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湘江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大早，一份空中侦察报告被送到了国民党“追剿军”第二路军指挥部，薛岳一看不禁万分惊愕：红军一部分部队已经渡过了湘江，并且占据了湘江西岸的滩头阵地。一支红军在湘江上架起了一座浮桥，浮桥上已陆续走过零散的队伍。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番号和位置已经明确，这些前几天还来去不定的红军，已经用南北两线构筑的阻击阵地形成了一个长廊式的通道。尤其是在南面，湘江上重要渡口界首的掩护阵地显然已被红军巩固；而在北面，全州附近的阻击线也清晰可见。在这条长廊式通道的东端，中央红军的“大队伍”——国民党军飞行员几乎是惊叫着这么说——确定无疑是共产党武装的核心机关，正在向湘江靠近。

这是军事部署早已预料和防备的情形，但是真的发生了的时候还是令薛岳万分紧张。

作为蒋介石直接委派的中央军指挥官，薛岳不得不为可能出现的后果担心：眼下，南边的桂军虽然已经向界首靠拢，但是白崇禧是否真能与红军血战到底还很难说。而在北线，何键的湘军四个主力师中，到达全州防线的仅有陈光中的第六十三师和章亮基的第十六师，李觉的第十九师和陶广的第六十二师还在零陵通往黄沙河的公路上磨蹭呢。按照目前的形势，红军顺利地渡过湘江几乎没有问题——即使从文市算起，到达湘江渡口最多七十公里，行军速度再慢，一个昼夜也足够了，更何况红军向来一旦移动便快步如飞。如果真让红军渡过了湘江，即使有广西的白崇禧和湖南的何键在前边承担罪责，但是作为中央军的指挥官，自己也不可能完全逃脱干系。与共产党武装作战，目前是蒋介石的头等大事，贻误战机乃至纵敌逃窜，自己的仕途很可能到此为止了。可是，如果率领中央军向前冲击，不要说蒋介石亲自交代过中央军要尽量避免与红军正面作战，就是蒋介石真的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湘江上游的那个地段是白崇禧的地盘，中央军一旦进入了广西，哪怕仅仅是擦了个边，也可能会受到桂军的暗中袭击——这些可恶的地方军阀，没有中央军的监视，他们和红军一场像样的仗都不肯打；而如果打的是中央军，他们从来没有手软过。

薛岳左思右想得出的结论是：中央军绝不能直接冲到湘江岸边去，但至少可以派一支部队赶往广西境内的文市方向。在中央红军队伍的尾巴上打一下，这样总不会引起白崇禧的误会吧？

此时，“追剿军”第一路军司令刘建绪也有点慌了。红军大部队到达，渡江态势坚决，仅凭他那两个师恐怕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如果把红军就这么放走了，自己在蒋介石那里一定罪责难逃；但如果让自己的两个师与红军作战，很可能要血本无归。刘建绪急忙给何键打电话请示，何键刚刚受到蒋介石的斥责，无奈之下，只有命令把湘军的另外两个师也调上去。于是，刘建绪立即命令李觉的第十九师和陶广的第六十二师火速赶往前线。接着，衡阳机场的电报也到达了第一路军指挥部，电报说已经接到何键的命令，立即出动十五架飞机为刘建绪部助战。到这个时候，刘建绪已经没有了任何退路，只能下决心在湘江岸边与中央红军决一死战。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刘建绪发布了第一道作战命令，命令全州防线上的湘军部队依托全州、桥头之线阵地夹击中央红军。第二天，刘建绪的又一个作战命令发布了：

1、据报，西窜之匪约五六万，其先头万余已在麻子渡、屏山渡等处渡过湘水，出没于路板铺、珠塘铺、沙子包、界首一带。我桂军主力在新圩、灌阳、龙虎关之线，其黄振国团在光华铺、卖猪岭一带。

2、我军以与桂军协歼股匪于兴［兴安］、全［全州］地区之目的，决乘匪主力未渡之前，先将渡河之匪歼灭之。

3、着陶广师为预备队，位置于五里牌、石角村中间之金家村附近，策应各方。

刘建绪决定在红军大部队尚未渡过湘江之前，先将已经渡江的那部分红军歼灭。就在刘建绪下达这道命令的同时，在国民党军湘江防线的南端，桂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在距离界首西南二十公里的兴安接到了白崇禧的电报。白崇禧在电报中说，刚刚收到了委员长的电报，委员长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认为是桂军把红军放走了。要求立即派出主力部队追击，“务使后续股匪不得渡河”。

在红军主力部队于南北两侧准备掩护军委纵队渡过湘江的时候，已经赶至湘江地区的国民党军均没作出相应的阻击。口口声声要“不负钧座厚望，与匪殊死一战”的湘军、桂军和中央军，这些吃着国民党南京政府调拨的军饷和物资的各路大军，出于什么意图和目的竟然使战场出现了这种情况？尽管在国民党军与红军的数年作战中，这样的情形曾经不断地出现——“各军相互掣肘，全无大局观念”——但是如今中央红军已置身在几近弹丸之地，为此蒋介石精心部署了把红军一举歼灭在湘江岸边的作战计划，可是至少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这一天的战场形势来看，国民党军的宏大军事部署等同了一张废纸。

蒋介石在给何键和白崇禧的电报中充满了怒不可遏的诘问：

迭电固守河流，阻匪窜渡，何以全州沿至咸水之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以后，又不闻我追堵各队有何处置，仍谓集结部队，待机截剿。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予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为浩叹。为今之计，唯有一面对渡河之匪，速照恢先［刘建绪］、健生［白崇禧］所商夹击办法，痛予歼除；一面仍击匪半渡，务使后续股匪不得渡河，并照芸樵［何键］预定之计划，速以大军压迫。匪不可测，以迟滞匪之行动，使我追军得以追击及兜剿。总之，窜匪一部漏网，已为失策，亡羊补牢，仍期各军之努力，歼匪主力于漓水以东、四关以西地区也。前颁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已有一部之匪西窜，并望即按计划次第实行，勿任长驱西或北窜为要。

在蒋介石的催促下，国民党军开始迅速向湘江渡口推进。但是，令蒋介石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二十八日，桂军第七军第二十四师覃连芳部到达了新圩以北地区，准备在中央红军“大队伍”的侧后发动攻击。在前出至攻击阵地的路上，桂军突然发现在他们的前面出现一支部队，紧张了一阵子之后，才辨明那是薛岳派出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一个营。本是“友军”的两支部队乍一相逢就分外眼红，桂军长官白崇禧多次向桂军官兵灌输要坚决“拒中央军于广西之外”，于是，桂军根本就没想还要请示上司，毫不犹豫地就向中央军开火了。双方交战了一个小时，结果周浑元部的这个营全部被桂军缴了械。事后这个营的长官解释说，他们堂堂的中央军不是在向桂军投降，而是以为向他们开火的是红军主力部队。

战斗进行的时候，桂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和参谋长蓝香山就在附近观战。

中央军的一个营被桂军缴械之后，周浑元部反倒派人来向桂军道歉，反复说明中央军是来寻找红军作战的，根本没有进入广西的意思。但是白崇禧还是不放心，他专门与湘军第十九师师长李觉通个电话，核实中央军的真实意图，李觉说“薛岳的部队已经沿着黄沙河向湖南方向去了”，于是这场“误会”最终以桂军把缴获的人和枪还给中央军方面了事。

全州，位于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即将渡江的通道的右翼，湘军刘建绪部的两个师先于红一军团到达了那里，这使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迫建在了觉山的脚山铺一带。这里向北距离全州十六公里、向南距离界首三十公里，与湘江并行的一条公路从这里穿过，公路的两侧是起伏的丘陵。虽然地形并不适合展开阻击战，但此时红一军团只能选择这里了。

担任阻击任务的二师刚刚挖好工事，湘军就开始了试探性攻击。从湘军设在山上的炮兵阵地发射的炮弹暴雨一样落在红军的阵地上。从衡阳机场起飞的飞机也到达了脚山铺上空，开始俯冲投弹。如此猛烈的炮击和轰炸，即使是身经百战的红一军团的官兵也不多见，这种预示着一场大战即将来临的攻击，令挖了一夜工事还没来得及休息的红军官兵骤然紧张起来。接近中午的时候，湘军发起了地面攻击。红一军团指挥员从望远镜里看去，冲击上来的湘军黑压压一片——“像蚂蚁一样，把整个山坡都盖满了。”红一军团各团的阵地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因为红军官兵的弹药十分紧张，缴获来的子弹几乎都给了机枪手，普通官兵手中的步枪子弹全部是红军兵工厂制造的“土弹”。为了节省弹药，红军有这样一条规定：不到步枪的有效射击距离内，任何人都不准开枪。

湘军成群地往山坡上爬。红军阵地上的沉默让他们产生了误会，他们认为在猛烈的炮击和轰炸中，红军已经丧失了战斗勇气。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就要接近红军的阻击阵地时，红军突然间开火了。

虽然二十八日攻击红一军团阻击阵地的湘军只有两个师，但在兵力、火力上与红军比还是占据了绝对优势。敌人的炮弹很快就把红军仓促修筑的工事炸塌了，巨大的爆炸声把阵地上的不少官兵震得耳鼻出血。虽然湘军的攻击被一次次击退，但是敌人依靠着兵力充沛，前面的撤下去后面的接着冲上来，一轮接着一轮，双方多次发生近距离的搏斗，厮打声在整整一个白天几乎没有间断。

在通道左翼的新圩方向，战斗几乎同时开始了。新圩距离湘江渡口七十公里，扼守着通向湘江的一条公路，是桂军向北攻击湘江渡口的必经之地。公路的两边是长满杂草的丘陵，丘陵的后面就是一片平川。在这里设置阻击阵地，是没有退路的绝地。红三军团的前卫部队五师奉命在这里阻击桂军，军团长彭德怀给五师师长李天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坚持四天。”

二十八日天刚亮，桂军第七军的攻击就开始了。武器精良的桂军从士兵到军官都没有把红军放在眼里，他们认为红军虽说打仗不要命，但是毕竟武器太简陋。而数架作战飞机和数十门大口径火炮的支援，也给桂军官兵长了胆量和信心，这使桂军一开始的攻击就显得十分凌厉凶猛。但是，当红军阵地上发射出炮弹的时候，桂军官兵一时间全都愣住了，因为他们从未听说红军有大炮。原来，彭德怀深知新圩阵地对于保障军委纵队安全渡过湘江的重要性，他把中革军委配属给红三军团唯一的一个炮兵营加强在了这里。

打了一整天，桂军虽然夺取了公路附近的几个小山包，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五百多名官兵的性命，这个结果使桂军感到了与红军主力部队作战的恐惧。红三军团五师的伤亡也在数百人。时任五师十五团政委的罗元发后来回忆道：“敌人离我们很近，炮火打得到处烟雾漫天，很快就分不清敌我战线了。一营在前面的战斗最激烈，当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冲上来以后，被我们打了下去，随后整营整团的敌人就暴露在我军阵地前，向我前沿冲击，很快就冲到我前沿阵地几十米处。我炮兵营的大炮猛烈地向敌人发起轰击，炸弹声和我们的手榴弹声连成一片。经过激烈的战斗，敌伤亡惨重，惊慌溃退。第一天的战斗，我们打垮了敌人的多次进攻，阵前留下了遍地尸体，我团也伤亡一百三十多人。”

桂军出师作战不利的战报被迅速报给了白崇禧，白崇禧立即命令查一下在新圩与桂军作战的到底是中央红军的哪支部队。调查的结果让白崇禧的心情更加阴郁不安了：红三军团五师由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广西百色起义的部队发展而来，当时起义的参加者有桂军的警备大队和教导队，所以这支部队从师长李天佑到大多数官兵都是广西人。

十一月二十八日这一天，担任中央红军后卫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在文市的水车地区也开始了对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阻击战斗。朱德给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和政委李卓然发了电报，电报命令第五军团无论如何也要在军委纵队的侧后方阻击敌人至二十九日晚。第五军团在掩护军委纵队的安全的同时，也要掩护第八、第九军团向湘江渡口方向移动。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先头部队在与桂军发生了误会之后，桂军有意把部队向后撤了一段距离，这让周浑元部不得不面对中央红军后卫部队的阻击。周浑元的部队对红五军团的攻击凶狠而猛烈，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是中央红军最薄弱的部位，只要冲过这道阻击线，就可以直接追击共产党武装的主力部队了。

这个早晨，军委纵队的大队人马从文市向西出发，根据他们的行军速度，走不了多远定会进入国民党中央军的合围中，而这也正是蒋介石所期待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的一〇〇团是全师阻击阵地的前沿部队，面对周浑元部整整四个师的攻击，这个团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和牺牲。战斗到最激烈的时候，阵地上所有的掩体全部被敌人的炮火摧毁，但是连同负伤的人在内，红军没有一个人退缩。一位福建籍的连长肠子被打了出来，鲜血把半个身子都染红了，他用手按着腹部，斜靠在指挥位置上边射击边不断地喊：“同志们！咱们没有退路，身后面就是党中央！”当又一次把敌人打下去的时候，红军官兵发现连长的呼喊声已经停止了。官兵们把自己的连长从落满炮灰和子弹的阵地上抱起来，没有了呼吸的年轻的红军连长眼睛瞪得滚圆，一只手已经被炸断，但食指依旧紧紧地按在驳壳枪的扳机上。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是军委纵队安全地渡过湘江的最后时机。此时，在军委纵队的左、右两翼，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对从南、北两面夹击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着顽强阻击，使界首至全州之间宽三十公里的通道依旧畅通无阻。湘江上的浮桥已经架设完毕，渡口四周除了天空的敌机之外，没有国民党军队到达。如果在二十八日夜晚来临的时候，或者是在二十九日天还未亮之前，军委纵队能够到达湘江并且迅速过江，整个中央红军的命运也许会是另外一种走向。但是，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朱德签署的红军行动部署向各军团表明：我军“至三十日止全部渡过湘水”。行动部署还表明：二十九日，军委纵队将到达“石塘圩以东之官山”——从地图上看，军委纵队二十八日晨从文市出发，二十九日到达位于文市西南方向的石塘圩，一天一夜之间仅仅前进了不到二十公里。

军委纵队缓慢的行军令红军官兵在湘江上构成的那条走廊式的通道静静地等了整整三天。在这三天里，通道的南北两线是日夜不断的密集的火网，而在通道的中间则是碧绿舒缓的寂静的江水。中国革命史中异常惨烈的战斗在这三天里发生了。

在通道的左翼，中央红军有两个阻击地点，一个是湘江边上的界首，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指挥部就设在那里；另一个是名叫新圩的小集镇，集镇位于文市西南方向中央红军的侧后，横跨在灌阳至湘江渡口的公路上。奉命在新圩阻击桂军进攻的是红三军团五师。因为十三团被军团部调去直接指挥了，五师这时候实际上只有十四、十五两个团。二十八日，红军官兵刚把阻击工事挖好，桂军的队伍就开过来了。红军与桂军刚一交战，战斗的残酷性立即让五师师长李天佑想到了高虎脑战斗。红三军团五师在保卫中央苏区的高虎脑战斗中，面对国民党军作战飞机倾泻下的数千发炮弹，面对国民党军六个师在大炮掩护下的进攻，阵地上所有的红军官兵无不舍生忘死，每个人都准备为保卫苏区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进行到最后的时刻，五师阵亡的团以下干部达三百二十四名，阵地虽已经成为一片焦土，但是依旧在红军官兵的脚下。年仅二十岁的红军师长李天佑出生在广西临桂，十五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著名的百色起义，历任红军排长、连长、团长，因作战勇敢获得过“红星”奖章。一九三四年，在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的最危急的时刻，他出任了红三军团五师师长。身经百战的李天佑预感到，新圩阻击战也许比高虎脑战斗还要残酷。

当时的国民党军对桂军的评价是：打仗狡猾且又固执，一旦打红了眼就分外凶狠。二十九日天刚亮，桂军对新圩的攻击又开始了。桂军的火力异常猛烈，飞机投下的炸弹把红军的阻击阵地几乎炸成平地。除了正面进攻之外，桂军还派出数支小部队不断地迂回，试图切割红军的防线。五师在战斗开始后不久，丢失了前沿的几个小山包，原因是坚守在阵地上的红军官兵全部牺牲了。战斗持续到中午，在漫天的硝烟中，李天佑师长站在指挥所的掩体上已经忘了头顶上盘旋的敌机，因为不断从他眼前抬下去的负伤和牺牲的官兵令他万分焦急：十四团政委负伤了；十五团团长白志文和政委罗元发都负伤了，两个营长也已经牺牲，全团伤亡已达五百多人。虽然阵地仍在，但李天佑还是盼望这样的阻击战早点结束。军团指挥部的电报不断到达，电报的内容全部是“继续坚持”。

没有了军政主官的十五团需要有人指挥，五师政委钟赤兵向十五团的阻击阵地冲了上去。由于阻击阵地被不断压缩，敌人的炮火已经打到了师指挥所。李天佑把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叫来了，准备当面向他布置反冲击任务。但是，当黄团长的身影刚从硝烟中冒出来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又传来了：在前沿指挥战斗的师参谋长胡震中弹牺牲。李天佑心头一阵撕裂般地剧痛，他和胡震相识于瑞金红军学校，这个和他年龄相仿的战友坚毅、勇敢、乐观，无论五师承担多么艰巨的战斗任务，只要有参谋长胡震在，李天佑的心里就能踏实许多。战斗开始的时候，胡震对团长们交代任务时大声地说：“无论如何不能在阻击阵地上撤退一步，要把命豁出去在这里死顶！如果让敌人冲过这里，中央纵队就要被拦腰截断，绝不能让党中央和中央纵队受到任何损失！”说完他亲自带领团长们上了前沿。李天佑双眼湿润了，在向黄冕昌交代任务后，他强调说：“记住胡参谋长的话，只要阵地上还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过新圩！”黄团长敬了个礼，转身消失在炮火中。李天佑回到师指挥所不一会儿，电话响了，是十四团打来的，十四团的一个连长报告说：“团长在和敌人的搏斗中牺牲了。”十四团团长，那个几分钟前在向师长敬礼的时候还微笑了一下黄冕昌！李天佑抓起电话大声地喊：“我们是红军！我们是打不散的！”说完，他拿起自己的驳壳枪冲出了指挥所。

在新圩的西北方向，湘江岸边的界首距离军委纵队的渡河地点仅仅几里地。二十九日清晨，这里的战斗是在熊熊大火中开始的，敌机扔下的燃烧弹把红军的阻击阵地烧成了一片火海。红三军团四师的官兵顶着数倍于己的敌人的疯狂进攻，他们的顽强坚守使整个前沿阵地几乎成了一个巨大的肉搏场。

位于最前沿的是四师十团，这个团在无险可守的开阔地上与敌人拉锯般地来回争夺阻击阵地，交战的惨烈致使这片开阔地上布满了桂军和红军的尸体。十团团长沈述清身先士卒，当敌人再一次冲上来的时候，他一声呐喊从掩体中跃出，带领官兵开始了不畏生死的反冲击。但是，搏斗中沈述清的呐喊猝然停止，这个一九三〇年参加红军的湖南青年身中数弹，一头栽倒在被鲜血染红的泥浆里。彭德怀得到沈述清牺牲的消息后，冲出指挥所奔上前沿。在前沿指挥战斗的四师政委黄克诚大喊：“你下去！太危险！”彭德怀不理会，当即任命红三军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为十团团长。时年三十五岁的杜中美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彭德怀站在前沿阵地上问四师师长张宗逊现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在前沿的最前边。彭德怀发火了：“把他给我拉下来！”彭德怀那一刻想到的定是张宗逊师长的前任洪超，他对那个骑在战马上冲锋的年轻而勇敢的身影难以忘怀，他不愿意听到四师又一个师长阵亡的消息。在黄克诚的竭力劝阻下，彭德怀回到了军团指挥所，然而身后跟进来的人报告说，十团团长杜中美刚刚牺牲了……

位于通道右翼的红一军团的正面是湘军。

二十九日清晨，经过了昨天一天的战斗，红一军团二师的官兵正在战壕里吃饭，湘军的炮火准备就开始了，与炮火同时袭来的还有天上十几架飞机的轰炸。与二十八日相比，湘军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不惜代价的战斗决心。红一军团的脚山铺阵地位于一片小山岭上，这些山岭有着古怪的名字：尖峰岭、米花山、美女梳头岭和怀中抱子岭。湘军的炮火和炸弹几乎把所有的小山岭一一覆盖，山岭上被打断的树枝横飞乱舞，泥土被一次次地掀起来，把红军的工事全部压塌。湘军在这次战斗中使用了燃烧弹，燃烧弹接连爆炸，令脚山铺的每一个小山岭都如同火炬般熊熊燃烧。几次近距离的战斗后，红一军团的前沿阵地相继丢失。红军强行发动了反冲击，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红一军团二师赶到了。

二师自从被留在道县担任后卫阻击任务以来，一直在与紧追不舍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作战。当他们接到了立即向全州方向增援的命令后，即刻从整个红一军团序列的最后面不停歇地奔跑了一天一夜，终于到达了军团最前面的阻击阵地。下午，红一军团一师扼守的米花山阵地的第一道阻击线被湘军突破，接着，美女梳头岭前沿阵地也被敌人占领，一师奉命在师长李聚奎和政委赖传珠的率领下向第二道阻击阵地转移。转移的时候，一师三团的两个营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其中的一个营从敌人的空隙中突围而出追上了主力，另外一个营因突围方向上的误差在密林中迷失了方向。当四周都响起了敌人的枪声时，部队出现了一时的混乱，营长对大家说：“同志们不要急，我有把握！政委告诉过我，有紧急情况让我们向右面的大山靠拢，跟我走！”

此刻，在由二师扼守的尖峰岭阻击阵地上，只有五团政委易荡平率领的两个连了。面对号叫着冲上来的黑压压的湘军，两个连的红军官兵一直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子弹没有了，就和敌人抱在一起用拳头打、用牙齿咬。易政委负伤倒在了血泊里，敌人端着刺刀冲过来时，他命令自己的警卫员向他开枪。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湖南浏阳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是一位优秀的红军政治干部。警卫员哭了，不忍心这么做，易荡平一把夺过警卫员手里的枪，同时高喊道：“快走，赶快突围！”然后朝着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易荡平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

在五团的阵地被敌人占领之后，四团的阵地也已被敌人三面包围。二师师长陈光送来命令，让四团撤到第二道阻击阵地去，但是为了迟滞敌人的攻击速度，为西进的军委纵队多争取哪怕一分钟的时间，四团边打边撤，始终和敌人纠缠在一起。湘军在公路上以宽大的正面展开了快速突击，公路左侧的一营已经和敌人厮杀成一团，本来是团指挥所的位置现在变成了肉搏战的前沿。团长耿飚被几个警卫员围着，警卫员不断地向敌人扔出手榴弹，但是敌人还是潮水般地拥了上来。警卫员杨力说：“团长，我们掩护，你赶快撤退！”耿飚却大喊一声：“拿我的马刀来！”马刀一举，寒光凛冽，耿飚率领着四团的战士迎面向敌人冲击过去。混乱的砍杀中，耿飚浑身上下溅满了敌人的血浆。待敌人暂时退下去时，强烈的血腥气味让这位经历过无数恶仗的红军指挥员蹲在地上呕吐不止。四团政委杨成武看见一营有了支持不住的迹象，于是想穿过公路去一营指挥战斗。但是，他刚一跑上公路就被一连串的子弹打倒了。身后的战士想冲上来营救他，但是敌人的子弹密集如网。湘军也许看出这个被打倒的红军是个干部，于是叫喊着向这里冲来：“抓活的！抓活的！”这时，五团五连指导员陈坊仁正好转移至此，一见这一情景立即奋不顾身地冲了上来组织火力掩护。四团二营副营长黄古文带着几名战士迎着敌人密集的扫射向他们的政委一点一点地爬过去。倒在地上的杨成武眼看着爬向他的战士一个个中弹心如刀绞，他躺在公路上大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但是，战士们还在向前爬。黄古文终于爬到了杨成武的跟前，他抓住杨成武的一条胳膊就向公路边拖，拖到公路边之后，被敌人的疯狂射击激怒了的黄古文把杨成武交给了警卫员白玉林，自己端起一挺机枪转身向敌人冲去。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当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于北、南两线与湘军和桂军展开殊死战斗的时候，湘江上那条关乎红军命运的通道依旧敞开着。这一天，尽管各部队的指挥员都因部队出现的巨大伤亡而十分焦虑，但是，军委纵队距离湘江渡口仍有三十公里的路途。

三十公里仅仅是野战部队一个短促冲击的距离，但是中央红军各军团接到的电报显示：“军委纵队要完全渡过湘江，至少要在十二月一日的晚上。”

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天，周恩来和朱德赶到了湘江边上的界首，并在湘江东岸开设了指挥部。此刻，他们已知道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各个阻击阵地上的情况，他们也收到了各军团催促军委纵队尽快渡江的电报。但是，根据他们的计算，即使到十二月一日，军委纵队也不可能全部渡过湘江。为了确保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和朱德要求红一、红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阻击住，以确保湘江上通道的完整和畅通。同时命令红五军团坚决堵住从后面追击上来的敌人，一直到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为止。

三十日，天气晴朗。

就在军委纵队开始从官山附近向湘江渡口接近的时候，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在敌人的猛烈进攻下被严重压缩着。红一军团在退守到第二线阻击阵地后，湘军四个师的进攻在火炮和飞机的支援下更加猛烈。红军前沿阵地上的各团指挥所已经基本失陷，各团团长根据炮弹坠落时发出的声音判断出落点的远近，然后他们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继续指挥战斗。红军官兵们俯在被炸弹炸松的灰土中躲避着弹片，那些还没来得及转移下去的伤员不少被埋在了坍塌的工事里。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在向团长们通报要动用师预备队的时候，团长们突然问：“军委纵队渡江了吗？”陈光师长回答：“渡了一半！”

湘军冲击的兵力超过了阻击他们的红军十倍以上。

红一军团的预备队六团上来之后，并没有使情况好转，各师各团的建制都在激战中被打乱，红军战士只能从团长们身上背的装地图的袋子分辨出谁是指挥员，然后根据不管是哪个团的指挥员的命令，哪里出现危机就不顾一切地冲向哪里。在已经无法在现有的阵地上继续有效地阻击敌人的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合署名，直接给朱德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军委纵队和仍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无论如何要在三十日晚渡过湘江。

我军向城步前进，则必须经过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咸水圩。由脚山铺到白沙铺只有二十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下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

这封电报表明第一军团的作战能力已经消耗到了极限。

红一军团要求各部队坚守阵地的电话几乎没有停止过。左权的嗓子已经喊哑了，聂荣臻不断地与阵地指挥员保持着联络，军团部里只有林彪默不作声。年仅二十八岁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是个沉默寡言的青年，他被他的对手何键和薛岳称为“朱毛赤匪中最有计谋的干将”。出生于湖北黄冈的林彪十九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员。毕业后他在国民革命军叶挺部当见习排长，随即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凭借着与年龄并不相符的对作战的独特的感悟力和把握力，林彪从营长开始，团长、纵队司令员、军长一路升迁，二十五岁时，他已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他可能是个索然无味的人，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爱好，唯一能够吸引他的就是作战地图和沙盘。林彪曾经写过一篇名为《论短促突击》的军事文章，受到李德的赞赏，李德说他是“最有头脑最有前途的红军指挥员”。尽管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林彪赞成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一个证据，但史实中难有更充分的实据说明他与李德有更深的交往。恰恰相反，林彪始终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老资格共产党人和红军领导人的信任。对于中央红军目前所面临的危机，林彪忧心忡忡，因为红一军团已经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但是，无论在多么混乱的场合，林彪总是能够在没完没了的踱步中把自己的思路调整到具体的作战方案上来。

凌晨一时半，中革军委的电报到了，其中对红一军团的指示是：“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全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在湘水东岸只留小的侦察部队。”

仅仅两个小时后，又一封电报到了，这次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电报：

林、聂、彭、杨：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中央局 军委 总政

十二月一日三时半

这是对红一、红三军团全体官兵的最后的战斗动员——“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这个夜晚，在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是红军干部宣读电报的声音：“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根据电报的要求，已经在阻击阵地上浴血奋战了三天的红一、红三军团至少还要在阻击阵地上坚守整整两天。

此时的湘江渡口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流旋涡。

从三十日上午开始，军委纵队的人马陆续到达了湘江渡口。远远地，由成群的驮着重物的马匹、被战士和民夫搬运着的大行李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挑夫组成的队伍黑压压地滚滚而来。军委第一纵队缓慢地走上了浮桥。炮弹在江水中爆炸，掀起了冲天的水柱，浮桥开始摇晃，受惊的马匹惊叫着不肯上桥，马夫和战士们咒骂着、抽打着，慌乱的马匹加剧了浮桥的动荡。大行李把浮桥堵塞了，战士们大声喊叫着，催促着前面的人赶快让路。后面又走上来一支队伍，是红军的剧团！小红军已经很疲惫了，抬着的大箱子摔裂开，花花绿绿的服装和道具撒了出来，小红军一边收拾一边哭。突然，一颗炸弹在距离浮桥很近的地方爆炸了，桥上的人马全被掀翻到江里，人在游水，马在挣扎，江面上漂浮着文件、传单、苏区的纸币和大大小小的书籍……从江水中重新爬上浮桥的小红军突然扯开嗓子唱起了红军编创的京剧《骂蒋介石》：

听罢言不由我怒火冲头

骂一声蒋介石细听从头

你那年在广东点兵北走

欺骗我工农兵去做马牛

出湖南打江西攻下汉口

哪一仗不是我工农战斗

旧军阀都被我英勇赶走

实指望工农兵得到自由

哪晓得到武汉你又反口

见着那革命人都要杀头

到一处烧一处残酷野兽

只杀得遍地里血似水流

你还说中国内没有对手

遇到了共产党是你对头

工罢工农抗租地主打倒

贪官们土豪辈也要赶走

白匪狗你胆敢与我决斗

我红军杀得你片甲不留

那一刻，湘江上所有的嘈杂之声突然沉寂了，天地间回响着小红军带着童音的唱腔。

十二月一日凌晨，中央红军于湘江南北两翼部署的阻击线都已被压缩到了通道即将被完全封闭的状态。从阻击阵地上送来的告急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已经数天没有吃饭睡觉的周恩来和朱德面容极度消瘦而又极其严峻。他们知道，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到了。

这个夜晚，中央红军第八军团的官兵没有听见“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的朗读声，他们在茫茫的夜色之中踏上了艰险的撤离之路。

自军委纵队从道县出发后，第八军团一直跟随着第九军团向道县西南方向的江华、永明方向前进，任务是保卫军委纵队侧后的安全。但是，渡过潇水之后，中革军委突然命令他们赶赴灌阳的水车地区，与在那里的红三军团六师取得联系。这一命令意味着第八军团必须返回道县，然后前往位于道县西南方向的灌阳。后面的敌人追击得很紧，第八军团没有动员就匆忙上路了。由于始终没能与红三军团六师联络上，部队走走停停，速度缓慢。不少官兵由于极度疲劳，倒在路边就睡着了，任凭干部们如何催促也醒不过来。为了让他们不至于掉队，干部们只好朝天开枪，用枪声警示这是危机四伏的战场。

十一月三十日夜，第八军团终于到达水车，但红三军团六师已经奉命前往新圩去增援阻击部队了。在水车，第八军团遇到了另一支红军部队，一打听，原来是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三十四师是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这就是说，跟在三十四师的后面，第八军团成了整个中央红军最后面的部队。

第八军团从水车出发的时间是三十日午夜。出发时他们依旧跟在第九军团的后面，而留在水车阻击敌人的是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部队刚一上路，右翼就传来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然后是左翼。接着传来一个更可怕的消息：两个师的敌人正从第八军团的后面潮水般地卷过来。而在第八军团的前面，也就是第九军团的方向，山腰丛林中突然响起了步枪声和机枪声。难道第九军团已经不在前面了？后来才知道，桂军已经插到了第九军团与第八军团之间。

桂军的突然插入令第八军团处在了前后受敌的境遇里。军团长周昆在万分危急中下达了命令：二十三师断后，其余人员向前冲击。但是这时候，前方的各个通路都已被桂军占领。很快，第八军团的队伍就被蜂拥而来的敌人切割成了若干部分。

天黑下来了，黑暗中的交战极其混乱也极其惨烈。

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战场上到处都是第八军团丢下的行李、伙食担子、马匹和担架。

军团宣传部部长莫文骅带领一部分官兵向湘江方向奔去，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一步步地向红军主力部队靠近。莫文骅一口气跑出二十多里地，红军官兵进入了一个漂亮的小镇子。莫文骅从镇上老乡的口中打听到，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渡过了湘江，这里距离湘江还有约四十多里路。于是他决定队伍不休息继续向前赶。一出小镇，莫文骅发现路边有一大堆书籍，这个场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他依旧清晰地记得那天阳光微红，“马路旁边这一堆那一堆的军事、政治书籍，有的原本未动，有的扯烂了，有的一页一页地散了一地……里面有列宁主义概论，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土地问题，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战略学，还有许多地图、书夹、外文书籍等……”这是莫文骅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所获得的极其难得的温暖感受。不久之后，他和他所带领的红军官兵就与追击而至的敌人展开了激战——“肉搏数次，剧战几个小时。”

直至十二月一日下午，由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带领的一部分官兵才摆脱敌人的追击到达湘江岸边。湘江上的浮桥已被炸断，罗荣桓一脚迈进了江水里，江水的寒冷令他几乎无法站稳，但是他和官兵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渡过这条大河，罗荣桓在刺骨的江水中坚定地朝对岸走去。终于踏上了湘江的西岸，罗荣桓转过身来，发现自己的身后只剩了一个年龄很小的红军战士。戎马征战多年的罗荣桓顿时热泪盈眶——这位红军小战士的肩上居然还扛着架油印机，原来他是一名红军的小油印员。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是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在苏区仓促组建的部队，部队几乎全部是由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新兵组成。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一九三四年十月，第八军团从中央苏区出发的时候，其实力在中革军委的统计表格上显示为一万零九百二十二人。至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初，第八军团最后回到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人员不到一千人，其中战斗人员仅为六百人。

十二月一日清晨，湘江上雾气弥漫。军委纵队依旧在敌机的轰炸下渡江，由于行李和物资在江边越堆越多，因此渡江的速度更加缓慢。傍晚六时，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向红一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是：灌阳敌人占领新圩，正向我追击。“三十四师及六师二团被切断”。八军团情况不明。“五军团无联络”，但估计主力已经渡江，正向麻子渡方向前进。“四师一部在光华铺被敌截击。五师及六师尚未完全抵达”。向红三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是：“六师十八团于陈家背被切断”。“桂敌已前出到古岭头地域，我八军团被打散，估计该敌将向麻子渡西进”。“全州之敌已进到朱塘铺，明二号将会向界首前进”。

红三军团新圩阻击阵地的丢失，使桂军从南面向中央红军的中后部直插过来，不但将担任后卫任务的红军部队通往湘江渡口的路完全封堵，同时桂军还得以从东面向即将到达渡口的军委纵队的后续人马压了过来。此时负责守卫通道左翼的红三军团只剩下界首一个阻击点了，红三军团使用了所有的部队在这个几乎位于渡口的阻击点上顽强战斗。而在右翼红一军团的阵地上，激烈的混战场面一直延续着。在被聂荣臻称作“战斗最激烈的一天”里，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响彻着红军干部“一切为了苏维埃”的呼喊。在密集的枪炮声中，前沿的三团阵地再次被敌人突破，三团的红军官兵以慷慨赴死的勇气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击。在一、二师的接合部，湘军终于撕开了一个口子，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敌人三面包围，二师的指挥所已经处在了一片枪炮声中。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四团团长耿飚看见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提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出现在阵地上。耿飚不由得紧张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凌晨三时起，军团保卫局组织了一支由红色政工人员组成的战场执行小组，这个小组的唯一任务就是在战场上督战。在“左”的路线仍在影响着中央红军的时候，战场执行小组的权力很大，拿耿飚的话讲：“谁在作战时弯一下腰，也要被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在阻击战已经白热化的关头，保卫局局长的出现显然不妙。果然，罗瑞卿直奔耿飚而来，他用枪指着耿飚的脑袋吼道：“为什么丢了阵地？快说！”罗瑞卿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时负伤，至今腮上仍有一道伤疤，此刻这道伤疤令耿飚觉得格外异样。耿飚说：“全团伤亡大半，政委负伤，我这个团长都和敌人拼了刺刀。在敌人十倍于我的情况下，接合部是在阻击阵地上的官兵全部牺牲的情况下丢失的。”四团参谋长在一旁补充道：“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夺回阵地。”罗瑞卿仍是怒气未消：“四团不该出这样的事情。立即组织力量把阵地夺回来。”接下来他的话语才缓和了：“中央‘红星’纵队才渡了一半，阻击部队必须坚持住。”他掏出一支烟递给耿飚，“指挥战斗披着条毯子，像什么话嘛。”警卫员赶紧解释说：“我们团长一直在‘打摆子’发高烧！”耿飚并没有因为罗瑞卿语气缓和而轻松，他的脸色格外凝重了，耿飚说：“这里的每分钟都得用命来换！”罗瑞卿没再说什么，转身下了阵地，走了几步回头对耿飚的警卫员说：“过了江，给你们团长搞点药。”

耿飚事后才知道罗瑞卿怒火万丈冲上阵地的原因：从红一军团一师、二师失守的接合部冲进来的敌人，竟然一直冲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的跟前。当时林彪、聂荣臻、左权正在看地图，警卫员冲进来报告的时候聂荣臻还不相信，出去一看竟吓出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端着刺刀已经从山坡下爬了上来。聂荣臻一面命令收拾电台撤离，一面指挥警卫部队反击，并且派人去告诉正在另外一个山窝里指挥作战的二师政委刘亚楼。派出的那个红军士兵在快速奔跑中草鞋被敌人的子弹打掉了，但是他的脚居然没有受伤——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中午，李德和博古终于到达了湘江东岸。眼前的情景令他们十分震惊：天上数十架敌机轮番俯冲，即使浮桥已经断了，轰炸和扫射依然猛烈，江水不时地被激起数道水柱。那些还没被炸断的浮桥在爆炸声中剧烈地摇晃，桥下湍急的江水中红军工兵们正在冒死抢修。湘江江面上漂浮着竹竿、木板、各种杂物以及人和马的尸体。浮桥上拥挤着行进的队伍，人声马嘶鼎沸，不断又有人和马跌入江中。在江边的渡口处，除了等待渡江的人群外，还堆着没有炮弹的山炮、印刷机、缝纫机、机床零件、行李、炊具、担架、书籍……指挥渡江的周恩来在混乱的人群中发现了躺在担架上的邓颖超，这副担架被蔡畅等人抬着正跌跌撞撞地向江边靠近。然后，周恩来看见了毛泽东。头发长长的毛泽东向湘江岸边走了过来。在环视了这个极其混乱的渡口之后，他对周恩来说：“恩来，我们到了。”周恩来说：“安全到了就好，立即过江吧。”

这时，从界首方向冲来的桂军距渡口仅剩不足两公里了。

敌人的子弹已经打到了浮桥上。

毛泽东走上了浮桥。

傍晚的湘江上夕阳低垂。

军委纵队在缓慢地过桥。

至十二月一日十七时三十分，包括李德和博古在内的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了湘江。

但是，湘江以东，还有尚未过江的红军部队。

萧华率领的少共国际师完成阻击任务后，发现通往湘江渡口的路上已经布满了敌人。师政治部立即决定开展“飞行政治工作”——所谓“飞行政治工作”，就是在战斗中进行的“紧急政治工作”。少共国际师的领导最后向这群饥渴疲惫的红色少年发出的战斗口号是：“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为了突破敌人的包抄，少年红军不断发起殊死的攻击。十二月一日，少共国际师已经接近了湘江渡口，但是四面的敌人把他们围得很紧，他们只有不顾一切地拼死扑向渡口的方向。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少年红军终于闻到了江水的气息，看见了出现在眼前的那条大河，他们一齐扑进了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河水中。江对岸，岸边的泥土潮湿而柔软，少年红军一一爬上岸的时候，在大山的巨大阴影里，他们看见了聚集在一起的红军主力部队，然后看见了胡子很长的周恩来，周恩来说：“小鬼们！大家都好吗？”

没能渡过湘江的还有担任整个中央红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

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三年前还是一名国民党军的高级军官。他一八九五年生于河北新河，二十八岁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之后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从连长一直升至师长。一九三〇年，西北军被改编为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董振堂出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旅长，不久被调往江西参加“围剿”中央红军的战斗。第二十六路军官兵皆为北方人，董振堂说：“我们部队的士兵有四怕：一怕跟红军打仗，二怕害病，三怕下雨，四怕吃大米。部队伤亡得这么多，士气很低落……”第二十六路军备受蒋介石歧视，为了让第二十六路军坚守“围剿”前线，蒋介石甚至将其在南昌的留守处抄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董振堂率部在“围剿”中央红军的前线宁都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第二年董振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出任红五军团军团长。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后，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位于整个红军队伍的最后，担负着万分危险的殿后掩护任务，董振堂知道自己必须随时准备付出生命。两年后的一九三六年，新年刚过，董振堂率红五军进至甘肃西北的高台县时，被八倍于己的马步芳的匪军包围。红军激战八天八夜之后，董振堂身边只剩了两个警卫员和一个司号员。黑压压的敌人冲了过来，董振堂因左腿中弹卧在地上用双枪轮番向敌人射击，直至给自己剩下最后一颗子弹……马步芳的匪兵将董振堂的尸体绑在大炮炮口上，然后将炮弹轰出了炮膛——四十一岁的红军军团长董振堂的生命如烟花一般向天空腾起，然后缓缓飘落在中国西部辽阔的土地上。

当红一军团抢占道县的时候，红五军团在远离军委纵队两百多公里的土地圩附近阻击着粤军和湘军两个师的追击。三十四师和六师的十七、十八团相互配合与敌人激战了两天两夜，保证了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顺利地渡过了潇水。

十一月二十五日，军委纵队离开道县，开始向湘江渡口方向行进，红五军团主力部队紧跟着到达道县以东地区，接替了红三军团四师的阻击阵地。这时，军团首长接到了中革军委的命令，命令要求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留在原地“坚决阻止尾追之敌”，以掩护行动缓慢并且走了弯路的第八军团，同时担任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也许因为意识到三十四师将面临极其危险的处境，命令还特别指出：“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争。”

中革军委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三十四师是有理由的。三十四师并不是由董振堂带来的国民党起义部队官兵组成，而是由闽西地方红色武装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师长陈树湘一九二七年参加秋收起义，在井冈山上任红四军连长，一九三一年任红十二军团长，一九三三年任红十九军五十六师师长，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前夕出任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师长。政委程翠林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秋收起义，一九三三年任红十二军团政委，一九三四年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出任三十四师政委。三十四师全师干部大多是原红四军调来的骨干，政治立场坚定，作战经验丰富；而战士全部来自贫苦的青年农民，士气旺盛，作战能力很强。

但是，此时此刻，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的命运已成定局：在整个湘江东岸的敌情日益严重的时刻，中央红军数万人的后卫掩护任务落在了一个师身上。

在红五军团主力部队离开道县阻击阵地的时候，军团首长和三十四师的干部们一一告别。那是一个悲壮而伤感的时刻，已经对三十四师的命运有了某种不祥预感的军团首长叮咛不止：“全军团期望着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要把干部组织好，把战士们安全带回来。”——无论是军团长董振堂，还是陈树湘和程翠林，都双眼湿润，没有人知道他们彼此在那一刻是否意识到了这一别竟是永别。

主力部队西进以后，师长陈树湘命令一〇〇团先行一步，向灌阳方向急促行军，去接替红三军团六师在那里的阻击阵地，以便让六师去追赶红三军团主力部队。然后，陈树湘带领一〇一团加师部走中路，程翠林带领一〇二团跟随，在掩护第八军团西进之后，前往文市和水车一带建立阻击阵地。

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四师在军委纵队后面的文市以东地区，与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展开了战斗，异常惨烈的阻击战一直持续到十二月一日。当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之后，三十四师接到的最后一个命令是：放弃阻击阵地，“立即向湘江渡口转移，并且迅速渡江”。但是，三十四师的阻击阵地距离湘江渡口至少还有七十五公里以上的路程，且通往湘江渡口的所有道路都已被敌人完全封锁。

三十四师处在了敌人的四面包围中。

中央红军的所有部队都离他们远去了。

国民党军很快就发现了这支孤立无援的红军部队，于是，各路大军立即从各个方向向三十四师合围而来。

经过连续不断的残酷的阻击战，三十四师的部队已经伤亡过半。因为总是处在后卫位置，沿途的粮食都已被前面经过的部队筹集一空，三十四师已断粮多日，但饥饿难耐的官兵们依旧要时刻处在战斗状态中。险恶的敌情令他们没有精力去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哪怕打片刻的盹。桂北秋雨连绵，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三十四师的红军官兵身上的单衣都已破烂不堪。

西渡湘江追赶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无望。

师长陈树湘命令把所有的文件烧掉，然后率领三十四师向东走去。这与中央红军远去的方向完全相反——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准备突围，他们真的要去湖南南部打游击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夜幕降临的时候，三十四师的突围开始了。红军官兵与迎面扑来的国民党军激战整整三个小时，师长陈树湘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硝烟中向全师宣布了两条决定：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持续到深夜，三十四师的部队已被敌人切割成数块。陈树湘命令一〇〇团团长韩伟带领部队掩护，自己和参谋长王光道带着师直、一〇一团和一〇二团继续向东突围。负责掩护的一〇〇团实际上已不足一个营的兵力，红军官兵边阻击边突围，在一个叫猫儿园的地方，一〇〇团再次被敌人重兵包围。红军官兵把仅存的弹药打光后开始了肉搏，战至最后全团只剩下三十多人。团长韩伟重申了红军宁死不屈的精神，然后宣布部队解散——“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中，而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陈树湘带领的一百多名官兵，在向东突围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敌人的重重围堵，红军官兵只有用身体去和敌人拼杀，包括政委程翠林和参谋长王光道在内，一百多名红军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国民党道县保安司令命令将陈树湘放在担架上，由他本人亲自监督，押往湖南省会长沙。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抬着担架的国民党士兵突然脚下一滑，他们这才看见躺在担架上的陈树湘从腹部的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了。

国民党军把陈树湘的头颅割下来，挂在了长沙小吴门城墙上。

整整二十九年前，陈树湘出生在长沙小吴门的瓦屋街。

站在小吴门的城墙上，可以看见他家那木板做的家门。木门后的家里有他卧病在床的老母，他的妻子名叫陈江英。

年轻的红军师长陈树湘的灵魂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故乡。

湘江渡口已是一片死寂。

当地的百姓被驱赶来掩埋那些遗留在战场上的遗体。

距离渡口不远有一处水流突缓的江湾，红军官兵的遗体从上游漂下来密集地浮满江面，使在这里拐弯的湘江变成了令人惊骇的深灰色。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掩护着军委纵队向湘江西面那座叫老山界的大山匆忙而去。

红军官兵知道，只要进了苍苍茫茫的大山，危险就会相对减少。

老山界山口附近有一个村庄叫千家寺，这里成为红军进入大山前最后一个需要付出生命的地方。

为了“坚决防止红军南下进入广西和尽快把红军赶入贵州”，桂军对刚刚渡过湘江的中央红军进行了穷凶极恶的追击。十二月二日早八时，桂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致电第四十三师一二九团团长梁津，说在千家寺附近有近五千的红军在休息，要求一二九团迅速绕小路向那里迂回。梁津找来了当地的一名瑶族人当向导，一二九团随即出发了。说是小路实际上无路可走，天快黑时，一二九团才接近目标。梁津在一个山脊上用望远镜看了看，他看见了军长夏威所说的那支红军队伍——“田野间枪架成行，整齐地排列着。附近炊烟四起，红军战士有的围坐休息，有行动往来者，似将用晚膳的时候了。”梁津立刻命令部队分三路顺着山涧隐蔽向红军接近，在距离红军部队不到八百米的地方，桂军一二九团突然开始了攻击。

桂军的攻击达到了袭击的效果，从红军部队瞬间发生的混乱来看，他们对桂军如此顽强的追击并没有思想准备。红军官兵在混乱中本能地拿起枪还击，然后逐渐形成了阻击线。红军的阻击线一旦形成，桂军立刻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山涧突然燃起了千万只火把，这些火把聚集在一起，向着大山深处绵延数里地蜿蜒而去。

当桂军终于冲破红军的阻击线时，发现红军做好的饭还热着。

留下阻击桂军的，依旧是红五军团的数百名官兵。这些疲惫的红军在大部队迅速离开千家寺之后，顽强阻击着洪水一样汹涌而来的桂军，不久，他们就被桂军从四面包围了——桂军一二九团从正面袭来，一二七团从另一个方向包抄上来。这个团在包抄的时候，快靠近山口了却听见激烈的枪声，远远看去，崎岖的山路上红军部队正向大山腹地前进。为了不使自己的攻击变成被红军包围，一二七团竟在原地等了一阵，等红军大部队远去了之后，他们才突然从山脊上冲下来用火力封锁了山路。红五军团的官兵后路已绝，并且受到两支桂军的前后夹击。

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战斗，两支桂军把还活着的十几名红军挤压在了一个小山窝中。一阵猛烈的扫射之后，桂军在这个遍洒着红军鲜血的山窝里缴获了红军的一些政治书籍，其中一本名为《侦探须知》的书被上交给白崇禧，白崇禧命人稍微删改之后下发到部队，红军的《侦探须知》成了桂军的军事教材。

桂军接下来的搜山行动十分不顺。在一个岩洞里，他们发现了大约三十名红军官兵，桂军劝说他们投降，结果遭到了红军的激烈抵抗。趴在洞口劝说的一名桂军副连长被红军一枪打死了。桂军立即开始了报复性攻击，岩洞里的红军官兵最终全部战死。另一股桂军搜查到一处红军曾经宿营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用竹木临时搭起来的台子，上面贴着很多标语，看来是红军开大会用的。在台子下边，桂军发现了十几名红军官兵，看上去是因为负伤和重病已不能行动了。桂军军官们聚在一起紧急磋商，他们认为红军不可信任，弄不好这些人是伪装留下来的，等桂军对他们丧失警惕后他们就会突然发动袭击。磋商的最后决定是：全部枪决。

一阵乱枪之后，大山寂静了下来。

在确定红军已经到达贵州边界后，桂军停止了追击。

湘江一战，中央红军由从苏区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其中仅牺牲和失踪的红军官兵就高达三万五千人。

在险峻崎岖的山路上行进的时候，挥之不去的压抑情绪一直笼罩着红军的队伍。中国工农红军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灵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苦痛。

李德掏出手枪企图自杀，被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制止了。李德的绝望不仅来自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红军前途的未知，更来自政治上的极度恐惧：中国红军的遭遇令他无法向共产国际交代，无论他有多么理由充足的辩解，中国红军的巨大损失也会让他难以自圆其说。而博古自从过了湘江就进入了一种茫然状态，这个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预感到自己将要承担什么样的政治后果；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到了这样的时候，他仍然想不清楚红军到底要走向哪里？茫然无措令他曾经咄咄逼人的自信荡然无存。博古开始用目光寻找他一直不愿意看见的毛泽东，他希望在毛泽东的表情上发现某种证据，以证明这个非“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开始幸灾乐祸了，但是博古始终没能看见毛泽东走在哪里。即使红军主力部队已经损失大半，即使在黑夜的大山里行进，红军依旧保持着以军委纵队为核心的“甬道”式的行军序列，这让无论是李德还是博古，谁也无法看见红军军团指挥员们的表情。战争的残酷对于林彪和彭德怀这样的军事指挥员来讲已不会构成严重的影响，尽管在他们无声的内心世界里有一处深情的角落永远属于跟随他们出生入死的士兵，但是只要战斗的脚步还在前行，他们在沉闷中思索的只能是下一步的战斗将会发生在哪里？

老山界，是当地少数民族对越城岭的称呼，这是中央红军军事转移以来遇到的第一座真正的高山。

一条狭窄的小路在陡峭的山崖上呈“之”字形盘旋而上。队伍的一侧就是万丈悬崖。卫生队的一名担架员掉下去了，官兵们把火把聚拢来寻找他，见他卡在悬崖上的一道石缝里，红军官兵就垂下绳子拉他，拉上来了却发现这个眼睛被血浆覆盖的战士已是奄奄一息，大家就轮换着抬着他走。爬到半山的时候，火把因燃烬而一一熄灭。红一军团的官兵好容易在一个山坳里发现了一户瑶民，还在瑶民的木屋里发现了一锅煮在火塘上的稀粥，红军官兵人人喜出望外，但却在瑶族老人惊恐的神色面前停了下来。红军给钱老人不敢收，官兵们就把自己装米的袋子解下来和老人换，老人点了点头。红军官兵刚舀了一碗粥，就听见指导员在黑暗里发火，说有人把老人的篱笆拆了做了火把。于是他们赶紧端着粥出去，写了张“不准拆篱笆做火把”的标语，然后用稀粥当糨糊贴在了篱笆上。

红三军团五师终于走进了一块平地，军团命令官兵休息并且想办法弄点吃的。但是，小村寨里跑得一个人都没有了，于是部队派人上山去寻找。官兵找回来一部分村民并向他们求购大米，双方讨论的价格是六块大洋一百斤。条件讲妥了但是不少连队不愿意购买，说不但价钱太贵，而且卖的米是糯米，糯米是坐滑竿的财主们吃的，吃了这东西脚软走不动路。经过调查，不是卖大米的人故意和红军作对，而是这块平地里只出产糯米。于是红军只好买来吃，竟发现米很黏而且很好吃。继续上路的时候还是没有火把，大山伸手不见五指，只看见团部的那盏马灯在远处发出微弱的光亮。突然，队伍不动了，接着命令传下来让就地休息。狭窄陡峭的山路上根本躺不下来，只能坐着，但是立刻就响起了一片呼噜声。红军干部们不敢睡，他们用力吸着被当成烟草的树叶，直呛得剧烈地咳嗽。天蒙蒙亮的时候，队伍又开始向上蠕动。在阴冷潮湿的山雾中，红军官兵这才发现昨晚队伍居然停在了一处高高的悬崖上。

进入老山界后，红九军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的妻子曾玉经历了人生的一场苦痛。这位已经怀孕的女红军刚一进山就觉得肚子剧烈疼痛，于是休养连命令担架队用担架抬着她走。但是没走多远就遇到桂军的袭击，抬担架的民夫扔下担架跑了，红军官兵立即把曾玉扶上马迅速撤离战场。马背上的颠簸令曾玉无法支撑，血顺着双腿涌流而出。三名女红军将她从马背上架下来，一步一个血印地寻找安全僻静之处。没有任何接生设备，甚至连一张干净的纸都没有，一个孩子在一丛茅草中出生了。曾玉把浑身是血的孩子抱在怀里就是不肯松手，但是桂军的枪声已经越来越近。在大家的催促下，这个没有衣服的孩子被用几把茅草裹了裹在最后的时刻丢弃了。枪声和孩子尖厉的哭声交织在一起，曾玉一步一回头，前面是一条山涧的溪流，刚刚生完孩子的曾玉一脚下到冰冷的水里。直到上了岸，依旧能够隐约听见孩子的哭声，曾玉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战士们找来张破桌子当担架抬着她，并给她找来了唯一能找到的补养身体的东西——豌豆叶。昏迷中的曾玉始终把双臂抱在胸前，她就这样紧紧地抱着自己的“骨肉”直到红军走出老山界。

黑暗中，宣传队的小红军站在高处嘶哑地喊：“还有十几里就到山顶啦！爬上去国民党军就追不上啦！我们英勇的红军就要胜利啦！”

中央红军在黑暗中的大山里辗转前行，上千公里之外的蒋介石也是夜夜无眠。

湘江一战后，蒋介石的参谋人员不断地给他推算中央红军到底还剩多少人，推算的结果是四万人。这个并不准确的推算显然夸大了中央红军的实力，向来夸大国民党军战果的参谋们这次夸大红军实力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再一次证明白崇禧的桂军“通共”。果然，蒋介石勃然大怒。蒋介石认为，朱毛红军注定要被彻底消灭在湘江一战中，即使没有军事常识的人看一眼地图就能明白红军自己走入了绝境，可是绝境中的朱毛红军竟然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夹击中走掉了，这不是内部出了问题还能是什么？

蒋介石给白崇禧发出一封电报，怒火万丈地让广西方面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

电报发出的第二天，白崇禧的“合理的解释”来了。

白崇禧在电报的开头说，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拜诵再三，惭悚交集”，但是随即就开始了冷嘲热讽：

赤匪盘踞赣闽，于兹七载，东南西北四路围剿，兵力达百余万，此次任匪从容脱围，已为惋惜，迨其进入湖南，盘踞宜章，我追剿各军，坐令优游停止达十余日不加痛击，尤引为失策。及匪沿五岭山脉西窜而来，广西首当其冲，其向桂岭东南之富［富川县］、贺［贺县］，抑向东北之兴［兴安县］、全［全县］，无从判定。职军原遵委座电令，将兵力集中兴、全，后以共匪分扰富、贺，龙虎关之警报纷至沓来。复奉委座电令，谓追剿各军偏在西北，须防共匪避实就虚，南扰富、贺西窜，更难剿灭。

白崇禧的意思是：亲自坐镇南昌大本营指挥“围剿”中央红军的不是委座您吗？百万大军把红军压迫在江西南部的弹丸之地，这难道不正是消灭他们的最好时机么，可是红军怎么跑出来了呢，放走他们的到底是谁呢？中央红军进入了湖南，虽然广西的军队“十余日不加痛击，尤引为失策”，但难道不是中央军和湘军任红军一路从容西进直至进入广西的吗？

在让蒋介石明白中央军和湘军有错在先之后，白崇禧开始陈述桂军的委屈与功劳：

兹以湘、桂边境线长七百里，我军兵力总数不过十七团军，处处布防，处处薄弱，故只得以军一部，协同民团防堵，而以主力集中于龙虎、恭城一带，冀以机动作战，捕捉匪之主力而击破之；又虑匪众我寡，顾此失彼。迭经电请进入全州附近之友军，推进兴、全，并经与湘军协定，共匪主力侵入兴、全时之夹击方案。自匪以伪一、九两军团由江华、永明方面分扰富、贺边境及龙虎关，与我防军接触后，当指挥进击，经两日激战，将其击溃，并判明匪之主力窜入四关，即以十五军全部及第七军主力星夜兼程转移兴、灌［灌阳县］北方之线截击该匪。

白崇禧不但派出了桂军主力，而且主力还“星夜兼程”，持续激战常常不是一日而是两日，如今却受到委员长的指责，于是白崇禧说：“委座点责各节，读之不胜惶恐骇异。”——惶恐之余，关键是“骇异”，“骇异”二字显现出白崇禧看似觉得莫名其妙，实则心中充满了愤怒。愤怒的白崇禧开始列举事实，以证明桂军的政治坚定以及作战勇敢：

无论职军在历史立场上，已与共匪誓不并存，而纵横湘、赣边境数年之萧匪主力，目前为我七军追至黔东将其击溃。即此次共匪入桂以来，所经五日苦战，又何尝非职军之独立担负，不畏螳臂挡车之识，更无敌众我寡之惧。至于全、咸［咸水乡］之线，因守兵单薄，被匪众击破，则诚有之；谓无守兵，则殊非事实。以我国军百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一渡赣江，再渡耒河，三渡潇水，如职军寡少之兵，何能阻匪不渡湘江？况现届冬季，湘江上游处处可以徒涉乎。

白崇禧的反问直指蒋介石的痛处：“以我国军百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那么凭什么要求桂军必须能够阻挡住红军？最后，白崇禧为蒋介石总结了国民党军宏大的湘江作战计划之所以失败的原因：

惟目前问题似不全在计划，而在实际认真攻剿，犹忌每日捷报浮文，自欺欺人，失信邻国，贻笑共匪。至若凭一纸捷电，即为功罪论断，则自赣、闽剿共以来，至共匪侵入桂北止，统计各军捷报所报，斩获匪众与枪械之数，早已超过共匪十有几倍，何至此次与本军激战尚不下五六万乎！

相信蒋介石看到这里定会汗颜。

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白崇禧“失信邻国”一句。湘江一战，国民党各军之间“失信”肯定是有的，但是“邻国”指的是哪个？难道白崇禧已把广西一省视为了一“国”不成？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五日，中央红军终于翻过了老山界主峰。

老山界主峰苗儿山的山顶是一小片平地，红军官兵们纷纷在这里坐下来喘息。这时，山顶上传来了一曲咿咿呀呀的京剧唱腔，是周信芳的《徐策跑城》：

湛湛青天不可欺，

未曾起事神先知。

善恶到头终有报，

且看来早与来迟。

……

红军宣传队的那台留声机响了。枣红色的盒子，绿呢子垫的转盘，一只黑色的大喇叭，这是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央红军入闽作战时在沙县缴获的，同时缴获的还有十几张唱片，除了电影《渔光曲》的插曲外，大部分是京剧唱片。宣传队的小红军们背着它，挑着它，让骡子驮着它。宣传鼓动的时候把它架上，一摇，它就嘶嘶啦啦地唱起来了，然后小红军们就开始了政治鼓动，没有它的伴奏，总觉得鼓动的气氛不够。这台留声机是这些贫苦孩子参加红军前从没见过的，他们像爱护武器一样爱护着这件稀罕之物，留声机跟随着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走了上千里的路途，经过了无数次的血腥战斗，现在它在中国西南部的蛮荒大山中传出了响亮的唱腔。

到达山顶的毛泽东放眼望去，老山界的山岭直插云海。

山，

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

离天三尺三。

山，

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

万马战犹酣。

山，

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

赖以拄其间。

在毛泽东正式发表的所有诗词作品中，这是唯一一首跨年度写作的词，毛泽东标明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词的最后一节，因为它的寓意竟与即将发生的历史事件惊人地吻合——在老山界崎岖险峻的山路上艰难行走的毛泽东，心中向往与呼唤的竟是中国古典传说所描绘的壮阔而绚丽的景象：天崩地裂，一根擎天柱撑起朗朗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