩上都多了好几支枪。趁着在树林里吃早饭的空隙，曾保堂在地图上一量，发现这一夜竟然跑了一百五十多里路。本打算让部队休息一下，但是怕一休息就睡着了，于是决定连续赶路。第二天黄昏来临时，曾保堂看见了前面的城口镇。

这是一个被几条河渠环抱着的小镇，镇前有一座木桥，要想占领镇子必须从桥上过去。曾保堂部署了两个连攻击两侧的碉堡，又选择了十几名水性好的战士分别从木桥的上、下游泅水过去，然后自己带领侦察排强行闯桥。桥头草棚子里的敌人正在灯下赌博，一个哨兵在草棚外来回晃荡。红军走近了，哨兵喊：“什么人？”红军战士答：“中央军！叫你们当官的出来说话！”红军说着话脚步却没停。哨兵慌了，回头喊：“班长！中央军兄弟要过桥！让不让过？”棚子里说：“是陈长官的队伍吧？先过来一个问问。”棚子里的话音还没落，棚外的哨兵已被红军扑倒，接着一颗手榴弹就在草棚子里爆炸了。侦察排在爆炸声中从木桥上一拥而过。这里的枪声一响，迂回的连队也开了枪，驻扎在镇子里的民团团长吓坏了，当即决定逃跑，结果刚出镇子就被包抄过来的红军俘虏了。一营迅速控制了城口全镇，而国民党军的大部队此时还没有到达，城口这个隘口要道已经扫清了。曾保堂命令三连一排长和一个班的战士赶快吃点东西，然后往回跑，把战斗结果报到军团部去。一排长带着一个班走了之后，一营的官兵虽已万分疲惫，但还是不敢睡觉，因为敌人一旦压过来，守住这个通道必会是一场血战。

曾保堂没睡，但一夜无事。第二天上午十点，哨兵抓到了几个便衣侦察员，一审问，曾保堂吓出了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的一个师已于昨天晚上六时到达城口镇附近。这个师几乎是与一营同时到达的，当曾保堂强行闯桥的时候，他们距离城口镇仅仅还有十公里的路程。但是，从城口镇方向突然传来的枪声令这个师停下了脚步，他们截住了几个从镇子里逃出来的民团士兵，惊慌的民团士兵对他们说镇子已经被红军主力占领了。结果，这个师立即往回撤，一撤就撤出了四十多里。

曾保堂后怕的原因是，如果一营奔跑的速度慢了一点，或者在中途休息了一下，那么，当一营攻占城口镇的战斗打响时，也许就要面对国民党军的一个整师了，那将会是付出巨大牺牲的拼死夺路。

但是，究竟四十里之外有敌人一个师的兵力，曾保堂为此作了拼死也要守住城口镇的战斗动员。中午，参谋长左权带领一个连进了镇子。曾保堂正要上前报告，左权劈头就问：“占领镇子为什么不及时报告？”曾保堂忙说昨天晚上就派一排长回去报告了。后来才知道，已经奔跑了一昼夜的一排长半路上实在跑不动了，钻进一个废弃的碉堡里准备休息片刻，谁知那一个班的红军士兵一坐下来就睡了个昏天黑地。

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布防的第二道封锁线由粤军和湘军共同构成。这是粤军和湘军的头一次“互相协同”，按照双方总司令的话讲，简直是“珠联璧合”。但是，只要红军一出现，粤军就往后缩，希望湘军快点上来；而湘军因为红军还在广东境内，希望以邻为壑，不肯耗费兵力冒险出击。结果，中央红军在敌人混乱而单薄的防守中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只是红军先头部队开路的时候，粤军、湘军和地方民团的混乱敌情常常让红军指挥员们有点糊涂。

第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就糊涂了好几天。抓到了敌人的尖兵，交代说是湘军，于是冲上去打，结果发现打的不是湘军而是粤军。侦察员报告说前面的村子里有敌人，于是便紧急组织攻击，冲进去发现敌人已没了踪影。正要命令部队追击，又报告说后面发现了敌人，接着就见村后的道路上果然来了一支队伍，走近了原来是支由少数官兵押送的挑夫队，挑着满满的军需物品。不用打就缴获了这些担子，问他们是给哪支部队送的，连押送的军官都说不清楚，只要是“剿匪”的部队就行。红军官兵打开担子一看，个个眼睛一亮：清一色的带曳光的尖头子弹。红军官兵的子弹全是苏区自己生产的“再生弹”，于是他们见到这些崭新的子弹如同见到珍宝。耿飚命令给每个挑夫三块大洋全部放走，然后让官兵把那些子弹尽力往身上塞。耿飚自己塞了满满三条子弹袋。这些优质子弹太宝贵了，因为常常舍不得使用，所以直到翻过雪山，耿飚的这些子弹都没打完。后来在两河口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耿飚把其中一条仍是满满的子弹袋作为礼物送给了第三十军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按照朱德发布的命令，开始陆续在先头部队开辟出的通道间穿越封锁线，向湖南与广东交界处的宜章、乐昌方向前进。

随着中央红军即将全部进入湘南，十一月六日，蒋介石给何键发出了“关于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漓水以东地区”的电报。这封电报显示出蒋介石混乱的猜测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的结果：“判断该匪必沿五岭山脉，循萧匪故道，经兴［兴安］、全［全州］间窜，且其行动必速，不致北犯，既有亦不过以一部掩护其侧翼。”蒋介石的判断已经没有差错，他确信中央红军将要取广西全州西进。蒋介石按照这个判断作出了阻截中央红军的军事部署：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集中央军薛岳部、周浑元部以及湘军和桂军共二十一个师组成第三、第四道封锁线。而此时粤军独立第三师李汉魂部、独立第一旅范德星部已从仁化前出至乐昌地区，粤军第一师李振球部和湘军的一部也已从郴县前出至宜章地区。

对于中央红军来讲，往北，并不是没有军事上的出路。蒋介石凭什么肯定地判断中央红军不会向北而是要沿着湘南边界继续向西？蒋介石的判断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依据是什么呢？查阅现有的史料，无法得出结论。而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就在这一天，自离开中央苏区以来一直沉默的毛泽东第一次开口说话了，毛泽东提出的建议是：立即停止向西的行军，中央红军要向北走。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跟随军委纵队到达城口镇。虽然他没有任何军事指挥权，但只要队伍停下来宿营或休息，他便要对着地图仔细研究，他常常因为警卫员忙着给他烧水弄饭而没有把地图及时展开而大发雷霆。红军不能再往西走的想法，产生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以后。向北，在北面的大山后面有毛泽东熟悉的湘南和赣南，有红色武装的起源地井冈山。毛泽东没有想过要到中国的西部去，他认为在红军向西的道路上，必会有敌人的重兵阻截。如果继续往西走，就不仅仅是国民党中央军和湘军的堵截了，广西军阀的部队一旦加入进来，将导致军事形势的更加恶化。毛泽东郑重地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红军不要向文明司前进，不要在坪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夺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回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毛泽东的计划是：在城口直接折向正北方向，沿诸广山北麓和耒水两侧一直挺进到井冈山西麓。红军在那里休整之后，集中优势兵力，寻找最有利的战机，与尾随而来的湘军或中央军打个歼灭战。然后，或上井冈山，或者沿着当年自井冈山出兵开辟赣南和闽西中央苏区的路回到瑞金去——毛泽东最初并没有转战上万公里把红军带到中国偏僻的西部去的想法，他那时候仅把中央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当作了一次战略性地调动敌人的机动作战。

毛泽东的建议没有被理会。

连日阴雨，山路泥泞而陡滑。

红军规定每天必须行军七十里，于是早上就出发，一直走到半夜也许才能到达指定的宿营地。阴雨中火把无法点燃，冰冷的雨点打在脸上，无法看清楚脚下的道路。前面的人滑倒了，连锁反应会引发一大串人倒下。身上的水和路上的泥沾在一起，站起身来都很困难。机器与行李担子在民夫和红军战士眼中几乎等同于灾难，由于负伤、掉队、牺牲等原因，负责搬运这些大箱子的人已经少了三分之一，这给剩下的人造成了更加沉重的负担。上山艰难，下山更险，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担子一起滚下去。为了寻找可以顺利通行的路，各部队都找当地的农民做向导，向导们对这支庞大的军队和其所携带的庞大的行装感到十分惊讶与不解。在缓慢的行军中，极度的疲劳和困倦折磨着每一个人，红军官兵吃辣椒、咬手指，生怕自己一迷糊掉了队或者滑进山涧。更严重的是饥饿，深山里没有人烟，携带的干粮早已吃光，即使偶尔路过一个村镇，粮食也被先头部队买光了。于是就喝山涧里的水，但是很快就闹了肚子，收容队每天的收容量都在百人以上。大家在收容队里互相搀扶着走，那些根本走不动和已重病在身的人，只能在经过村镇时留给当地的百姓。在一个巨大的陡坡下，几个红军干部掉了眼泪，因为数十名红军战士用了整整一个晚上也无法将一个巨大的箱子搬上去。忽然，有人主张把箱子扔下，但是没有一个人肯下这个命令。天亮以后，干部动员战士们再做一次努力，他们弄来了绳子，前边十几个人拉，后面十几个人推，一寸寸地向上挪，终于把大箱子挪上了陡坡。但是，这时候他们已经掉队了，因此只有不吃不喝不睡觉，抬着大木箱子赶了两个昼夜才追上大部队。

十一月七日，中革军委发布了红军主力部队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行动电令。从电报中看，前方的敌情并不严重：“九峰似有粤敌独三师一个团”，“乐昌似有独三师二个团”，“在汝城、宜章间没有正式部队”。湘军至少在预知的前进路线上“无大变动”。因此，电令要求“野战军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坪石［均含］之间通过”。但是，电报发出之后，军情却骤然紧急起来：自从红军突破中央苏区边界以后，粤军一部就一直跟在中央红军的后面，保持着约一两天的路程，始终没有攻击的意思。按照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说法，跟在红军后面的粤军是为了“监视红军不得南下进入广东”。现在，中央红军的大部已于城口镇进入了湖南南部，按理说后面的粤军应该回广东了。但是，不断有侦察情报报告，红军身后的粤军跟随速度越来越快，而且眼看着就要追上红军了。为此，中革军委决定：担任后卫任务的第五军团停下来阻击粤军，阻击地点是延寿。

追击红军的是粤军第二师和独立第二旅。其中，以第二师五团的追击最为积极，五团团长就是那个在仁化县城大骂黄国梁放走了“共匪”的陈树英。陈树英眼看着红军就要走出广东了，急切地想与红军打上一仗。八日，他接到了在“延寿附近发现红军后卫”的报告，报告里居然有“看样子他们很疲劳”的揣测，于是陈树英立即命令全团跑步前进——现有的史料无法提供这个粤军团长非要和红军作战不可的充足理由，在阶级地位上、意识形态上、政治立场上，甚至在个人恩怨上，都有产生这种极度对立情绪的可能，但如果陈树英不是团长而是师长或者军长，这种情绪所导致的后果也许就可能改变历史了。陈树英的先头营营长李友庄执行团长的命令很坚决，他带领他的官兵跑步翻过一座山脊后，在一条小河的对岸发现了红军的部队。双方当即发生了战斗。这些红军确实是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的官兵。红军在高处，有小河作为屏障，加之他们的任务是后卫掩护，自然要据险死守。陈树英命令部队涉河发动强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举着望远镜的李营长的手腕被红军击中。他的副营长潘国吉带领部队继续向前冲锋，刚冲上一个山坡，突然发现山坳中至少有千人以上的红军正在集结。潘国吉急忙转身，发现跟上来的部队充其量只有一个排，他想撤退但已经来不及了，陈树英的先头营瞬间成了红军的俘虏。

红军没有留恋战斗，迅速脱离战场向西走了。

清理战场之后的陈树英不甘心，依旧主张迅速追击。果然，在继续追击的时候，他的部队再次与红军遭遇并立即展开攻击。这次攻击陈树英所在的粤军第二师全部上阵了。陈树英决心要打个大胜仗，他站在粤军的冲击队形后，一个劲儿地催促着粤军士兵向前冲。仗一直打到了后半夜，陈树英觉出了有点不对劲儿，第二师的官兵都说从猛烈的火力上判断，无论如何都不像是红军。于是进攻暂时停了下来，派出人去观察，这才发现打了大半夜，打的竟是从另一条路追击红军而来的粤军第三师。这场粤军自己和自己的战斗使两个师均损失惨重，后来陈济棠把所有这些损失都作为与红军作战的消耗报给了蒋介石，要求委员长给予补充。

在红五军团与粤军交战的时候，红一军团受命抢占乐昌以北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军委纵队从九峰山山脚下通过。

九峰山，位于广东与湖南的边界，是从广东进入湖南的咽喉之地。接受任务之后，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与政委聂荣臻之间发生了短暂的摩擦。林彪认为，目前粤军并没有占领广东北部的乐昌，因此没有必要派出部队占领九峰山，只要催促军委纵队提高一下行军速度，完全可以顺利地通过乐昌一线。聂荣臻则认为万一粤军先于红军占领了乐昌，西进的通道就等于被堵死了，因此必须抢先占领九峰山制高点，以控制九峰山与五指峰之间的地带，保证军委纵队安全地通过。参谋长左权见军团长和政委意见不一，就建议先派出侦察部队到乐昌方向摸一下情况。但聂荣臻还是坚持派部队抢先攻占九峰山。

正在争执的时候，二师师长陈光到了。陈光报告说他的部队在向乐昌方向侦察的时候，看见了正在大道上快速行军的粤军。军团部里的争执立即被放下了。第一军团按照朱德的命令按时到达了一个叫麻坑圩的地方。林彪在那里发现了一条电话线，沿着电话线找到了一部电话机，一摇，居然通了。接电话的是前边一个民团自称是“师爷”的家伙。林彪装作国民党中央军军官在电话里骂了几句，口气蛮横的师爷立即缓和了态度。林彪让那位师爷把民团团长找来讲话。林彪问：“林彪的红军现在到哪里了？”民团团长说：“红军到哪里不清楚，粤军的三个团已经开到乐昌，其中的一个团去九峰山了。”林彪这才知道自己差点铸成大错，他放下电话立即命令道：“耿飚那个团能跑，让他们立即出发，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九峰山！”

阴雨变成了大暴雨，天地间一片昏暗，山涧中唯一的一条小路已被红军挤满，数万人的长长的队伍在大雨中缓慢向前蠕动着。四团政委杨成武在拥挤的人流中看见了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高大的罗炳辉因为马丢了正艰难地走在前堵后拥的队伍中，杨成武立即把自己的马送给了罗炳辉。山涧小路上的情形让耿飚和杨成武都产生了巨大的担心：现在，几乎所有的红军部队都被压到一条狭窄的道路上了，如果前面的九峰山拿不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耿飚带着他的四团不顾一切地向前跑。巨大的雷声和粗大的雨鞭把马吓坏了，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向前一步。耿飚立即弃马和部队一起跑。跑着跑着，就觉得浑身颤抖不止，他知道自己的疟疾又犯了。他向身边的师长陈光嘟囔了句什么，陈光一个劲儿地点头：“要得！要得！”实际上，在暴雨中奔跑的陈光什么都没听见。四团的官兵跑到九峰山下就开始在暴雨中往山上爬。他们不知道在山的另一面，粤军也正在往上爬，且粤军比红军离山顶更近一些。但是，狂风暴雨帮了红军的忙，粤军是顶风，红军是顺风，结果刚刚上了山的粤军还没来得及设置阻击阵地，就被爬上山的红军赶了下去。占领了山顶的红军立即开始挖工事，官兵中有人还穿着从苏区穿出来的短裤，因此在大雨中被冻得瑟瑟发抖。发着高烧的耿飚嘴上起了一串水泡，师长陈光给他卷了一支旱烟让他提提神。

大雨停了，粤军的反击开始了。

在四团与粤军交火的时候，九峰山相邻的山头上插满了红军的红旗，冲击的枪声此起彼伏。在两侧部队的全力掩护下，军委纵队及其他红军部队从山下狭窄的山路上滚滚而过。

万分危急的军情令红军明白了那些巨大的箱子可能导致的危险，中革军委终于下令将搬运不了的大行李就地销毁。于是，恨透了那些东西的红军官兵立即开始砸，最后只剩下了四百多件。摆脱了大行李的红军官兵情绪明显好转，他们唱着歌喊着口号一路向前——在中国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巨大的山峦褶皱中，数万人的队伍在不断的作战中汹涌流动，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奇观，尽管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和整个世界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景象。

中央红军通过了乐昌一线，陈济棠终于松了一口气：红军完全走出了他的地盘，粤军的任务也完成了。红军说话算话，没有进入广东；而自己也遵守了协议，没有与红军为难。

九峰山阻击战是粤军与红军的最后一战。

完成了掩护任务之后，四团官兵抄小路赶到主力部队的前面，重新回到了整个红军的前卫位置。由于四团官兵中生病的人太多，耿飚在一个叫天堂圩的宿营地请来个老中医给大家看病。这位拥护共产党主张的老中医专门为四团官兵熬了一大锅中药，还给很多人做了针灸治疗。耿飚要求老中医马上治好他反复发作的疟疾。老中医沉吟了很久说：有一个祖传的秘方，但毒性很大，平时不敢轻易使用，因为病人服后会大把地掉头发。老人担心面前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如果变成个秃子，将来就可能找不到“堂客”了——江西、湖南一带的人管“老婆”叫“堂客”。耿飚大笑道：“不怕！只要能继续干革命，不要堂客也行！”耿飚要了老中医的秘方，走了好久之后，才在贵州境内的一个县城里配齐了药，一剂喝下去，头发掉了很多但没掉成秃子，手脚麻了些日子但无大碍，最重要的是疟疾治好了！耿飚把这个秘方一直带到了延安。

红军全部通过九峰山一线的消息传到了南昌，蒋介石这才明白那个陈济棠一直在和他耍把戏，其“通共”程度比想象的还要严重而恶劣。恼怒的蒋介石给陈济棠发去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声称要对陈济棠动用刑法：“……平时请饷请械备至，一旦有事，则拥兵自重……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贻我国民革命军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二十七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阻截，以赎前愆。否则本委员长将执法以绳……”而陈济棠在蒋介石的电报上只草草地写下了几个字：“本电报转发至团长为止。”

蒋介石匆匆回到了南昌大本营，两份重要的情报随即到了眼前：一是向瑞金前进的国民党军获得了中共的材料，其内容充分证明红军的大规模移动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二是粤军与红军的作战虽然规模并不大，但是，红军主力部队的番号都已一一显露，这再次证明江西的红军确实是“倾巢逃窜”了。蒋介石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再次对中央红军的走向进行了讨论。在红军西行的问题上没有争论，但是，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的一个猜测令人吃惊。这个“攘外必先安内”理论的主要策划者有蒋介石的“策士”之称，他认为“中央红军有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这时，中央红军刚刚进入湖南南部，杨永泰如此超前的判断，如果不是他直觉敏锐，便是他故意在蒋介石面前危言耸听。因为就当时的情报而言，判断中央红军将去湘西与贺龙和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有充分的理由，但是预言中央红军将绕行遥远而艰难的路途前去四川西部，显然有点不合逻辑。因此，蒋介石当即反驳道：“那是太平天国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后来的历史证明，杨永泰那个近乎胡思乱想的判断竟然是正确的。

会议作出了军事部署，心情急切的蒋介石要求立即把军事部署的电报发出去。他的急切既来自担心也来自兴奋。担心的是，按照目前朱毛红军的走向，与贺龙、萧克会合的趋势已经明朗，如果让他们如愿以偿地实现了会合，那么红军主力将在湘南和湘西重新建立根据地，将来湘鄂川黔的红军连成一片，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而兴奋的是，朱毛红军已经“流徙千里，四面受制，虎落平阳，不难就擒”。且从军事上看，共产党红军已经走进了一个绝境。负责起草军事部署电文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正患头疼，但是每过十分钟就接到南昌大本营参谋长贺国光的一次催促电话，贺国光在电话里只有一句话：“校长等不及了。”于是，电报被迅速地草拟出来，其主要内容是：

一、以湘军刘建绪部率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中四个师，立即开赴广西全州依湘江东岸布防，与驻守在灌阳的桂军第十五军切取联系，进行阻截。

二、以中央军薛岳部率吴奇伟的第七纵队及韩汉英、欧震、梁华盛、唐云山的四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朱毛红军北上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

三、以中央军周浑元部率所辖谢溥福、萧致平、万耀煌、郭思演师尾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加以确保，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

四、以湘军李云杰部率王东原师及其所兼之第二十三师，取道桂阳、嘉禾、宁远，沿着红军前进的道路尾追。

五、以湘军李韫珩部率所兼之第五十三师，取道临武、蓝山，沿红军前进的道路尾追。

五路大军协同作战的部署颇费了蒋介石的一番苦心。第十六军李韫珩部和第二十七军李云杰部，官兵多来自嘉禾、蓝山和宁远，部队十分熟悉即将展开作战的地域；周浑元部属中央军精锐部队，所以用其强占道县压迫红军西进；而吴奇伟部沿着永州西进，可阻止红军向北，令其非渡湘江不可。如此，五路大军便在湘江东岸的有利地形上形成了决战局面，这势必会给朱毛红军以毁灭性的重创。即使红军能够挣脱“围剿”，也只能掉头进入广东，陈济棠总不至于欢迎红军进他的广东吧？他手下的几万部队对付红军余部应该没有问题。至于有人提醒蒋介石说，广西的桂军可能和粤军一样不听指挥，甚至也可能“通共”，蒋介石的回答是：“不必担心，广西北部有大量的民团，红军即使想进去也不那么容易。如果桂军真把红军放进了广西，中央军也会跟进，那时他们就知道利害了！”

下达命令时，担心部下不认真落实部署的蒋介石还在电文中引用了中国古代兵家尉缭子的四句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中国战国时期的兵家著作真可谓亦兵亦文，只四句话就把求敌若渴的心境描绘得形象之极：既然大军集结了，官兵出击了，也就没有任何退路了！寻找敌人要像寻找自己丢失的儿子那样心急火燎，打击敌人要像去救一个快被淹死的人那样奋不顾身。

蒋介石任命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也是出于周密的考虑。在向国民党军各部队发出了任命何键的委任电之后，蒋介石专门派飞机给何键空投了一封亲笔信：

芸樵兄勋鉴：

今委任兄以大任，勿负党国之重托，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并录古诗一首相勉：

昨夜秋风入汉关，

朔云边月满西山。

更催飞将追骄虏，

莫遣沙场匹马还。

中正 文酉行战一印

面对委员长的恳切言辞，何键受宠若惊，他当即复电表示拼死决战不负重托。然后，他将蒋介石的信札大量复制，广为散发，以激励下属同时抬高自己。

在任命何键的同时，蒋介石却任命原国民党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为第二路“追剿军”司令。薛岳对此很不满意，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和心腹，他不愿意把中央军的近六个师的兵力置于何键这个地方军阀的指挥下。薛岳向蒋介石发牢骚，他得到的是“越境追歼有利于国家大局”这句听上去意思很含糊的话。薛岳确实无法理解蒋介石的周密打算：首先，红军现在进入了湖南，那里是何键的地盘，无论任命谁当“追剿军”总司令，在何键的地盘上调动部队、筹集给养以及求得作战支援等等，只要湘军不想积极配合，所有的行动都将受到制约，所以不如直接任命何键统筹指挥。何键杀了许多共产党人，特别是他杀了毛泽东的妻子，挖了毛泽东的祖坟，毛泽东的军队一旦踏上湖南的土地，何键自知他将要面对的是血海深仇，那么让他率领湘军与朱毛红军杀个天昏地暗有什么不好？最终，湘军和红军拼光了，湖南自然就变成了中央军的地盘。其次，何键不会容忍朱毛红军在湖南立足，而如果他是“追剿军”总司令，湘军就会跟着朱毛红军一路追击下去，哪怕追出了湖南。湘军一旦被调出湖南，薛岳率领的六个师就可以趁机进入，成为中央军钉进湖南的一颗钉子。而在这之前，别说皇皇六个师的中央军，就是蒋介石的一兵一卒也休想进入湖南。最后，蒋介石向来与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猜疑很深，而中国各省的军阀们彼此又从来互相戒备，现在朱毛红军进入了湖南与广西的交界处，湘军也许不可避免地要进入广西境内，而何键与李宗仁和白崇禧之间却有很深的私交，湘军的进入不会引起桂军的猜疑，两军必能协同合力封锁湘江——果然，如蒋介石所盘算，接到任命的何键立即给已经归他指挥的薛岳发出了电报，内容是：“欢迎中央军入湘作战，戮力同心，共矢有我无敌之决心。”

现在，中央红军的前面横着两条大河：潇水和湘江。

两条大河之间地域狭窄，河渠纵横，地势平坦。

从军事地理上看，大军一旦进入这样的地带，当前后都有河流阻隔的时候，如果陷入包围几乎等同置于绝境。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日，湘南宜章方向一直有炮声传来，无法得知那里的战况。侦察员报告说，前面的路上有数座难以逾越的大山，能供主力部队和军委纵队通过的只有两条不宽的土路，但两条路都要经过宜章县城。更严重的是，连日大雨不断，无论是潇水还是湘江定会洪水暴涨，如果不提早派出部队占领渡口、准备船只、架设渡桥，大队人马一旦拥挤停滞在大河岸边，国民党军几乎不用使用地面部队，仅凭飞机轰炸就会给红军造成巨大伤亡。为此，根据中革军委“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的部署，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提出了以第三军团为先遣军团抢占潇、湘两水主要渡口的建议。

至此，中央红军离开瑞金苏区已经一个月了。

一个月内红军没有遭遇重大敌情，已经通过了敌人的两道封锁线。之前，萧克的第六军团在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出发前撤离根据地时，走的也是这条路，而现在，第六军团已经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了。第六军团仅有七千人，中央红军有数万人；第六军团走了两个月，那么中央红军再走一个月就能与贺龙和萧克会合了。博古和李德为此心情一直很好。只有周恩来的心情一直不佳：转移的突然性使敌人没能来得及调整部署；通过封锁线的时候与粤军事先有协议；第六军团七千人中有五千的作战部队，依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现在中央红军近十万人的大搬家，作战部队的任务已不只是消灭阻截的敌人，还要打通并守护一个长长的“甬道”，以掩护两个庞大的军委纵队通过。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敌人调动完毕，谁也无法料到如此规模的转移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

中央红军自军事转移开始，一直避免攻打县城，只要有可能都是绕着走。现在，湘南的宜章县城横在了红军向西行进的通道上。

既然宜章是必经之地，那么就必须占领宜章。

大雨中的一个夜晚，距宜章县城四十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里，第三军团六师师长曹德清和政委徐策来到十六团团部，下达了明天黄昏前必须占领宜章县城的任务。为了加强十六团的力量，彭德怀还专门把军团的山炮营派来配合战斗。

宜章县城，南接广东，东接江西，全县丘陵地貌，植被葱茏茂盛。

根据情报，宜章由湘军的一个营防守，县城四周碉堡林立。由于通往县城的公路畅通，战斗打响之后，湘军的增援能够快速到达。接受了任务的十六团团长李寿轩和政委于端祥立即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团长李寿轩认为要对打碉堡有充分的准备，山炮够不到的碉堡，必须要上爆破组，与那些坚固的碉堡拼死一搏。政委于端祥发言时表情严肃，他说如果宜章县城拿不下来，军委纵队的行军道路就将被堵死。现在国民党军已从各个方向包围过来。大家掂量一下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吧。会议最后决定一营、二营担任主攻，三营为预备队。会议正开着，来了几个老百姓，原来是中共宜章县委派出县游击队副队长前来接洽。副队长显得很激动，说游击队的百十人都归红军指挥；还说现在宜章县城里的那个营是何键收编的一股土匪，大约有五百多人，头目名叫程绍川，是个无恶不作的家伙。

天亮的时候，十六团出发了。依旧是冷雨。游击队带着抄近路，走的全是泥泞的山路。直到中午的时候，红军才上了大路，疲惫不堪的官兵们刚把粘在鞋底上的沉甸甸的泥巴刮掉，前面就响起了枪声。敌人占领了大路两侧的有利地形开始了阻击。十六团的队伍短暂混乱了一下后迅速组织起反击。机枪压制，两路包抄，当红军官兵发起冲锋的时候，阻击的敌人撒腿就朝县城跑去。红军官兵在后面追，边追边喊话，逃跑的敌人还是拼命跑，有跑不动的就当了俘虏，一问，是程绍川的队伍，上司命令他们把红军阻击在距离县城二十公里之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下午三点，十六团指挥所设立在县城外的一个山包上，从这里可以俯瞰宜章县城全貌。军团的山炮营上来了，开设了射击阵地。各营根据各自的任务开始攻击县城外围的那些碉堡，结果山炮一响，还没派出爆破组，碉堡里就空无一人了。外围清扫得很快，下面就是攻城了。十六团开始做战斗准备，这时，他们发现当地的百姓在他们周围越聚越多。突然，不知哪个一声呼叫，百姓们蜂拥向红军跑来，加入了战斗准备的行列。他们为红军推炮、挖工事、搬运弹药，还有一群百姓弄来了木头为红军制作攀登城墙的云梯。最后来了一群手拿工具的民众，一问，原来是在这里修建粤汉铁路的工人，他们的到来引起正在忙乎的红军官兵的热烈欢呼。这个场面令走了上千里路的红军骤然想起了苏区的日子，想起了苏区的兄弟姐妹和父老乡亲，他们的眼睛湿润了，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同志们”。

一个小时后，指挥部下达了攻击宜章县城的命令。红军官兵劝说百姓们躲远点，免得伤了，但是百姓们不但不走还要往前冲，这一幕使得宜章城门外竟不像是大战在即而像是即将联欢。攻城的第一枪打响了，十六团的队伍刚刚向城墙冲去，眼前的情景又令他们大吃一惊：宜章城门突然大开，百姓从城内汹涌而出，他们大声喊着：“红军进来吧！红军进来吧！他们已经跑啦！”

在百姓们的簇拥下，第三军团六师十六团的红军官兵凯旋一般走进了宜章县城——宜章，当年朱德和陈毅在南昌起义后曾转移到这里举行了湘南暴动。这里的百姓知道红军的主张是什么，知道红军官兵是什么样人。

然而，红军自上而下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占领了宜章的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提出了一个建议：不能再往西走了，尤其是不能向湘江走了：

以三军团向湘潭、宁乡、益阳前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军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人的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彭德怀的建议与毛泽东的建议有相似之处，即：以一支部队向北，直接威胁长沙，打乱敌人的部署，并牵制敌人的兵力；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直接深入湖南腹地，向湘西拓展，寻求创建新的根据地。应该说，这样的建议有相当的合理成分，因为这样一来便会搅乱蒋介石的部署，数万红军主力完全能够与湘军周旋作战并且打几个胜仗。再者，在中央红军行动的同时，命令贺龙和萧克于湘西同时出击，在沅陵一带创建根据地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博古和李德“既未回信，也未采纳”。中革军委的思路是：沿着第六军团转移的路线，沿着湘桂边界向西再向北，与贺龙和萧克会合。这就是说，红军必须过湘江。

过粤汉铁路的时候，第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见到了毛泽东，这是毛泽东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后，这位师长一年多以来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时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都拥挤在一条小路上，正在粤汉铁路东侧的一师接到军团部的紧急命令，要求他们派出一个团立即赶到军委纵队的前面去：“动作要快，不得延误。”李聚奎亲自带领三团从掩护阵地上撤下来往前跑，行进途中，他看见了坐在路边休息的毛泽东。和毛泽东坐在一起的还有周恩来和朱德。出生于湖南涟源的李聚奎时年三十岁，是一名在保卫井冈山根据地和湘鄂赣根据地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红军指挥员。当他看见又瘦又高的毛泽东坐在潮湿的地上吸着烟时，心里一阵难过。没等他开口，周恩来就和他打了招呼：“来得好快呀！”接着，周恩来展开地图，向李聚奎具体指示哪里放一个连，哪里放一个排，目的是全力保卫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说：“别怕部队撒得太散，后续部队一上来，你们立即收拢，不影响你们执行左翼前卫任务！”这时，毛泽东说话了：“动作要迅速，不然后面的队伍就会堵塞住了。大方向是嘉禾、蓝山，你们如果相机占领一两个县城当然好，如果不能走大路就走小路，小路过不去就爬山，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边决定，不要等指示，我们在后面跟着！”毛泽东特有的语言风格和表情手势令李聚奎想起了井冈山上的日子。李聚奎向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分别敬了礼，然后朝他的部队跑去。跑出几步他又回头看了一眼，看见毛泽东正在细雨中凝望着他。

军委纵队和主力红军进入了宜章。

欢乐的宜章！欢乐的突然降临令红军官兵疲惫的身心猝不及防，他们恍惚觉得艰辛的征程到此为止了。红军砸开了监狱，释放了革命者和无辜群众。红军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把没收的豪绅地主的财物全部分给了贫苦百姓。宜章全城店铺营业，生意兴隆，因为红军要补充许多物品。红军的采购人员使用的是红军自己的钞票，店家收了之后到一个指定地点去换大洋；红军的信誉好，店家换来的大洋货真价实。晚上，红军宣传队在露天演出，军委卫生部的两百多名十四五岁的小红军都是看护，小看护们唱起的歌声清脆悦耳余音缭绕，百姓们对他们仰着头唱歌的模样十分喜欢。天黑了，县城里各家各户的灯都很亮，百姓们男女老少聚在一起，话题全是红军。第二天早晨，像是约好了似的，上百个青壮年来到红军驻地要求参加红军。因为当年朱德的部队来过这里，不少百姓打听自己当年参加红军的兄弟或者侄子现在在哪个部队。军委纵队的一个管理科长是当地人，他请假两个小时回家看看，结果等他回来的时候，不但带回了一大罐子家乡的甜米酒，还有十一个要求参加红军的老乡。最踊跃参加红军的，是在这里修筑粤汉铁路的四千多工人，他们多数是从湖南各地招募来的。红军专门给这些铁路工人开了大会，告诉他们受压迫受剥削的原因，然后给他们发大米和衣服，还给愿意回家的人发路费。这些贫苦人从没见过对穷人这么好的队伍，一个口号在铁路工地上流传开了：“兄弟们，跟着红军干事去！”

红军继续西进了。

百姓们不愿意红军走。

红军官兵唱着歌，向百姓们挥着手，脚步格外坚定地向着前方，脸上洋溢着走向胜利的欢欣的笑容。

对于刚刚踏上艰险征途的红军官兵来说，湖南南部那个叫宜章的县城给予他们的短暂欢乐，将永远留存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尽管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接下来最残酷的战斗中很快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