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湘西、皖南与豫西

三十八岁的贺龙站在湖南西部一个长满香樟和苦竹的山顶上，目光越过山下的一大片平坝，在对面同样葱郁的山岭间游移，他想看见哪怕是瞬间闪现出来的那个熟悉的身影。

个子不太高但显得十分结实的贺龙，与个子同样不高但显得有些瘦小的萧克之间的不寻常的友情，在中国革命史中堪称佳话。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娶了一对亲姐妹为各自的妻子，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具有同样政治信仰的共产党人志同道合。

山下的那一大片平坝被当地人称为十万坪谷地，这个南北长约十五公里、东西宽约四公里的平展的坝子，面积之大在湖南西部连绵的群山中十分罕见。

一场为摆脱围困而进行的伏击战就要在十万坪谷地中打响了。

这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的上午。在离这里大约四百多公里的湖南与广西的交界处，中央红军庞大的队伍正在连绵阴雨中向着凶险莫测的湘江上游移动。而此刻贺龙的眼前却是阳光灿烂，宁静的平坝在暖洋洋的冬日阳光的照耀下浮动着一层金黄色的尘雾。

贺龙的部队是一九三四年分散在中国的数支红军武装中的一支，在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的序列中被称为第二军团。

湘西是贺龙的家乡。

原名贺文常的贺龙一八九六年出生在桑植县一个叫洪家关的村庄里。他的祖父是清末的一名武举人，其父虽然以农为业，但仍继承了家传的武艺。这个家族的从武传统对贺龙一生不改的强悍性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少年贺龙为了谋生，曾经在这一带的崇山峻岭中赶过马帮，因此他对这里的每座山每条水都了如指掌。十八岁时，贺龙成为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中的一员。这个以推翻袁世凯为政治目的的政党下达给贺龙的指令是拉起一支队伍并组织武装暴动，但是由于消息走漏暴动没有成功。一九一六年，二十岁的贺龙给云南护国军首领蔡锷写过一封信，他请蔡锷派军队进入湖南帮助他再次举行暴动，但是他的邀请被蔡锷拒绝了，于是贺龙决定自己干。那是初春的一个晚上，贺龙带领二十多个青年袭击了盐局税务所和团防分局。袭击时他们手中只有一支老式火枪、三把马刀和三把菜刀，而袭击的收获却是缴获了枪支和财物。在把财物分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后，这个二十岁的山村青年成为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二营营长。在混乱的年代里，无论各路军阀如何利诱，这个青年从未改变过他对孙中山的忠诚。到了一九二六年孙中山领导北伐战争的时候，贺龙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一年以后战争结束，他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同年，在共产党人策动的南昌起义中，贺龙的部队成为起义军主力——就在国民党开始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贺龙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自此确立了至死未曾改变的信仰。

南昌起义军转战广东失利后，贺龙在湖北南部的洪湖地区开始了他组织红军武装的革命生涯。一九二八年，他在家乡聚集起三千多人的队伍，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在国民党军和地方军阀的疯狂“围剿”下，这支红军武装数次陷入危机之中，数千人的队伍曾一度仅剩下不足百人。但是，无论环境如何恶劣，贺龙率领的红军始终转战在湖南与湖北的边界地区。一九三〇年，第四军与另一支红军武装第六军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一九三一年初，红二军团改称红三军。红三军先后开辟了湘鄂西和洪湖两个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部队发展到两万多人。然而，令这个在死亡面前都不会退缩的共产党人悲愤的是不断发生在红军内部的“肃反”运动。一九三一年，王明派来的那个叫夏曦的湘鄂西分局书记竟连贺龙也列入了审查名单，“肃反”运动不但令许多红军干部遭到错杀，最终还导致了两个革命根据地的丢失。贺龙的姐姐贺英在战斗中牺牲，妹妹贺绒姑被敌人追到一个山洞里残酷杀害。

一九三四年夏，当江西南部的中央红军开始准备军事转移的时候，贺龙率领的红三军经过艰苦转战，在一个更偏僻的地区——四川与贵州交界处的苗族和土家族聚集地——开辟了一个狭窄的立足点，军指挥部就设立在四川境内酉阳县一个叫南腰界的小村庄里。

在南腰界，贺龙从当地小学校里弄来一张国民党当局的报纸，他在报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江西萧克匪部第六军团窜入黔东，企图与贺龙匪部会合。”此时，由萧克和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已经从甘溪的围困中冲出，官兵正分成数股顽强地向红三军所在的方向艰难靠近。红六军团转战如此遥远的路程，遭遇如此严酷的战斗，突然之间距离红三军如此之近了，这让偶然获得了消息的贺龙悲喜交加，他立即命令七师和九师分两路前出贵州方向，他对红军官兵说：“咱们去撞六军团！”

两天之后，红三军九师到达了一个叫铅厂坝的小镇，当他们准备宿营的时候，与湘军周燮卿部遭遇。九师二十六团被湘军从行军序列中阻断分割出来。二十六团团长常德善、政委汤成功正纳闷湘军为什么会出现在如此偏僻的地区，却突然发现山下的小河边有一小股部队在慢慢移动。二十六团立即派出部队前去与那股小部队接触，在远远地开了几枪试探之后，二十六团的红军官兵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个令他们眼睛一亮的东西：一顶缀有红五星的军帽。他们放下枪，轻轻地喊，大声地喊，然后，他们奔跑了过去。躺在草丛中的人已经无力站起来了，红三军的红军官兵小心地走到跟前，把这些红六军团的士兵扶起来，然后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几乎与此同时，在贵州沿河县的水田坝村，由贺炳炎率领的红三军独立团的官兵把一支大约百人的队伍带到了贺龙面前。尽管百人中无一人不是衣衫褴褛，但贺龙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站在最前面的那个万分消瘦的人是红六军团的参谋长李达。

这一瞬间发生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下旬。第六军团以巨大的代价揭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幕，尽管这一过程使这支红军武装经历了太多的艰险与苦难，但他们终于与红三军在贵州、湖南和四川三省交界处的荒僻群山中会合了。可以想象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萧克和留着胡子的贺龙自南昌起义之后再次相逢时的情景。

同样是湖南人的萧克十七岁便只身来到广州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和贺龙一样，萧克也是在南昌起义爆发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起义失利后，萧克在湖南宜章担任一支农民武装的指挥官，而后参加了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跟随朱德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他先后在红一方面军中担任独立第五师师长、第二十二军军长、第八军军长，一九三二年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那一年他刚满二十四岁。

十月二十六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的官兵在南腰界举行了联欢会。

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

贺龙与萧克，两个性格坚强的共产党人从此生死相依。

第二、第六军团会合后，向中革军委提出了两个军团建立统一指挥的建议，但受到临时中央局的严厉指责，中央局要求两个军团各自“单独接受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并且单独地活动”。当时，红六军团归队的官兵只有三千多人，其中还有三百多名伤员，由于干部大量牺牲和部队曾被打散建制已不全；第二军团由于“肃反”扩大化，基层连队的党团员和政治干部也非常缺乏。“我们谁也离不开谁！”在没有得到临时中央局同意的情况下，红二、红六军团还是迫不及待地建立起统一的指挥机构。第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曾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第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于是，两个军团近八千名官兵热烈拥护贺龙和任弼时的统一指挥。“会师，会师，我们见到老师了。”在贺龙的眼里，红六军团是来自中央苏区的部队，是诞生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部队，他们具有丰富的建军和作战经验。为此，贺龙向红六军团要了数名优秀的干部担任红二军团的师团政委。

第二、第六军团所在地是一块纵横不过一百公里、仅有十万人口的荒凉地带，这里无法养活八千人的红军队伍。因此，两个军团统一指挥后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离开这里，到湘西寻求发展。在红军官兵的大会上，贺龙说：“六军团的同志们来到我贺龙这里，想好好休息一下打双草鞋，这个要求不过分。但是，我们这块根据地是新开辟的，还不巩固。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呢？”贺龙抬起一只脚，用手里的竹烟袋杆敲了敲他的草鞋底，然后大声说：“根据地在我们的脚板上！”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央红军突破了瑞金苏区南端的粤军防线，正缓慢地行进在广东北部的大山中，而第二、第六军团这一天则从南腰界出发，开始向湖南西部的永顺、龙山和桑植地区开进。

这支八千人的红军队伍由熟悉地形的红二军团开路，红六军团跟随在后，他们沿着湖南、湖北和四川三省的边界一直向北，一度进入了湖北的来凤县境内。在确定敌人已经从各个方向开始向湖南北部集结时，他们突然将行军路线折向东，重新进入了湖南。之后袭击了湖南西部的龙山和永顺两座县城，县城里的团防根本没有招架之力，拿红军官兵的话讲：“打得他们连骨头渣渣都没了。”十一月七日，当中央红军到达广东与湖南交界处那个叫城口的小镇时，红二、红六军团的领导们已经住进了永顺县城一座华丽的老宅之中。这座老宅是国民党永顺县党部的办公地。眼下，在大厅悬挂的那块“天下为公”的匾额下，谈笑风生的是一群无比坚强的共产党人。

第二、第六军团在风景秀丽的永顺县城开始了难得的休整。

军团领导在县城的天主教堂里召开了干部会议。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传达了中央六届五中全会精神，虽然这一精神表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是“绝望的进攻”，红军很快就要取得“一省和数省”的苏维埃革命胜利，但博古的这些话显然与中央红军放弃根据地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的现实不相符了。会议对中央派来的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的“肃反”扩大化问题进行了批评，在随后写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报告中“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的职务。尽管如此，“左”倾的思想依旧影响着这支红军部队，会议作出的决议之一就是：“凡是受到批判的干部不能担任主官。”结果贺炳炎团长被撤了职，分配到管理科当管理员去了。会议批判的另一件事与贺龙有关：贺龙曾经利用他在湘西的一些社会关系，把不少红军伤病员安置在了政治上比较中立的团防那里。凭着贺龙的威名，团防不敢怠慢红军更不敢出卖红军，不少红军伤病员得以养好伤回到红军队伍来。可是会议说贺龙的这个做法违反了中央六届五中全会“要有明确的阶级路线”的指示。大部分红军干部对此心里充满困惑：红军要不断地机动作战，天天抬着伤病员肯定不行，如果没有可靠安全的安置办法，一旦负伤了不就是死路一条了吗？

会议仅仅开了两天就被突然发生的敌情中断了。

号称“湘西王”的陈渠珍已派出周燮卿、龚仁杰、杨其昌的三个旅又一个团共万余人向永顺扑来。

与此同时，第二、第六军团收到了中革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中央红军已经接近湘江，湖南的国民党军已被全部调来阻击，第二、第六军团应趁此时机深入湖南西北部扩大行动地域。

两个军团的领导经过紧张磋商，认为只有给予敌人重创，才能重新打开局面。于是制定了这样一个作战计划：撤离县城，先向敌人示弱，待把追击之敌人引到适当的地点时，打一个快速的伏击战。

红军从永顺县城撤离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混乱。

永顺县城边有条河，河上那座古老的花桥是通往县城的交通要道。为了迟滞敌人的追击速度，红军决定把这座建造得格外精美的花桥烧掉。为了不引起当地民众对红军这个举动的反感，贺龙命令执行烧桥任务的五十一团团长郭鹏到军团供给部领取一千块大洋送到县商会会长家去。郭团长对这个数字之巨大感到十分惊讶，但他还是立即执行了。八十四岁的永顺商会会长也被这笔巨款吓住了，他让人挑着大洋找到贺龙，战战兢兢地说不要和他一个老头子开这么大的玩笑，自古以来还没听说过哪支军队自己掏钱打仗。贺龙说这不是玩笑，他找人测算过了，重新修一座更漂亮的桥，一千块大洋大致够了。贺龙麻烦老人家在事后建桥的时候组织工匠并负责监督。商会会长感动得战战兢兢地把钱收下了。接着，五十一团一营二连连长苏杰又来报告，说有一群百姓正在花桥边哭呢。原来这些百姓都是靠在桥上摆摊谋生的，烧了桥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路。军团政委王震把五十一团批评了一顿，说他们考虑不周，完成任务不好，要求他们即使借钱也要给百姓赔偿损失。五十一团到供给部去要钱，回答说没有了。于是五十一团全团官兵人人掏口袋，官兵们把所有的积蓄都掏出来，凑够了两百块大洋分发给了桥边的百姓。但是当花桥着火的时候，又发生了混乱。县城里拥出了一批人，有的往燃烧的桥上冲，有的往河水里跳。原来，县城里的不少富户人家把大量的金银细软甚至是烟土，偷偷地藏在了这座桥的木板缝隙里，火一起，这些财宝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争抢财宝的混乱直到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军到达，乒乒乓乓放了一通枪之后才告结束。

到达河边的国民党军看见的花桥只剩了几座桥墩。

河对岸，负责引诱敌人追击的五十一团随便放了几枪，然后跑得没了踪影。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上午，站在山顶上向平坝瞭望的贺龙对这个伏击地点感到很满意：红二军团四师埋伏在坝子一侧的毛坝，红六军团的部队在萧克和王震的带领下分别埋伏在坝子另一侧的东山和北山；另有一个师负责守住“袋底”；负责引诱敌人追击的五十一团则负责最后封锁“袋口”。伏击敌人的“口袋”已经布置完毕，官兵们已经吃饱了，武器已经检查了好几遍，政委们正在各部队进行着最后的战斗动员。

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天快黑了的时候，追击的敌人到了。先头部队龚仁杰和周燮卿的两个旅刚刚进入了伏击圈，平坝四周山上的军号声便骤然响起，埋伏在侧翼的红六军团官兵呐喊着顺着山坡直接向敌军拦腰冲去，红二军团的官兵则把攻击方向对准了敌人的前卫部队。湘军陈渠珍部的两个旅在没有任何先兆的突袭中顿时混乱起来，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由于部队在平坝中拥挤在一起，本来占据优势的火力也无法发挥。

宽阔的坝子一望无际，村庄间、田埂上、土路上，到处是红军的砍杀声，湘军官兵只有争相逃命。自从贺龙的部队被湘军赶到了四川与贵州的交界处，湘军的长官就宣布“湘西的剿匪已经告一段落”。湘军士兵已经闲散很长时间了，已经不再做与红军打仗的噩梦了，于是，突然降临的伏击和砍杀声令他们顿时魂飞魄散。平坝里到处是湘军丢弃的武器，侥幸冲出红军伏击圈的敌人不顾一切地向县城跑去。红军开始了追击。这是红军官兵最擅长的。那些年轻的贫苦农民此刻心情畅快淋漓，追击起来便会脚步如飞。红军干部们边跑边喊：“县城的桥没有了，把他们堵在河边，把他们消灭呀！”

茫茫夜色中，红军官兵一口气追出了近二十里，这才发现没有进入伏击圈的杨其昌旅正在构筑工事企图阻击。萧克把追在最前面的第二军团十八团和第六军团五十一团的团长召集在一起，进行了战前部署和动员。萧克认识当面的对手杨其昌。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的时候，杨其昌是第二十六师师长，萧克所在的那个团归第二十六师指挥。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公开屠杀共产党人后，萧克与杨其昌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两个人恐怕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会以敌我的身份在这样一个偏僻之处相遇，并且双方都要决一死战。萧克布置好了战斗方案，命令部队立即攻击。红军的这两个团不属于一个军团，相互还十分陌生，是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把两支部队临时组合在了一起——“动作协调一致，配合很好，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才做得到。”事后萧克这样说。萧克的攻击令发出后，十八团在团长高力国的带领下从右侧顺着一条干涸的水沟迅速接近了敌人，之后红军官兵瞬间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五十一团则同时从正面直接向敌人冲击。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杨其昌旅的阵地接连失守，大部分官兵被红军歼灭，杨其昌自己带领残部趁着黑暗落荒而逃。

红军官兵一口气追到了永顺县城。由于其中的一支红军部队是抄小路上来的，因此他们比逃跑的敌人更早地占领了县城附近的有利地形，并且把敌人在被红军烧毁的桥上临时架设的木板全拆了，致使逃到这里的国民党军因无法渡河而纷纷投降。此一战，红军俘虏湘军两千多人，缴获枪支两千多支，初步扭转了两个军团会合以来的困难局面。

为了寻找到能够立足的根据地，两个军团留下四十九团的三个连在永顺地区打游击，以保护伤员同时钳制敌人，主力部队则随即向南准备渡过酉水，争取在酉水以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是，部队到达酉水北岸的时候，发现敌人早已严阵以待，于是立即放弃了渡过酉水的计划折向东北方向，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攻占了大庸县城，接着占领了贺龙的故乡桑植县城。第二天，中革军委的电报到了，电报要求第二、第六军团深入湖南的中部和西部，“力求占领沅陵”，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调动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以减轻中央红军方向的军事压力。此时的中央红军“已过潇水，正向全州上游急进中”。虽然情报显示沅陵县城及周边地带敌人戒备森严，但是第二、第六军团经过短暂休整之后依旧执行了中革军委的指示。

结果，攻击沅陵的行动没能成功。攻击未果的两个军团在顺沅江东下时发现了一个战机：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十四旅奉蒋介石之命刚从湖北黄陂乘船赶至常德和桃源一带，目的是防止贺龙和萧克的红军攻击湖南省会长沙。自以为装备精良的旅长罗启疆把他的三个团部署得很分散，彼此相距都有数十里，于是红二、红六军团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攻击其一部。红军选择的目标是驻扎在桃源北面浯溪河附近的敌七〇一团。

大雨滂沱，道路泥泞。红军官兵以夜行百里的速度迅速接敌。十二月十六日拂晓时分，先头部队十二团一举突入了敌人的阵地。短暂的混乱之后，敌人随即进行反冲击。这时，两个军团的主力到达了。四师师长卢冬升指挥部队向敌人展开猛烈攻击，将七〇一团和赶来增援的七〇〇团两个营的敌军打得纷纷南逃。红军官兵紧追不舍，溃逃的敌人一直逃进了常德县城。常德是湖南西部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县城内驻防有国民党军的一个保安团和独立第三十四旅的残部。红军的逼近引起国民党军的极大恐慌，正在策划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的何键一日数次急电蒋介石：“共军围攻常德甚急，势难固守，请飞兵救援。”蒋介石遂令位于江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师乘火车驰援常德。同时，何键令在湖南南部的国民党中央军第十九、第十六和第六十二师迅速北进，向常德、桃源方向靠拢。而此时的红二、红六军团在占领了桃源后又掉头向北占领了慈利县城。

这是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以来的一段美好时光。战斗缴获丰富，没有险要敌情，因为贫苦农民踊跃参加红军，红军的队伍几乎扩大了一倍。后来成为萧克夫人的蹇先佛时年二十岁，她在红军占领慈利县城时参加了红军。蹇先佛的全家几乎都是红军：姐姐蹇先任一九二九年成为湘西的第一个女红军。当年贺龙先是托人说媒后又当面求婚，都被蹇先任拒绝了，贺龙只好在一次前敌委员会会议上向蹇先任再次求婚，然后动员所有参加会议的红军干部帮他做工作，蹇先任实在抵挡不住这样的攻势终于同意嫁给贺龙。而蹇先佛的哥哥蹇先为曾历任红军营长和游击队参谋长等职，一九三一年在战斗中牺牲。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慈利与蹇先佛一起参加红军的，还有她年仅十六岁的小弟弟蹇先超，不幸的是，一年多以后小红军蹇先超在随部队过草地时牺牲。

红二、红六军团在湖南西部和中部的移动作战，最大限度地牵制了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队。但是后来的史实证明，他们的战斗并没有真正解除中央红军所面对的越来越险要的军情。红二、红六军团在不断的移动作战中，一直试图寻找到一块能够立足的地方。中国湖南西部的那片山水，数十年后被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视为山川奇秀宛如天堂。但是在一九三四年，对于转战中的红军官兵来讲，翠绿的山峦和清澈的河流无法令他们留恋，如果要他们描述自己心中的天堂，那就是一片可以自由歌唱的红色根据地。

如果试图在一九三四年末的中国地图上，标出共产党红色武装所占据的红色区域，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些区域的位置和范围自年初开始就不再固定，如同溅落在一块平滑玻璃上的一些水珠，水珠在不断的流动中或缩小、或汇合、或扩大、或消失。在那段时光里，除了位于四川西部的川陕苏区与不断“围剿”的国民党军保持着抗衡状态之外，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中央苏区由于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已不复存在，位于江西西部与湖南东南部的湘赣苏区也由于红六军团的撤离不复存在。这时候，共产党中央并不知道，在陕西北部的黄土沟壑中，共产党人刘志丹领导的一支红色武装正活动于陕北苏区内；而在中国的中部，在河南南部与湖北的交界处，在安徽与浙江的交界处，也同时存在着两支规模不大的红军武装，其领导人分别是徐海东和方志敏。

在安徽与浙江交界处的闽浙赣苏区，一九三四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与第十军在这里会合了。第七军团自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以六千多人的规模从中央苏区出发，经历了三个多月的艰苦转战，终于在绕行了上千公里的崇山峻岭后，在江西东北部一个叫重溪的地方，看见了长满毛竹的山顶上高高飘扬着一面红军的战旗。这座飘着红旗的山峦名叫怀玉山。欣喜万分的第七军团官兵此刻无法知道，仅仅几个月之后，怀玉山将给这支红军武装留下永远的悲怆。

在江西东北部与安徽交界处坚持战斗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在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的率领下，这块小小的红色区域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中异常顽强地生存扩大着。一九三四年秋天，第七军团红军官兵的到来，给红十军带来了难得的欢乐，而第七军团也有一种游子回家般的亲切感。这里的红军称第七军团为“老十军”，因为第七军团是红十军的前身——一九三三年一月，红十军主力部队被调往中央苏区，并以此为骨干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当时留下的少部分红军组建了现在的红十军。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四日，正在广东北部穿越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的中革军委发来了命令，要求第七军团与红十军连同这里的地方红色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原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原红十军改编为第二十师，地方红色武装改编为第二十一师。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任军团长兼二十师师长，原第七军团政委乐少华任军团政治委员兼二十师政委，原第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主席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中革军委特别强调，第十军团要接受留在中央苏区的项英的领导和指挥。

改编后的红十军团，兵力六千人左右。军团要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紧迫基于红十军团所面临的严重敌情：在距离这片狭小的红色区域中心仅仅几十公里的四周，成环状部署着兵力为红十军团十倍以上的国民党军。

军团领导决定：红十军团二十师、二十一师留在根据地坚持战斗，由十九师率先冲出国民党军的重围。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八日，离开了湖南南部宜章的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开进，红十军团十九师在师长寻淮洲的率领下也出发了。他们先向南，经过江西上饶附近，再向东进至赣浙边界处的玉山县，在那里迅速通过了国民党军布防在玉山至开化间的封锁线。十九师突然冲出包围令国民党军感到很意外，他们认为这股红军的举动有点孤注一掷的意思。负责防守浙江边界的浙江保安纵队副总指挥蒋志英亲自率领两个团一路尾追红军，但很快就被十九师的红军官兵杀了个回马枪，蒋志英负伤后带领部队溃退而去。十九师沿着浙江与安徽边界的浙江一侧向北疾行，经过上方镇，渡过了新安江，向昌化、临安附近逼近，这里距离浙江省会杭州已经不远了。就在杭州城里的国民党军如临大敌的时候，十九师突然转向西进入了安徽境内，通过歙县和绩溪，突袭并占领了旌德县城。旌德县里的富人们开始争相逃亡，红军却又突然离开继续向北开进。他们在泾县和宣城之间穿过，直逼长江南岸的重要城市芜湖。这短短的二十天，定是十九师的红军官兵心情十分畅快的日子，因为年轻的师长寻淮洲充分显示出他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才能，红军官兵也找到了与敌人周旋作战的胜利感。江浙地区是国民党政权的心腹地带，只有规模小且机动性好的武装，依靠没有规律的灵活作战，才有可能生存下来。

但是，就在十九师出发的那一天，坚持在闽浙赣苏区的第十军团主力部队收到了来自留守中央苏区的负责人项英的命令。命令的内容是：第十军团立即率领二十、二十一师离开根据地，“集结主力坚决地争取运动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苏区”。命令还指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等组成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为军政委员会主席，随第十军团行动。同时任命粟裕为军团参谋长，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

项英的这个命令意味着小小的闽浙赣苏区要被彻底放弃了。

这是后来始终受到史家质疑的一个命令。最普遍的认识是：这个命令的错误在于把长于打游击战的红十军团和地方红色武装集中起来，放弃了红军浴血奋战开创并坚守的根据地，以大兵团的规模转移到外线去“打大仗”，从而导致了整个红十军团遭遇重创的结局。

十一月下旬，在方志敏和刘畴西的率领下，红十军团军团部和二十、二十一师离开了根据地，向着敌人的封锁线冲去。与十九师先向南兜个圈子再向北不同，红十军团的主力由重溪出发后直接向北，在江西的婺源和浙江的开化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封锁，而后径直往北向安徽南部而去。十二月十日，当国民党军还没能搞清红十军团行动的意图时，他们已在黄山东南的汤口地区与寻淮洲率领的十九师会合了。

放弃根据地后的再次会合并没有给红军官兵带来多少欣喜，因为国民党军很快就得知了闽浙赣苏区内的红军已经全部出动，于是立即调集了怀玉山附近所能调动的所有兵力，对红十军团展开了最猛烈的追击与合围。十二月十日，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从婺源向北推进，第七师则从北向南压过来，而“追剿军”补充第一旅和浙江保安团的一个营，已经由歙县方向推进到了汤口附近，几乎要与红十军团迎面相撞了。

红十军团沿着安徽南部屯溪至青阳的公路向北转移，十二月十三日到达了黄山东麓的谭家桥。而在他们的身后，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已经越追越近了。补充第一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共有三个团，兵力与红十军团的三个师相差无几，但武器装备异常精良。红十军团领导在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之后，认为乌泥关是一个隘口，从那里到谭家桥之间的公路东侧有一个制高点，是个可以伏击敌人的有利地形。

红十军团的作战部署是：由乌泥关起沿着公路两侧自南向北，十九、二十、二十一师相连设伏，再从战斗力最强的十九师抽出一个连控制乌泥关以南的制高点，从二十一师抽出一个营在谭家桥正面构筑工事，以便向南封锁道路同时阻击北援之敌。

红十军团的伏击圈已经布好，只等着敌人走进来，红军力图把敌人彻底消灭在这段公路上。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九时，补充第一旅前卫部队二团和旅直属队进入了乌泥关伏击圈。红十军团二十师和二十一师同时发起了攻击，敌人突遇埋伏顿时乱作一团，但是，很快，补充第一旅就调整了部署稳住了阵脚，并且集中兵力开始了猛烈的反击。尽管红军官兵奋力作战，但是由于兵力单薄武器简陋，特别是由地方武装改编的二十一师士兵大多是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青年农民，因此红军的阵地很快就被冲垮了。在这个急需增援的时候，红十军团指挥部发现十九师主力并没有按照事先的部署配置在便于冲击的公路北侧，而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配置在了公路的南侧。南侧是高高的悬崖峭壁，兵力和火力都无法展开，同时也无法及时增援二十师和二十一师。这一错误最终导致了从乌泥关以北至谭家桥东端的红十军团的所有阵地全部被敌人占领，包括乌泥关以南那个至关重要的制高点。

激战中，第十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和政治部主任刘英先后负伤。

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对制高点的丢失异常愤怒，亲自组织起一支突击队向制高点冲去，冲击的时候寻淮洲位于所有红军士兵的最前面。决一死战的精神令红军的冲击一时间势不可挡。当敌人被迫从高地上退下去的时候，红军官兵发现他们的师长已经倒在地上血流如注。

寻淮洲出生在湖南浏阳，十五岁参加了秋收起义，之后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十六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八岁任红军团长，十九岁任红军师长，二十岁任红军军长，二十一岁任红军第七军团军团长。因为指挥机智，作战英勇，一直深受红军官兵的爱戴和崇敬，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

红十军团撤出乌泥关阵地开始向北转移。

红军官兵抬着他们不忍丢下的师长的遗体走了很远。

红十军团刚刚转移，国民党军便蜂拥而上，兵力达二十个团之多。

红十军团官兵在黄山周边十余个县的范围内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兜着圈子。安徽黄山，以姿态奇异的青松、鬼斧神工的岩石和苍茫无际的云海成为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最美丽的山峰之一。如果把红十军团最后的撤退路线在地图上标出来，便会发现他们一直围绕着这座山峰转来转去。无法考证红十军团的官兵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路线作为他们青春和理想的归宿，因为已经无法详尽地恢复出当年数万国民党军追杀几千红军时的具体攻击线路。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段短暂的时光里，红十军团的官兵无论走到哪里，抬起头时便会看见黄山那缭绕着茫茫云雾的峰峦。干部和老兵告诉年轻的红军士兵，在那云雾深处住着容颜美丽的仙女、心地善良的菩萨和永远面带笑容的胖胖的佛，那里是诸神的家。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第十军团到达了安徽南部的柯村地区，那里曾经是一个小小的苏区，但此时已是一片断壁残垣。军团领导最后的决定是：回闽浙赣苏区去，回到他们一个月前离开的那个地方去。

可是，回家的路上已经布满了敌人。

怀着回家的梦想，红十军团官兵继续转战，甚至一度再次回到了令他们不堪回首的乌泥关。然后，沿着一条螺旋状的路线，在一场接一场的遭遇战中，他们逐渐向南移动，终于靠近了老家。就在红军官兵已经看见了他们所熟悉的怀玉山时，却发现自己被密不透风地包围在了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包围红十军团的国民党军是一直追击他们的第四十九师、补充第一旅、第二十一旅和浙江保安第五团。国民党军先于红十军团到达了安徽南部的徽州地区，并派出部队抢占了附近各个有利阵地，敌人决心把红军第十军团彻底歼灭在这块原来的红色根据地内。

方志敏一直跟随着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行动。方志敏和粟裕商定，部队必须立即出发，一刻也不能在此停留，当晚要全部突破敌人的包围，进入闽浙赣苏区内，并决定粟裕率领先头部队先行出发，军团长刘畴西率领军团主力迅速跟上。此时红十军团的先头部队，主要由军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后勤人员以及早已没有了炮弹和子弹的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组成，共八百多人。天近黄昏的时候，粟裕刚要出发，军团长刘畴西派人过来说，由于官兵已十分疲劳，建议休息一个晚上再走。粟裕坚决不同意，要求部队今晚必须通过封锁线。方志敏同意粟裕的意见，他让来人回去告诉刘畴西今晚必须行动，否则将会面临极大的危险。之后，方志敏担心刘畴西行动犹豫，于是决定留下来等待军团主力。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晚，粟裕带领着红十军团先头部队消失在皖南的茫茫夜色中。从敌人严密包围的缝隙中冲出来后，粟裕整整等待了七天，七天之后，他从截获的国民党军的电台里听到了这样一条消息：国军在怀玉山地区的“清剿”已基本结束。

粟裕痛苦的心情难以言表。

那个夜晚，粟裕率领的那八百多名红军官兵是幸运的。

粟裕出发以后，方志敏没能说服军团长刘畴西，第十军团主力开始原地休息。那一夜，天降大雪，山峦苍茫。等红军官兵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除了天地间一片洁白之外，敌人已经近在眼前了。层层包围的敌人呐喊着从四面冲上来，把第十军团的队伍切割成了碎块，然后开始了疯狂的捕杀。

方志敏和刘畴西带领一部分官兵奋力突围，但是遭到了国民党军的猛烈阻截。在迎着敌人的枪弹战斗了近五个小时后，红军官兵的背后又出现了另外一支国民党军。方志敏和刘畴西带领战士们向着山林最深处跑去。夜幕降临后，为了把散落的红军官兵集合起来，方志敏点燃了两堆大火，最后聚集在他身边的红军官兵还有八十多人。官兵们劝方志敏化装逃出去，他们说他们将拼死掩护苏维埃主席，但是方志敏不肯离开官兵们。天亮的时候，国民党军已把他们藏身的这座小山团团围住。方志敏在怀玉山东麓陇首村被俘。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从此在中国革命史中消失了。

国民党军给方志敏钉上十斤重的铁镣，让他从怀玉山走到上饶，再从上饶示众到南昌。被沉重铁镣桎梏的方志敏在日复一日的折磨中给今天的中国写下了最优美的文字：

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悲叹，笑脸将代替苦脸，富裕将代替贫穷，健康将代替疾苦，智慧将代替愚昧，友爱将代替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凄凉的荒地！

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凌晨时分，方志敏被枪杀在南昌城外的一口小水井边。这位三十六岁的共产党人在牢房的墙壁上留下的遗言是：“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就在红十军团的官兵围着安徽南部那座美丽的山峰寻求生路的时候，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在中国河南省的中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着二二三团从阻击阵地上撤了下来。主力已经转移，二二三团在雨雪交加中开始向主力转移的方向疾行。在估计快要追上主力的时候，前面骤然响起剧烈的枪声，徐海东立即带领部队向前奔，狂风卷着雨雪打在脸上使他双眼迷蒙，在前面出现的混乱人影中，他看见军政委吴焕先提着一把大刀对他喊道：“情况不好！二二四团垮下来了！”

这里是位于河南方城县东南方向一个叫独树镇的地方，一条南阳通往许昌的公路自西南向东北横穿于此。

拂晓出发的时候，一直尾随的敌人再次发起了攻击。红二十五军留下一支阻击部队后，主力还是按时出发了。雨雪交加，气候寒冷，道路泥泞，衣衫单薄的红军官兵脚下的草鞋早已磨烂，大多数人赤脚走在冰冷的泥水之中。前几天行军时就有红军战士被冻死，这个早晨，依旧有人在夜晚的短暂宿营后再也没有醒来。走在主力最前边的是二二四团，他们将从独树镇附近的七里岗通过公路。在忍受着饥饿、寒冷和疲惫的行军中，红军官兵的心中仍旧充满着希望，经过了许多天的战斗和转移，他们知道只要能通过公路就相对安全了。这条公路的对面就是一片大山，大山的名字叫伏牛山。

雨雪之中天地一片混沌，二二四团已经可以隐约分辨出公路了，然而，密集的子弹突然向他们倾泻而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二二四团官兵们匆忙举枪射击，但是已经冻僵的手根本拉不开枪栓。就在二二四团拥挤在一起向后撤去的时候，正面的敌人发起了冲击，并从两翼开始了包抄。

国民党军的第四十军第一一五、第一一六旅和一个骑兵团早在两个小时之前到达了这里，并且布置了伏击阵地。

从国民党军作战记录上可以看出，对于活动在河南中部的这支不足三千人的红军武装的行踪，他们一直了如指掌。当时国民党驻河南省特派绥靖主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每天都向部队报告红二十五军详细的行动路线和宿营地点。桐柏县县长文心在报告红军的行踪方面更是十分尽力，他派出侦察红军动向的人化装成普通农民直接与红军官兵接触，因此他提供的情报甚至包括红军今天是否吃了饭。根据情报，国民党军第四十军几乎每天都在调整追击部署，军部发出的战斗指令详尽到连一级，上万兵力始终围绕在移动中的红二十五军的四周，合围谨慎而严密地实施着，他们等待着最后决战的契机。

十一月二十五日，独树镇战斗发生的前一天，根据红二十五军的移动速度，第四十军命令其第一一五旅和骑兵团连夜赶往独树镇，命令骑兵第五师对红二十五军加紧尾追。

第四十军军部要求第一一五旅到达独树镇的时间是当晚十点，但是由于狂暴的雨雪和寒冷的天气，第一一五旅整整走了一个晚上，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他们才到达独树镇。即使如此，他们到达独树镇的时间还是比红二十五军早了两个小时。

这是一场事先预谋好的伏击战。

二十六日，红二十五军向独树镇走来，尽管指挥员们知道敌人正在追击和合围，但是对正前方那个叫独树镇的地方竟然有敌人整整一个旅已经张开的火网他们却毫不知情。

此时的红二十五军与四周合围而来的国民党军力量对比极其悬殊，即使与在前面布防伏击的敌第一一五旅相比，红二十五军无论在兵力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也不占优势。敌第一一五旅出发时给军部报告的人数和武器清单是：两千四百六十六人，三百零五匹马，一千八百一十九支轻武器，二十二挺重机枪，三十多万发子弹，六门迫击炮。而在红二十五军不足三千人的队伍中还有很多伤员，官兵由于冻饿身体十分虚弱，弹药也已经十分缺乏。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有关这支红军武装生存经历的叙述几乎都没有认真地涉及他们的平均年龄——与面前的国民党军相比，这支红军部队几乎全部是由娃娃组成的。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是一支奇特的队伍。

一九三六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一文这样写道：“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十八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皖苏区里，遭受异常残酷的白色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那些在一九三二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种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这支红军武装“差不多没有年逾十八岁以上的战斗员”的表述，是真实的。除了军长程子华二十九岁、政委吴焕先二十七岁、副军长徐海东三十四岁以外，全军团营干部很少有超过二十岁的。最精干的作战单位要数军部交通队了，由精心挑选出来的最有战斗力的战士组成，清一色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年。队伍里还有不少十二三岁的小红军，甚至还有八九岁的儿童。一个名叫匡书华的少年是河南光山县匡家湾人，他家被国民党军烧光了，于是他带领六七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少年当了红军。一开始因为他个子太矮没有被批准入伍，但他的堂兄匡占华是红军连队的炊事班班长，于是他就跟着堂兄在炊事班里干活。后来堂兄在战斗中牺牲了，红二十五军所有的官兵都成了他的哥哥，匡书华加入红军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十八岁的安徽人明道和是一名“老红军”，两年前他在战斗中负伤掉队，后被一户人家收留。当他听说红军又回来的时候，带着十几个放牛娃找到了队伍。政委吴焕先怎么也记不起这个小红军了，明道和说：“我是七十三师的，还听过你的讲话呢！你说，我们红军队伍好比一把大扫把，要把敌人扫个落花流水！”吴焕先这才回忆起来了，他说：“好同志，你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红军战士。”明道和带来的十几个放牛娃刚好组成一个班，明道和也就当了班长。政委吴焕先说：“你这根孤零零的竹子不又扎成一把小扫把了么。”

在红二十五军这支年轻的队伍里，红军官兵常唱的歌曲是《红军青年战士之歌》：

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

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

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

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当。

可以想象这首乐观而自信的歌曲在被这群红军少年唱响的时候，该是多么动人。只是，这些红军少年在以后的生存经历中承担了他们这个年龄几乎不可能承担的挫折与苦难。

一九三二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因国民党军的疯狂“围剿”撤离了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就是第四方面军留下的部队。当时，留下的部队有军部特务营、七十五师的二二三团和二二四团、二十七师的三个团和由地方红色武装新组建的两个团，再加上各县的游击队和独立团，以及大批的红军伤病员，总人数约两万人。国民党军派出十万兵力追击撤离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又以十五个师又两个旅的近二十万的大军对留在苏区的红军进行残酷的“清剿”。蒋介石下达的作战任务是：在两个月之内完全占领并彻底摧毁共产党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之后，鄂豫皖苏区的大部分地域逐渐丧失。最后，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分割成鄂东北和皖西北两个互相隔绝的狭窄地域。主力红军的突然撤离使苏区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国民党军挨村挨户的“清剿”使得大批贫苦农民放弃家园跟随红军进了大别山，他们宁可吃树皮也要和红军在一起。百姓为红军探敌情、送消息，国民党军靠近了，他们就摇红旗，放鞭炮，为红军的战斗助威；国民党军烧山毁林，他们就到处贴标语：“树也砍不完，根也挖不尽，留得大山在，到处有红军。”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被打散的红军官兵聚集在一起，红二十五军再次重新组建。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两个师长是姚家芳和徐海东，总人数约七千人。一九三三年，临时中央局所奉行的“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政策，也影响到了这样一支艰难生存的红军小部队。鄂豫皖省委要求红二十五军“向敌人实施大规模反攻夺回中心城市”。而在湖北与河南交界处的穷乡僻壤中，“中心城市”到底在哪里呢？鄂豫皖省委选定了包括黄安和七里坪等县城和集镇在内的几个目标。

七里坪，湖北东北部距离黄安县城大约二十公里处的一个集镇，攻打七里坪对于红二十五军来说如同一场灾难。

正是初春青黄不接的时节，红军官兵腹中无粮，弹药也十分缺乏，于是鄂豫皖省委领导在战斗动员时说：只要夺取了七里坪，根据地就会得到恢复和巩固，春耕秋收就有了保障，官兵们就不再饿肚子了，群众就能过上好生活了。为了好生活，年轻的红军官兵面对火力强大的国民党军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冲锋，但最后都因牺牲惨重而被迫放弃。

在战斗几乎无法进行的时候，徐海东等人建议撤退，但被指责为“右倾”。此后，红二十五军陷入艰苦的攻坚战长达四十一天，国民党军趁机深入到苏区的核心地带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在仅存的红色区域也完全丢失的情况下，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三日，鄂豫皖省委终于对红二十五军下达了撤出战斗的命令。

七里坪战斗之后，损失严重的红二十五军进行了整编，撤销了一个师的番号，所辖七十四、七十五师两个师仅剩下约六千人。十月二日，在通过一条公路的时候，已严重减员的红二十五军又一次遭到伏击，突围之中部队被分割成两截，军长吴焕先带领一部分官兵冲过公路向西而去，副军长徐海东率领的一部分官兵却被阻截于公路的东侧。各路合围的国民党军开始了大规模搜山，两部分红军损失都在一半以上。

更严重的是，当七十五师二二五团大部分官兵终于冲出合围到达乌鸡山之后，一直跟随这个团行动的七十五师师长周希远产生了到七里坪投降敌人的念头。周希远把营连干部集合起来之后，二营政委李世煌发觉了周希远的这个企图，他借口说去把自己的部队带过来而迅速脱身。回到营里，李世煌立即进行了紧张的布置，然后带着营交通班和五连再次来到周希远处。周希远问他为什么这么久才来，李世煌回答说敌人在打枪绕了点路，话未说完就扑了上去把周希远拦腰抱住，跟随政委而来的红军官兵随即一拥而上，用绑腿带子把他们的师长绑了个结实。官兵们用一根粗木棍抬着周希远，往吴焕先军长那里送。当他们到达一个水塘边的时候，发现一股搜山的敌人距他们仅三十米远。这是个万分危险的时刻，仅仅犹豫了一瞬，在李世煌的示意下，红军战士迅速用刺刀把周希远捅死，然后他们掉头就跑，一直跑到了吴焕先所在的那个小村庄。二营官兵把事情的经过向军长作了汇报。吴焕先说：“你们干得好。李世煌，你就当二二五团的政委吧。”

红二十五军在军长吴焕先的带领下进入了天台山。这里曾经是皖西北苏区的中心地带，但在国民党军毁灭性的“清剿”下几乎成了无人区。国民党军几乎天天都在搜山。在一个叫仰天窝的地方，红二十五军被三个团的敌人包围，红军官兵用大刀、梭镖和石头与敌人搏斗。为了掩护部队突围，军长吴焕先带领一个排冲出去吸引敌人，敌人在追赶中大喊：“抓活的！抓活的！”当吴焕先的衣角几乎被敌人拉住的时候，他把随身携带的一袋银元撒了出去，在国民党军争抢之际得以逃脱。晚上，部队重新集合的时候，吴焕先发现除了牺牲的官兵外，没有一个人脱离队伍，年轻的红军军长对更年轻的红军士兵说：“我们都是革命的坚定分子！”

红二十五军的少年们无疑具有极其坚定的革命意志，但是拥有幻想的年龄仍会使他们不时困惑地发问：明天我们到哪里去呢？

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扰着鄂豫皖省委。经过研究，省委决定派人去寻找共产党中央，当面请示工作并要求中央支援一些军事干部。被派出寻找中央的人是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成仿吾。

成仿吾从天台山一个名叫高山岗的村庄出发，一支持有四十把盒子枪的红军便衣队负责护送。由于国民党军队封锁严密，省委特派员成仿吾跟着便衣队打了一个多月的游击，才在湖北北部的广水火车站上了火车。

到达上海后，成仿吾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共产党中央。于是，他找到了与鲁迅有联系的内山书店，通过书店经理的安排，成仿吾在上海外滩的一间咖啡馆里见到了鲁迅。从鲁迅的口中成仿吾得知党中央已经去了中央苏区，目前留在上海的只有一个中央局。成仿吾通过鲁迅和中央局接上了关系，中央局安排他和几个去苏区参加五中全会的代表一起去瑞金。成仿吾到达瑞金的时候，正是中央苏区军事形势异常紧张的时刻。成仿吾向中央汇报了工作，中央决定派正在红军大学学习的独立第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到红二十五军去。程子华临行前，周恩来亲自向他交代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率领红二十五军到更有利于发展的地方去创建新的根据地。

到达鄂豫皖苏区的地域后，在一个叫卡房的地方，程子华见到了中共鄂东北地委书记兼游击总指挥郑位三。那时，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都在皖西北。关于红二十五军到底去哪里的问题，程子华建议要走就走得远一点，比如去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地区。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四日，在皖西北的大山里与国民党军周旋的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收到了郑位三的来信，信上只有一句话：“中央派来程子华同志送来了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鄂东来。”信是九月写的，并不漫长的路，送信的名叫陈锦绣的同志竟然走了两个多月，可见沿途国民党军队封锁之严。尽管如此，这封信的到来还是令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和红二十五军领导吴焕先、徐海东等人兴奋异常。红二十五军刚与国民党军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打了一仗，激战进行了两夜一天，撤出战斗后的军领导正在为下一步怎么办苦思冥想，现在党中央不但派人来了，还带来了重要的指示，顿时，大家都觉得革命的前景定会如同这位送信人的名字一样美好起来。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红二十五军开始西进。

这时，张学良东北军的第一〇七、第一〇九、第一一〇、第一一七、第一二九师共五个整师已经在红二十五军西进的路上设置了数道封锁线。

红二十五军出发后的第二天，突袭了东北军第一〇九师的一个工兵营，然后又与企图阻截的第一〇七师的两个团发生了战斗。当晚，红二十五军强行军一百三十里，拂晓时分逼近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为了摆脱追击，避免陷入包围，体力消耗已到极限的红军官兵疾速地且战且行。八日上午，他们到达了河南南部光山县扶山寨地区。红军停下了突进的脚步准备稍事休息。然而，追击来的东北军第一〇七师和第一一七师各一部共四个团，以及国民党军刘镇华部的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师共六个团，从东西两面开始了夹击。

红二十五军再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国民党军从地面向红军发起猛烈冲击的时候，四架战机在空中盘旋轰炸红军的阵地。红二十五军指挥员认为，在如此强大的敌人面前，如果撤退，不但退不出去，很可能彻底覆灭，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坚决地打，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身处绝境的红军官兵爆发出的战斗勇气惊天动地，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锋，红军一次又一次地顽强阻击。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黄昏，红军的阵地始终屹立不倒。就在国民党军的攻击锐气被残酷的战斗逐渐消磨之时，一声军号在残阳的余晖中嘹亮地响起，红二十五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年轻的红军官兵从各自的阵地上跃起，向当面的敌人猛扑过去。在红军官兵视死如归的气势面前，国民党军立即慌乱起来，接着就是兵败如山倒的大撤退，而且一旦撤退速度飞快，即刻就脱离了战场。

红军抓获近四千俘虏，打扫战场时仅捡回的机枪就有一百多挺。

俘虏无法处置，全部就地释放。红军对他们的要求很简单：不要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了，回家老老实实种地去吧。

被释放的国民党军士兵坐在地上直发愣，因为他们的长官多次对他们说，红军是一群土匪，只要被抓住就要被扒皮抽筋砍头活埋。

第二天，红二十五军到达了光山县西南的花山寨。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在花山寨举行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四次常委会，在红二十五军的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会议在讨论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后，作出了放弃已经不适合红军生存的地域，开始军事转移以寻找创建新的根据地的决定。关于转移方向：向北，有黄河，是平原，不行；向南有长江，不行；向东有津浦路，也不行；唯一可能的方向是穿越平汉铁路向西，因为在那个方向上不但敌人的封锁相对薄弱，而且还有红军生存所必需的两座大山：河南与湖北交界处的桐柏山和伏牛山。参加会议的人都说，还是省与省的交界处好，国民党的特点就是这个省不管那个省的事。

虽然中央的指示是程子华任红二十五军参谋长，但根据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的提议，会议决定程子华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为政治委员。

红二十五军开始了军事转移前紧张的准备和动员：安置好不能随军的伤员，部队准备三天的干粮和两双草鞋，动员官兵们有“打远游击”的准备。同时，红二十五军重新整编了部队，撤销了师一级建制，军部直接指挥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共两千九百八十七人。

这是红二、红六军团烧毁了永顺县城边那座漂亮的花桥的时候，是在安徽与江西交界处的红十军团准备放弃闽浙赣苏区突围的时候，是中央红军已经移动到湖南西南部那条叫潇水的大河东岸的时候——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这支在鄂豫皖洒下了无数红军官兵鲜血的部队，离开了他们亲手创建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长征。

获悉红二十五军开始转移的国民党军用飞机撒下了传单，传单上写着：击毙徐海东者，赏大洋十万。

徐海东，湖北黄陂徐家窑村人，时年三十四岁。他的祖辈都是窑工。一九二五年，二十五岁的徐海东挑着窑货在庙会上叫卖的时候，碰见了一个读私塾时的同学，同学是受共产党人陈潭秋的指派回到家乡来发展革命力量的。在这个同学的影响下，徐海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一九二六年他到广东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第十二师三十四团任排长，并跟随这支部队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时，徐海东回到家乡，建立起一支三百人的农民自卫队。一九三二年，这位参加了黄麻起义和鄂东暴动的革命者成为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师长。同年秋，当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成为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军长。这是一个生性豪放、秉性耿直的共产党人，对于敬重之人他披肝沥胆，对于轻看之人他横眉立目。他的腰间总是扎着一根宽皮带，发火的时候说不定就会解开抡起来。在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卡在了他的腿骨里，没有任何麻醉药物，他硬是让人把子弹生生地拽了出来。黄麻起义失败后，他的家族共有六十六人惨遭国民党军杀害，如此的血海深仇令他率领红军作战时身先士卒，凶猛无比。国民党军只要听说阵地对面有“徐老虎”，仗还没打就会胆战心惊。

经过急促的行军，红二十五军很快进入了桐柏山。

红二十五军的突围行动令蒋介石颇感意外，因为根据他所能看到的《匪情通报》，中原地区的那一小股“赤匪”早已“覆灭”很多次了。蒋介石立即让鄂豫皖三省“剿共”副司令张学良命“追剿”纵队五个支队和东北军第一一五师跟踪追击，同时命驻扎在河南南阳、泌阳、方城、叶县一带的庞炳勋部第四十军和驻扎在湖北老河口一带的萧之楚部第四十四师迎头阻截。蒋介石决心以三十多个团的兵力趁红二十五军孤军远征之际一举将其包围歼灭。

进入了桐柏山的红二十五军不久就发现这里不是久留之地。首先因为这里距平汉路和汉水太近，国民党军调动起来十分便捷。同时，桐柏山令红军难以与敌人兜圈子打运动战。经过研究，红二十五军决定放弃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部队迅速向北通过豫西平原，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转移。

从桐柏山重新出发的时候，由于所面临的军情险恶，军部决定再次精简部队。首先需要精简的就是军中的七名女红军。军部决定每人发一些银元作盘缠，让她们脱离红军返回老家。这七名女红军从根据地出发的时候就曾被命令留下，但是在她们的坚决请求下，军领导勉强同意她们跟随大部队转移了。当再次听到让她们离开红军的消息时，七名女红军并排坐在大路边放声大哭。她们边哭边喊：“红军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军领导为此再次开会研究，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她们都是孤儿，离开了红军，等于死路一条。困难是很大，但不至于带不走几个女娃娃。军政委吴焕先让供给部给七个女红军每人准备了一匹小马，可以骑也可以驮行李，以免她们在情况危急的时候掉在后面让敌人捉去。

后来的战斗证明，红二十五军七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战士，不但没有成为部队的累赘，反而在最需要的时候成了最勇敢的战士。她们从没有骑过配给她们的马，马背上总是驮着她们救护的伤员。她们中间有的人曾经缠过足，在翻山越岭涉水过河的艰难行军中，她们抬着好几副担架却从没有一个人掉队。在枪弹横飞的战场上，她们无所畏惧奔跑如飞，在任何一个交战的空隙间寻找红军伤员并且把他们抢救下来。红二十五军每打下一座县城，她们都是最活跃的宣传员，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努力筹集粮食药品。这些被饥饿疲惫折磨得面容黑黄、身体清瘦的女孩子被红军官兵心疼地称为“七仙女”。

为了隐蔽向北行进的意图，红二十五军继续向西，并派出一支小分队佯攻了位于湖北北部的枣阳县城。当各路国民党军纷纷向枣阳一带集中之际，他们突然掉头向东，冲破了敌人包围圈上的薄弱之处，然后转向北。由于国民党军第四十军的两个旅已经堵住了红二十五军北上伏牛山的道路，他们在当地地下党员的带领下绕过泌阳县城，进入了平坦的豫西平原。

常年在山区里生存和作战的红军官兵对平原很陌生。

这里的平原上村落稠密围寨林立。所谓“围寨”，是用高墙围起来的大村庄，村庄外营垒重叠，形成了独立坚固的防御体系。围寨里的武器很多，甚至有土炮。有的在外围还挖有深壕，在入口处设有吊桥。这些由地主豪绅把持的村庄连通一气，一寨有事，烽火四燃。

为了迅速安全地通过平原，红二十五军给围寨首领写了信，红军的信被一寨接一寨地传递下去。信中除了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目的之外，还提出了你不打我我不打你的协议。红二十五军的宣传队每路过一座围寨便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并且高声喊话：

老乡老乡，不要惊慌，

红军所向，抗日北上。

借路通过，不进村庄，

奉劝乡亲，勿加阻挡。

红军的政策产生了效果。他们路过围寨的时候并没有受到激烈的阻击，在大多数情况下围寨的团丁们都架着枪观望，还有的围寨甚至在路边摆放了开水和饭食供红军取用。

此刻，在红二十五军即将通过的豫西平原上，还有最后一道屏障——南阳至许昌的公路。

国民党军第四十军已经在这条公路上一个叫独树镇的地方布防了阻击阵地。独树镇是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区的必经之地。

袭击是突然间开始的，红二十五军二二四团在混乱中开始迎战，手枪团冲了上去向蜂拥而来的国民党军抡起大刀，其他两个团迅速展开应敌阵形。二二三团五连一排排长用几台大轱辘车挡住了通往镇子的路，敌人的一队骑兵被堵在了这里，红军官兵躲在车轱辘后面扔出手榴弹，手榴弹硝烟散尽后，五连被敌人密集的子弹打倒了一片。这时，一个叫薛云阶的参谋惊慌地喊叫起来：“我们被包围了！我们被包围了！”他的喊叫令红军瞬间出现了撤退的迹象。在这个关键时刻，军政委吴焕先提着大刀冲了过来，他厉声喊道：“谁也不准撤退！撤退就等于自己找死！现在只有冲上去和敌人拼了！共产党员跟我上！”说完，吴焕先举起大刀率先向敌人扑了上去，红军官兵跟随着他，残酷的肉搏战开始了。

吴焕先，湖北黄安人，十九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枪会会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黄安县委组织部部长、鄂东暴动委员会委员等。当地的地主豪绅对他恨之入骨，勾结土匪把他的父亲、哥哥、嫂子和弟弟全部杀害，全家只有母亲一人幸免。母亲说：“只有打倒了军阀和地主，咱们才有活路，儿子从此就是革命的人了！”吴焕先在他的家门口支起了铁匠炉，昼夜不停地打制大刀和梭镖，然后组织起一支农民武装。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他参加领导了著名的黄麻起义，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吴焕先出任红二十五军军长，一九三四年四月任红二十五军政委。他和红军官兵有着深厚的情谊。在部队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妻子听说红军断了粮，就背着讨要来的一些米和鸡蛋千里迢迢送到部队，在亲眼看着丈夫把米和鸡蛋送到了伤员那里后，这个已经十分虚弱的女人离开了部队。从此，吴焕先再也没有了妻子的音信。后来战士们才知道，军长的妻子在那次离开部队后饿死在了山里的草丛中。他的母亲为了躲避国民党军的捕杀，一路讨饭找到了部队找到了儿子，艰难的日子里母子相见使红军官兵都为他们的军长高兴。官兵们不忍军长的母亲再到处乞讨，建议把母亲留在部队里，但是吴焕先坚决不同意。母亲理解儿子，走了。这一走，直到吴焕先牺牲，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

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以后，由于国民党军固守在坚固的工事里，红军的反击始终无法突破，于是战场陷入僵持。

雨雪还在继续下着。红二十五军的领导认为，在目前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在平坦的平原上与敌人决战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必须立即脱离战场，尽快进入预定的伏牛山区。

当夜，红二十五军绕过敌人的阵地，沿着弯曲的小路在寒冷的狂风中开始秘密突围。红军官兵不顾极度的饥饿和疲劳，伤病员们忍受着剧烈的伤痛，彼此相互鼓励着坚持前进。天亮之前，他们终于穿过了南阳至许昌的公路。

国民党军发觉红军已经脱离战场便立即展开了追击。

这时候，红二十五军面前出现了一条大河——澧河。

红军官兵知道，只要渡过澧河，就进入伏牛山了。

隔河望去，伏牛山莽莽苍苍。

澧河边有一个叫孤石山的渡口，当红二十五军到达这里准备渡河时，大量的敌军从南北两面压了过来。

向红二十五军进攻的是国民党军第四十军骑兵第五师和第一一五旅又一个骑兵团。其中的一部分骑兵已经越过红二十五军，占领了澧河对岸的高地，把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的道路封锁了。

徐海东命令前卫二二三团无论付出多大牺牲也要坚决强渡澧河，并把对岸的国民党骑兵消灭，为全军开辟进山的道路。

河水冰冷，火网炽热。

红二十五军官兵拼出最后的气力一边抵抗敌人的阻击，一边跳入河水中奋力向对岸游去。连日的作战使国民党军万分疲惫，恶劣的天气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士气，更令他们心惊的是眼前这些还是孩子的红军战士面对子弹脸上显现出的慷慨赴死的神情。

红二十五军终于冲过了澧河，进入了伏牛山的大山之中。

刚刚进山，吴焕先就说：“同志们，咱们来了三个团的增援！”官兵们惊讶之余，顺着政委的手臂看去，他们看见了伏牛山三座高高的尖峰。

大山，永远是红军的家。

红二十五军的官兵向着大山一头扑了进去。

就在红二十五军于狂风怒号中强渡澧河的时候，在他们的南面仅仅数百公里之遥，中央红军的官兵正用生命和热血强渡另外一条大河——湘江。

此时，两支红军的面前是同样奔涌的河水和同样苍茫的山峦。

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后的一九三四年十月，国民党军于二十六日占领宁都，十一月十日占领瑞金，十一月十七日占领于都，十一月二十三日占领会昌。至此，中央苏区全部沦陷并陷入一片血海之中。国民党军《剿匪报告》记述：“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木，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里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已经没有了任何退路，这些具有坚定信仰和灿烂理想的人，他们只能奋不顾身地一再向前，无论遇到多么巨大的艰难险阻。

在湘江的附近，有一条窄小的水渠举世闻名。水渠名叫灵渠，是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下令修建的。水渠奇异地通过湘江和漓江，连接起南中国最著名的两大水系，使长江中的舟楫能够在渠水上摇摇摆摆地进入珠江。当年设计这条渠道的智者和修建这条渠道的工匠绝不会想到，两千多年后，他们的智慧和劳动使得一群为了生存和理想而抗争的青年洒下的鲜血，同时染红了注入长江的湘江和注入珠江的漓江。

湘江之战，年轻的红军士兵前仆后继的壮烈牺牲令大半个中国山河苍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