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陕南与甘南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凌晨，在陕西南部户县一个叫南乡的村庄里，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正在一盏油灯下给中共中央写报告。

油灯火苗跳跃，吴焕先心情激动。报告详尽汇报了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一年来的政治与军事行动，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对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决定西进陕南作出了解释。在这份名为《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的最后，吴焕先写道：“自离开老苏区后到现在没有上级的指示，也没有当地党的帮助，不知我们的行动是否错误”。而目前“群众工作、党的组织十分的薄弱”，红军的力量也没能扩大到足以“有力地迅速地消灭整批敌人”。因此，是否“可以同二十六军、二十八军会合起来，集中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请求中央给予指示。同时，鉴于红二十五军“军事干部异常缺乏”，希望中央派来得力的“团长、师长、参谋长、政委”，派来得力的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无线电电报员——“我们现监用一个所俘的电生［监视用一个俘虏的电报员］，只用呼叫中央台名两次，未见回答，未能发报，不知为何。请确定以后永久保持来往方法。”

“六月十三，红军出山。”

一九三五年，陕西长安县一带开始流传这样一句民谣。

民谣指的是红二十五军于七月中旬西出秦岭逼近了陕西省府西安。

在终南山外一个叫引驾回的地方，红军官兵捉住了当地的一个国民党区长。副军长徐海东和政委吴焕先都觉得在军事上有文章可做，就让这个区长给西安打电话，想把敌人调出来一股，然后打个伏击战。吴焕先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让那个区长照着在电话里说一遍，大致的意思是：共匪有出山的模样，请赶快派兵来增援。电话的那一头说：“毛炳文军长已经顺着西兰公路往西去了，于学忠的部队也从凤翔往西调呢。现在无兵可派。”徐海东在这个区长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张《大公报》，随手拿起来一看，映入眼帘的一条消息令他十分兴奋。消息说，红军的两支主力部队已经在毛儿盖附近会合，其前锋正在通过松潘。

吴焕先和徐海东拿着报纸跑到了躺在担架上的军长程子华那里，程子华看完报纸后想了想说：“很有可能。”

红二十五军领导决定部队立即出发。一口气向西走了三十公里才停下来，停下来的地方叫沣峪口。这时，原中共鄂豫皖省委秘密交通员石建民从上海经过西安回到了军部，他带来了中共中央数月前发出的几份文件，并证实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继续向北行动的消息。

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沣峪口召开了会议。会议作出的一个重要决定是：红二十五军西去陕甘苏区，与那里的红军会合。同时一路争取有力地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会议向全体红军官兵提出了“我们这三千多人就是全牺牲了，也要牵制住敌人，让红一、红四方面军顺利北进”的口号。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决定，是鄂豫陕省委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战略性决策。这一决定使红二十五军成为从绝境中脱险的中央红军的开路前锋，并为中国红军乃至中国革命最终能够在陕北立足，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沣峪口会议的第二天，红二十五军上路了。

他们本来设想不再进入深山，而是笔直地向西走，直接进入陕南。但是，杨虎城的一支骑兵一直尾随着他们，而且距离始终仅在十公里之内，这迫使红二十五军不断地回头与这股骑兵作战。在与这股骑兵打了几仗之后，红二十五军突然发现国民党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的一个师也追了上来，其先头部队距离红二十五军仅有十五公里。为了彻底摆脱敌人的追击，红二十五军决定改变行军路线，掉头往南进入了秦岭山脉，经青岗树、宽台子、厚珍子、二郎坝等地，一路佯装要去攻打汉中，试图把敌人的注意力往南调动。

七月二十七日，红二十五军到达秦岭腹地留坝县的江口镇。在击溃了镇子里的民团武装后，决定在这里休整两天，并进行西征北上的思想动员和物资准备。

红二十五军的突然西进，引起了在成都的蒋介石的关注。他不可避免地把红二十五军向西靠拢的行动与朱、毛红军的未来走向联系在了一起，于是他向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发出了电报：

区区之匪，至今尚不能歼灭，可知进剿不力，奉命不诚。兹再限期八月十五日以前肃清，如再不能遵令肃清，则唯该主管长官纵匪论罪。

红二十五军在江口镇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跟随主力部队行动的第四路游击师二百八十余人分别编入了各团；原来在华阳地区坚持武装斗争的游击队仅剩的二十多人此时也追上了部队，连同他们沿途收容的伤病员一起，都补充进了连队。整编后，红二十五军下辖二二三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加上军机关和直属分队，全军共四千余人。

七月三十日，红二十五军从江口镇出发了。

红军官兵的目标已经十分明确，因为他们又弄到一份七月十六日的《大公报》，上面的报道是：“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对于一路转战历尽艰辛的红二十五军官兵来说，前进的目标令人鼓舞：向西，向党中央和主力红军靠拢！

红二十五军重新出发的第三天，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给所属陕军各部队发出了一封密电，密电对红二十五军向西北方向开进的目的作出了准确判断：

综合最近情报，徐海东股匪主力已窜至留坝、佛坪间之江口镇、黄柏楼、二郎坝附近，有进犯汉中附近或向凤县、天水一带窜扰，以牵制我军，策应朱、毛及徐向前各股之势。

对此，杨虎城制定的战略是：

本部为预防朱、毛、徐等股侵入陇南或汉中方面时，得以全力迎击起见，决于朱、毛、徐股匪未侵入陕、甘地境之前，以最大努力与最短时间，先将徐海东股粉碎而歼灭之，以除后患。倘匪万一向东回窜或北窜时，则派队穷追，不灭不止。并派有力部队于陕、甘边境及汉水流域各地严防固守。对于商、雒一带，则划区搜剿，以清散匪。

密电刚刚发出不久，杨虎城就接到了前线的战报：在川陕公路上，胡宗南的一支别动队突然遭到徐海东部的袭击，四个连全部被消灭，一个兵也没能跑出来。更严重的是，一名姓何的少将参议落在了红军手里。

袭击胡宗南的别动队的是二二三团的一营，袭击地点在陕甘交界处的双石铺。双石铺，今天的凤县，位于川陕公路重要交通要道上。红军发起袭击的时候，四个连的国民党兵正押着大批民夫抢修西安至汉中的公路。他们根本没有应战准备，除了被打死的之外全部被俘。红军发现这四个连的国民党军军衔都高一级，士兵是中士，排长是上尉，连长是少校，营长居然是个中校，而且大部分官兵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红军发起袭击之前，一营三连奉命向双石铺东北三公里处派出一个排的警戒哨，警戒哨刚布置完毕，红军官兵就看见从凤县县城方向过来了一副滑竿，滑竿上坐着一位国民党大官，红军官兵立即扑了上去。

吴焕先对这个少将参议进行了审问。审问的问题单刀直入：红一、红四方面军现在在哪里？少将参议回答说：“贵军两部在懋功附近会合，现在毛儿盖一带休整，有北进的企图。”

再问的问题依然单刀直入：国民党军在这一带是怎么部署的？少将参议回答说：胡宗南的第一师、鲁大昌的新编第十四师、王钧的第三军、邓宝珊的新编第一军以及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分别部署在川西北、甘南一线，渭河沿线和西安至兰州的公路一线。

红军在滑竿上又发现了一张七月二十二日的《大公报》，上面的报道是：“红军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郎山，向北行进……似有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固等处迹象。”

红二十五军领导拿着那张报纸立即开会，会议决定：部队进入甘肃南部，威胁天水等城市，在敌人防线的后方大造声势，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也要把陕甘的国民党军队拖住，以减轻主力红军的压力，不惜一切配合主力红军北进。

八月三日，红二十五军自陕西凤县越过省界，手枪团和军部交通队一部化装潜入了甘肃两当县，策应随后开来的先头部队迅速攻占了县城。两当县县长朱志和声称自己率县保安队“奋勇抵御七小时之久”，而实际上红军杀声一起，他已逃出县城十里远了。红军俘虏了县城保安队数十人，处决了保安队副队长乔玉亮和第三分队队长朱玉川，把县政府里的文件档案搜集了之后，迅速穿城而过。红军的队伍出县城北门径直向北，翻越了麦积山，直逼天水城下。

攻击天水的行动是佯动。这座县城一共有五座城门，要打下来并不容易，红军攻击的目的是要把西面的敌人调回来，然后乘虚西进。九日晚，红军主力沿着天水城南边的一条小河悄然向西，而副军长徐海东亲自率领二二三团二营猛攻天水城的北关，在占领了北关之后，他们放火点燃了一座造币厂，大火熊熊燃烧之后，二营的红军官兵迅速撤离。天亮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县城西北二十五里的地方吃早饭了。红军攻击天水的行动令国民党军大为吃惊，国民党军第三军第十二师的一个旅奉命紧急回援，结果被红军袭击了后卫部队。

绕过天水向北，就是那条横贯陕甘的渭河了。此时，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军第一一四师滞留在天水东北面的清水县附近，始终踌躇不前，与红二十五军隔河对峙。红二十五军遂决定从天水西面的新阳镇附近渡过渭河，以避免与牟中珩的第一一四师交火，同时还可以把身后追击的敌人甩开。

在渭河边，军部一面派人去筹集粮食，一面向当地百姓打听过河的事。当地的一位老人告诉徐海东，这里就是当年诸葛亮收姜维的天水关。徐海东看了地形后，决定先派一个连渡河，占领对岸的一座小庙，以掩护主力的渡河行动。由于只找到了一条小船，红军官兵们就弄来了一根又粗又长的绳子，待小船到达河对岸后，再利用河两岸的大树把绳子固定好，然后官兵们头顶着枪支弹药沿着绳子溜过去。但筹集粮食的工作却没这么顺利。河边的镇子四周都有围寨，镇子里的地主武装不敢出击，但是民团也不让红军进去，筹粮干部无论怎么做工作，寨门就是不开。红军官兵想出个办法，他们把连队的水压机枪弄来了，用布包上，伪装成一门大炮，声言如果再不开寨门就用炮轰。结果，镇子里的地主武装吓坏了，乖乖地把寨门打开。等筹粮的红军背着粮食返回渡口时，大部分官兵已经渡过河了，他们看见那条唯一的小船上坐着红二十五军的七名女红军和几名重伤员，船上的女红军们直朝他们喊：“你们也上来吧！”

红二十五军“七仙女”渡过渭河时的情形，恰巧被两当县城里的一位照相师傅拍了下来，这张珍贵的照片至今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红军渡过了渭河，蒋介石焦急万分，他不断地发出电报，命河南、河北等地的国民党军向天水方向增援。八月十日，蒋介石在电报中说：“查徐海东匪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取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行以全力回击朱匪。”蒋介石的这番话，足以证明红二十五军牵制国民党军队以减轻主力红军军事压力的意图已经初显成效。

渡过了渭河的徐海东心里有点不踏实。

应该说，部队没有遇到国民党军队的阻击，顺利地渡过了渭河，这是有很大侥幸成分的。可是，一旦过了河发展不顺，想走回头路，在军事上就十分危险了。吃了晚饭，徐海东找到吴焕先说：“我们能接到中央更好，接不到，这条水是个大害。往回走准带尾巴，就是背水作战，搞不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吴焕先说：“我对渭水也有考虑。假如遇到敌人，怎么过好？不打死些，也要淹死些。”

渡过渭河之后的行动让吴焕先和徐海东思量了一夜。

第二天，八月十一日，红二十五军攻击并占领了秦安县城。

得知红军攻击两当县城后一路西进，接着又渡过了渭河开始北上，秦安县县长杨天柱已经有好几天寝食不宁了。他向上级请求派部队前来守城，但是请求没有任何回音。他知道红军一旦攻城定会凶多吉少，于是命令全城三千多家商户百姓将财物粮食设法藏匿，男女老幼一律出城躲避。藏匿财物和争相出城的举动持续了好几天，秦安县城终于成了一座空城。上午十点，红军到了，攻击县城的第一枪跟着就打响了。此刻，防守秦安县城的只有县保安队，一共五十四个保安员，除了放哨和担任其他任务的之外，实际守城的只有三十一人。秦安是一个大县城，由一座老城和三座边城组成，仅城门就有十二座。每座城门的防守兵力还不足三人。红军的枪声一响，保安队队员立即跑了。红军分三路攀城而上，打死了几个保安队队员后，秦安县城落在了红军手中。杨天柱看见红军来了才跑的，由于过度惊恐，他在事后写给“上级”的报告中居然说他看见红军官兵“额前系以红花”：

先至城下者，约八九百人，均持短枪，并有少数自动步枪、手提机关枪，马数十匹，行动敏捷，剽悍无比，身着蓝衣，两袖围以约五分宽之红布，头戴八角帽，额前系以红花，口音混杂，各省人均有，似南方人最多。陆续至者，有两千人，枪支不全，服装褴褛。

秦安县县长也许此前从没见过红军，他虽不敢与红军作战，却将红军个个看得十分仔细，只是将红军八角帽上的红星看走了眼。至于县城的丢失，他是这样向“上级”报告的：“职本与城共存亡之决心，引枪自殉，奈被左右拦阻，不得已率队分头冲出。”

红军进入了秦安县城，县政府确实转移了物资，整个金库里只剩了零钱，红军数了数一共八百三十五元。

红二十五军穿过秦安县城继续向北。一支不知番号的国民党军在后面紧追不舍。徐海东被吴焕先叫了去，吴焕先说：“还不作出决定的话，我又得一夜不睡。现在不需要省委开会，咱们两个下决心就行。眼前的问题是，如果接不到中央怎么办？”徐海东说：“能接到最好。接不到咱们就进陕北，去找刘志丹。我们不是不要陕南了，是敌人的封锁和渭河让我们回不去了，天上的牛郎织女也不愿意隔开嘛，咱们在哪里都是革命。”吴焕先说：“这个渭水很讨厌，越往下游水越大，根本不能徒涉。我同意你的意见，继续向北，接到中央更好；万一接不到，咱们就朝着陕北走！”

八月十四日，红二十五军逼近了秦安以北七十公里处的静宁县城。部队从县城的西面穿过了西兰公路，很快就越过甘肃省界进入宁夏，到达了一个叫兴隆的小镇。

这里是回民区。许多红军都听说过回民的强悍，历史上远到左宗棠近到冯玉祥都曾兵败于回民。红二十五军领导一致认为，绝不能与回民发生任何冲突。吴焕先集合部队讲了话，要求全体官兵严格遵守回民的风俗习惯。红二十五军为此作出了很多规定：绝对不准食用猪油，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民的经典，回避回族妇女，买卖要公平，甚至还规定即使从井里打水也不准使用自己的水桶。部队在进入回民区之前，以手枪团为先导，先把红军的民族政策向回民解释清楚，再把标语和口号张贴起来。

这是一个仅有数百户人家的小镇，小镇里有一条小街，街南有一座很大的清真寺。

部队开进的时候，镇子里的回民百姓都躲在屋子里，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红军。

红二十五军在这里休整了三天，由于和回民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官兵们不但没有受到排斥，反而受到了优厚的款待。吴焕先亲自召集当地的知名人士座谈，讲明红军是北上抗日去，不对回民群众征集粮款，也不拉夫派夫。军领导还吹打着洋鼓洋号去清真寺拜访了当地的阿訇，十二张桌子抬着四块银子、六只肥羊和一块写有“德高望重”的额匾。清真寺的阿訇按照民族礼节宴请了军领导，还赶着一群染成红色的羊送到军部作为回拜。他们也给红军送了一块匾，上面写着“劳苦功高”。红军官兵把镇子里的那条小街打扫得干干净净。

红二十五军离开的时候，镇子里的百姓都出来欢送红军，小街的两边摆满了香案和点心，并有向导在红军队伍的前边带路。这些向导都是回民自己安排的，而且一站接一站地传递，红军的队伍每走出数十里，前边的向导一声呼哨，立即就出现了新的向导接着给红军带路。

在兴隆镇，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召开会议。与会者综合了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情报和消息，认真分析了主力红军可能的走向，最后一致认为：主力红军如果北进一定会从这里经过，而且必然要跨越西安至兰州的公路。于是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在西兰公路附近牵制敌人，并尽一切可能控制公路，等待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到来。

红二十五军的官兵认为，他们盼望已久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他们预期的等待时间是半个月。

八月十七日，红二十五军从兴隆镇向东，沿着西兰公路，向卡在公路上的隆德县城扑了过去。

隆德县城不但有县保安队防守，而且还驻扎着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一旅二团一营。红军发起的进攻十分猛烈。红军从北面攻城，县城里的土豪们从南城墙上往外爬，县长林培霖和公安局局长温葆鑫混杂其间。林培霖事后对他此番举动的解释是：民众的“扶掖推挽”——“约下午二钟，匪共已用迫炮机枪攻至北山。北山碉楼驻军稍抗即退。山上弹如雨落，旋由北山一带包围而下，势甚猛烈。驻军、团队复稍抵抗，攻愈急。驻军慌乱退却。时已到下午三钟，民众因手无利器，亦各纷纷爬城而下。职与公安局长温葆鑫极力约束无效，只拼一命，与城俱尽，以尽守土之责。经左右民众扶掖推挽，缒下南城，藏身山谷禾苗深处得以脱。城遂陷。”占领了隆德县城的红军照例搜缴了县政府的文件，处决了几个被抓获的民团、甲长，张贴了宣传标语和布告，然后迅速撤离了县城。这时，沿着西兰公路，国民党军第六师第十七旅的七十多辆汽车正从兰州方向增援而来，车上的国民党兵胡乱向天上发射信号弹用以壮胆。红军官兵中不少人第一次见到信号弹，都很惊奇地朝天上看着。

第二天，丢失了隆德县城的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一旅给军长邓宝珊写了战斗报告：

一、于八月十七日，有前窜踞静宁县属单家集徐海东股匪三千余人，由该集向东窜，于下午二时窜至隆德县南、北两山，以高临下，用机枪猛射扑城。我南、北两山守御部队，以寡众悬殊，故被击溃，伤亡极重。

二、查隆德城墙经久未修，墙垣倾颓，几如平地，不能掩蔽，且居民稀少，县城面积甚大，仅驻职旅一营，兵力薄弱，布防为艰。

三、职遵照前令，依着依险固守待援。

四、第六师丁［丁友松］旅奉令乘汽车七十余辆驰援，中途被匪所阻，迨至下午五时未至。该营与匪激战四小时，每兵所带子弹不过十粒，且该匪攻击甚烈，城墙高不过三尺，行不并肩，无险可守。我兵子弹已尽，匪蜂拥而至。于下午五时三十分，我官兵奋勇白刃肉搏，终以寡众悬殊，援兵绝望，向庄浪县方向撤退。

五、此役我消耗七九步弹四千余粒，自来得［驳壳枪］弹一千二百余粒、手掷弹五百余颗，辎重、被服均被匪分给贫民，公文均被焚烧无遗。

六、此役职旅第二团第一营官兵重伤二十二名，阵亡二十五名，被俘二十一名，损失七九步枪四十五支。

七、据探报，第六师丁旅于下午九时克复隆德，匪向东窜。职饬第二团第一营仍回隆德原防整理，听候丁旅长指挥，待令追剿。

从隆德县城撤离的红二十五军，连夜翻越六盘山，接近了平凉县城。

红二十五军始终沿着西兰公路不断袭击县城的行动是危险的。

他们故意暴露自己的位置和实力，每到一处便大量地张贴标语和布告，几乎是在故意告诉敌人他们在哪里和将要干什么。红二十五军希望向他们围过来的敌人越多越好，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牵制敌人。但是，他们也意识到了这种一反常规的举动是危险的，特别是他们的兵力和火力十分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危险的因素在逐渐积累，如果他们还不迅速离开西兰公路，待敌人大批增援部队一旦到位，残酷的战斗就会来临。

接近平凉的红二十五军进入了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的防区。

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这支部队是以凶悍著称的“马家军”中的一支。

两年前，红二十五军与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交过手，但是当时的第三十五师并不是现在的这支部队。第三十五师原隶属于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一九三二年六月奉蒋介石之命进入鄂豫皖苏区“围剿”红军，当时的师长是马腾蛟。一九三三年三月，这个师乘火车被调往河南与湖北的交界处，寻找刚刚组建的红二十五军作战。三月六日拂晓，在一个叫郭家集的地方，第三十五师遭到了红二十五军的突然袭击。当时郭家集四周的山顶上，游击队和民众摇旗呐喊，战场气氛令该师官兵胆战心惊。最终，该师的两个团被红军压缩在一片狭窄的洼地里，一百多名官兵被打死，两千多名官兵被俘，逃亡的官兵大部分被游击队和手持镰刀扁担的群众打死或俘获。遭遇重创的第三十五师残余人马撤到了河南开封，随即被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吞并。第三十五师名存实亡。后来，蒋介石为了拉拢回民将领马鸿宾，把这个师的番号送给了他，马鸿宾把自己的暂编第七师改成了第三十五师，下辖三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团，师部直属炮兵、工兵、辎重和特务各一个营，全师共有官兵近九千人。

一九三四年冬，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奉命从甘肃移防陇东。

八月十八日，马鸿宾在他设在平凉城内的师指挥部，得知了红二十五军已经接近的消息，当时平凉城里的守军仅仅有第一〇四旅二〇八团的一个营。为了平凉的安全，他立即命令驻扎在平凉以北固原的第一〇五旅副旅长马应图率该旅的两个步兵营和两个迫击炮连增援，同时抽调二〇五团的一个营也归马应图指挥。之后，马鸿宾又命令驻扎在西峰镇的骑兵团一营副营长卡得云率部向平凉靠近。

马应图率领三个步兵营到达瓦亭的时候，与红二十五军遭遇。红军迅速占领了几个山头，马应图部逐渐处于不利地位。这时，卡得云的骑兵营赶到了，战斗骤然激烈起来。红军官兵顽强防守着几个重要的高地，战斗虽然短暂，但是双方损失都很大，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团长阵亡，而马应图部也伤亡十余人，卡得云的骑兵营两人负伤、五人被俘。被俘的五名士兵很快就被红军释放了，释放回来的士兵都说红军好，因为红军说话和气，还给他们鸡肉吃。

红二十五军继续向平凉逼近。在占领了西兰公路上一个叫三关口的要点后，红军切断了公路，使平凉城的对外联络中断。

为了打通去平凉的通道，马应图决定强行闯过三关口，当两个步兵营营长王凤云和白效禹显出惧怕情绪的时候，骑兵一营副营长卡得云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冒险闯关。凌晨，在步兵的掩护下，卡得云率领骑兵一营向红二十五军防守的三关口猛烈冲击，已经决定放弃威胁平凉的红军仅仅留下了一个排边阻击边撤退，因此卡得云的骑兵营得以顺利地冲过了三关口。

平凉城里的马鸿宾一见卡得云，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向卡得云询问红军的情况。卡得云说，红军身体都很瘦小，而且很多是小孩子，并不可怕。卡得云的描述加上他顺利闯关的事实，使马鸿宾的胆子突然大了起来。他认为瓦亭遭遇战的损失完全是马应图怯战的缘故，第三十五师只要主动扑上去就能把红军吃掉。马鸿宾当即命令骑兵团和第一〇四旅的二〇八团迅速向泾川县城集中，准备竭尽全力把红二十五军逐出他的陇东防区。同时，根据红二十五军绕过平凉东去白水镇的动向，马鸿宾命令马应图率领三个步兵营迅速追击，命令炮兵集中火力向移动中的红军轰击。

八月二十日，红二十五军到达了白水镇附近。马鸿宾得知消息后，命令卡得云率领骑兵一营、马钟选率领辎重营东出平凉城追击。部队出发后，决心彻底消灭红二十五军的马鸿宾在第一〇四旅旅长马献文的陪同下，带领二十多名警卫员和传令兵也跟随出击到达了四十里铺。在这里，马鸿宾见到了马应图，他立即拉下脸来质问他在瓦亭为什么怯战，马鸿宾身后的马献文也帮腔说怎么连娃娃兵都不敢打。马应图回敬马献文道：“你站在后头好说话。你们敢打你就上去吧！”说完掉头走了。

这时，乘坐卡车前进的辎重营到了，车上坐着该营的一百多名枪手。马鸿宾让枪手们下来步行，然后自己和马献文、警卫员、传令兵一起爬上了汽车。马鸿宾命令汽车往东追击。马献文提醒马鸿宾，卡得云的骑兵营还在后面，是不是再等一等。胆子大了的马鸿宾没有搭理马献文，一个劲儿地催促汽车快开。

下大雨了。

陇东地区很少下雨，即使下雨也没大雨，而这天下的却是罕见的暴雨，这场暴雨竟然持续了两天。

红二十五军即将遭遇的巨大创伤与这场罕见的暴雨密切相关。

下午六时，马鸿宾乘坐的汽车顺着西兰公路到达了马莲铺，汽车在村西口停了下来。

山野在大雨中一片迷蒙。

突然，前方传来了剧烈的枪声。

马应图一听就知道这是红军的枪声。他再不能在马鸿宾面前怯战了，于是打马向前奔去。

在马莲铺东面的打虎沟，红二十五军占领了公路两侧的有利位置，机枪阵地设在山顶上的一座小庙里。急需洗刷怯战罪名的马应图严令他的三个步兵营立即向红军的阻击阵地发起猛攻。在正面反复攻击始终没有得手后，他又派出两个连迂回到打虎沟的西面往山上爬。国民党兵快要爬到山顶小庙时，红军的机枪子弹穿过雨雾射来，马应图的两个连即刻伤亡惨重。瓢泼大雨中，红军官兵趁势冲出了阻击阵地。军号声、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与大雨倾泻的声音混杂在一起，马应图的三个步兵营顿时陷入了混乱，官兵们开始疯狂溃逃。红军很快冲上了公路，马应图身边的卫队瞬间跑了个精光。马应图不敢骑马，跌跌撞撞地在泥水中跑进了公路边的一间民居藏了起来。

在马莲铺村西口的马鸿宾不知道前面的战斗进行得如何，只听见枪声越来越激烈。已经认定红军是群娃娃的马鸿宾让马献文留在原地，自己则带着他的六儿子马定国和几个警卫员拍马向战场方向冲了过去。刚冲到村东口，迎面就遭到了手榴弹的袭击，马鸿宾还以为是自己的部队发生了误会，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冲过来的是红军。马鸿宾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命令身边的卫兵抵抗。在警卫人员抵抗的时候，他带着儿子跳下马，爬进了公路边的一个院子。红军隔着院墙往里面扔手榴弹，并且把院子团团围住了。

就在这时，卡得云的骑兵一营和辎重营的一百多枪手赶到了战场。卡得云率领骑兵拼死向包围院子的红军冲击，同时命令士兵用刺刀在院墙上挖洞。经过反复的冲杀，红军撤退了。险些成了俘虏的马鸿宾被卡得云的骑兵连拖带拉才逃出了那座破败的院子。

接近午夜的时候，第三十五师的炮兵营赶到了战场。

红二十五军的攻击停止了。

大雨依旧在下。

受到惊吓的马鸿宾甚至都不敢回马莲铺了，师部就在村外一片黑乎乎的树林里休息。大雨把所有人的衣服全浇透了，马鸿宾浑身发抖，一个劲儿地说：“太厉害！太厉害！”

平静之后，马鸿宾首先想起来的是：在战场上怎么还是没见着那个该死的马应图？于是命令去找马应图。卡得云在黑暗的大雨中四处叫喊，就是没有人答应。其实马应图听见了，但是他怕卡得云被红军捉住，喊话引诱他出来，所以一直不敢应声。卡得云喊了很久，马应图才从他躲藏的那间民房悄悄爬出来。大雨倾盆，他竟然不知道红军已经撤了。见到马鸿宾，马应图连哭带闹地说：“我当团长当得好好的，让我当副旅长，什么副旅长，只有三个营，还指挥不动，身边连个护身的卫兵连都没有！你说红军尽是些娃娃，还让我活捉他们，你现在干脆杀了我吧！”

马鸿宾说：“你把三个营都丢了，我不问你罪，你倒倒打一耙！”

第二天，马鸿宾回到平凉城里，立即给马应图记了一大过。

经历了激烈战斗的红二十五军决定继续沿着西兰公路向东。

连日的暴雨使公路北侧的泾河河水猛涨，部队要渡过泾河几乎是不可能了；而公路的南面是一道数十里宽的高塬台地，回旋的余地很小。于是，红二十五军决定暂时离开公路，南渡泾河的支流汭河，佯攻灵台县城，摆出进入陕西的态势，而实际部队回击崇信县城，坚持切断西兰公路，顺着公路再往回走，继续探听主力红军的消息。

大雨仍未停止。

红二十五军离开白水镇向东，在王村附近翻越王母宫塬，然后徒涉汭河。

部队渡到一半的时候，这条平时并不湍急的河流河水迅速上涨。

山洪暴发了！

正在渡河的红军官兵立即被突然而至的洪水卷走。

先头部队二二五团基本渡河完毕。一营营长韩先楚和政委刘震已经在汭河南岸了，他们在大雨中开辟了阵地，准备掩护二二三团、军部机关和军直属队渡河。

突然暴涨的洪水令两岸的红军顿时焦急起来。

韩先楚和刘震，这对红二十五军营级军政搭档，作为红军中的中层指挥员，他们能够活下来看到革命胜利无疑是一个奇迹，因为绝大多数红军中层指挥员都在残酷的转战中牺牲了。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在陇东罕见的大雨中，浑身湿透的韩先楚和刘震非常紧张。军事常识是，一支部队在渡江河时，被天然的河流截成两半，这正是这支部队最脆弱和最危险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遭遇敌人袭击，就是中国兵法上所说的“半渡而击”了——半渡而击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跟随先头部队渡过了汭河的吴焕先已经强烈地意识到部队处在危险中了。

而被隔在汭河北岸的徐海东在大雨中来回走着，他始终没有离开河边，希望看见疯狂上涨的河水在某个时刻会突然平静下来。

没能过河的二二三团在塬上展开了警戒，军部机关、大量驮着物资的骡马、行李担子、医疗药品、军械修理器材以及跟随医院行军的伤病员，此刻都混乱地拥挤在大雨中的北岸。

军衣湿淋淋地裹在吴焕先细瘦的身体上。

二二三团必须赶快渡河！尽管事先得到的情报是泾河一带无大敌，但是，万一呢……

下午，枪声响了。

枪声是从徐海东身后的雨雾中传出来的。

在大雨中向红二十五军冲来的是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第一〇四旅。

先头部队是骑兵，后面紧跟着步兵。

对于红二十五军来讲，最坏的事情发生了。

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奉命到达了泾川县城。骑兵团团长马培清不愿意继续追击了，因为一方面骑兵团在大雨中行军十分辛苦，另一方面他已经得知了在马莲铺战斗中马应图旅的不幸遭遇。但是，师长马鸿宾的命令到了，命令他立即出发追击红军，并说红军都是些娃娃和女兵，如果让红军跑了唯骑兵团是问。同时，调步兵二〇八团和二一〇团三营归骑兵团指挥。下午，马培清把二〇八团团长马开基请来商量，开口就说红军不是那么好打的，这次一定要稳扎稳打，不可轻易出击。谁知，马开基团长当场就顶了马培清一句：“怕死别打仗！”原来，泾川是马开基的防区，马培清的骑兵团是奉命到他的防区来增援的，理应接受他的指挥，可是马鸿宾师长竟然命令他接受骑兵团的指挥，这让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商量没能进行下去，因此也就没有战斗部署。马开基命令他的副团长张海禄留下来坚守泾川县城，自己带着步兵一营、二营各两个连和团直属队，还向马培清要了一个排的骑兵，冒着大雨出发了。马开基出发的时候，根本就没通知奉马鸿宾之命前来参加追击的二一〇团三营。在他出发后，三营营长马维麟自动担负起了县城的防守任务。而马培清不愿意跟着马开基走，又不能不出击，于是率领着他的骑兵团向南出发了，说是去迂回红军的侧翼。

二十一日下午六时，马开基的部队到达王母宫塬，发现塬上已经被红军占领，但是汭河边正聚集着大量的红军。马开基意识到这是突然出击的大好时机。身边的军官说，红军人多，也没有攻击咱们的意思，天色已晚，又下着大雨，不利于战斗，不如先建立阵地再说。马开基还是那句话：“怕死别打仗！”然后命令部队立即向汭河北岸的红军发动攻击。

红二十五军自从在报纸上获得了主力红军的消息，就以正常的行军速度计算着主力红军的行进路程。按照他们的预想，主力红军应该能够进入陇东地区了，所以他们一直冒险徘徊在西兰公路的两侧，以期迎接主力红军。但是，他们不知道主力红军在北进的路途中被迫一次又一次地停留，一次又一次地开会解决尖锐对立的政治与军事问题。此时此刻，张国焘率领的左路红军仍滞留在川北马尔康附近的卓克基，而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右路军刚刚进入松潘大草地。

红二十五军最危险的时刻来临了。

首先接敌的是二二三团三营。三营利用塬上一个小村庄的房屋、土墙和窑洞，与最先冲击来的敌人的骑兵展开了激烈的对抗。敌人分散成班和排，一波接一波地轮流向前顶，那些被红军砍断了腿的战马在大雨中嘶鸣着。二二三团机枪连连长戴德归率领几个战士抬着一挺重机枪上了一孔窑洞的顶部，用猛烈的扫射压住了敌人冲击的势头。这时，渡过河去的二二五团无法回援，战斗力较弱的军机关和后勤人员被迫开始在上涨的河水中拼命渡河，形势危在旦夕……

军政委吴焕先在枪声响起的那个瞬间，纵身扑进了水流湍急的汭河中，奋力往敌人发起冲击的北岸游来。汹涌的河水将他冲出了很远，他上岸后拼命朝渡口的方向猛跑，一边跑一边大喊“把敌人顶住”。徐海东也迎着吴焕先跑去，两人紧急商量了一下，就一起向三营所在的塬上跑，那里现在是整个北岸战斗的最前沿。徐海东的腿受过四次伤，跑起来跟不上吴焕先，吴焕先在剧烈的喘息中回头对徐海东说了句：“来呀，咱俩比赛。”

吴焕先冲到了塬上，立即组织军部交通队和学员连直接插向敌人的侧后。他跑在这支队伍的最前边，边冲边喊：“同志们，压住敌人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要坚决地打！”

二二三团一营、二营冒着横飞的子弹，迅速占领了塬上的制高点，从侧翼向敌人发动了进攻。

敌人的冲击受到两翼的压力，力度和速度缓慢下来。

在双方接触的前沿，仍听得见肉搏战的厮杀声。

大雨如注。

红二十五军绝不能让敌人拖在这里直至消耗殆尽。

吴焕先一声呐喊，红军官兵开始了反击，他们必须把这股敌人打跑。

跟随着吴焕先冲击的交通队的战士看见他们的军政委在大雨中直起了细瘦的身体，回过头来对他们喊了一句“冲啊”，然后就直挺挺地栽倒在大雨中了。

敌人的数粒子弹射中了二十八岁的红军军政委吴焕先的胸口。

战场上突然没有了他那军号般的呐喊声。

吴焕先，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后，他留下来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组建了红二十五军，先任军长，后任政委。对于红二十五军的官兵来说，无论进行的是多么残酷的战斗，只要吴焕先在前面大刀一挥，他们就会拼死争相跟随。在红二十五军官兵的心中，身先士卒的吴焕先永远是一面大旗，他们在这面大旗上懂得了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光荣，什么是中国工农红军。

红军官兵的怒火喷发了。

他们向敌人迎面扑去。

他们愿意跟随他们的军政委去死。

国民党军二〇八团官兵几乎无一漏网全部被红军压在一条烂泥沟里。

这条烂泥沟最终成了国民党军二〇八团的坟墓。

红军官兵往沟里扔手榴弹，开枪射击，最后扑进去，用大刀砍，用拳头打。敌人已经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红军干部在一边喊：红军优待俘虏！把他们押出来！但是，红军官兵仍继续射击、砍杀、撕咬。

二二三团二营通信班班长周世宗看见一个似乎是敌人指挥官的人要骑马逃跑，于是他开枪了。他连续开了四枪，把那个军官的马打伤了。他跑上前去，命令马背上的那个军官下马投降，但那个军官不肯。于是，周世宗朝着他再次连续开枪，直到他重重地跌下马来。

团长张绍东跑过来说：“立功了！奖励大洋三块！”

被红军通信班班长周世宗打死的军官，就是声称“怕死别打仗”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第一〇四旅二〇八团团长马开基。

但是，无论消灭了多少敌人，都不能让红二十五军官兵感受到胜利的滋味。

副军长徐海东说：“一定要想办法，给政委买一口好棺材。”

天黑下来的时候，先是大雨停了，接着汭河河水开始回落。

徐海东亲自牵着骡子，把吴焕先的遗体运过汭河。宣传队队员们到处寻找棺材，最后把当地大地主郑庭顺家的一口还没上漆的柏木棺材抬来了。吴焕先穿上了他一直舍不得穿的那件旧呢子大衣，被安葬在汭河北岸宝盒山的山脚下。

第二天，红二十五军离开了泾川地区，沿着西兰公路继续向南，逼近了崇信县城。

惨烈的王母宫塬之战使国民党军暂时不敢靠近红二十五军了。为了继续钳制敌人，红二十五军开始在崇信、灵台地域长久地徘徊转战。他们每天都派出大量的侦察员四处打探主力红军的消息，但是一直都没有结果。这时，由兰州方向增援而来的国民党军第六师第十七旅已经到达泾川县城，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也开始向崇信方向靠近，从陕甘方向调来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军第一一三师也已经向北推进到陇县，而国民党军第三军第十二师逼近了距离崇信只有二十多公里的华亭。红二十五军已经处在被四面包围的境地。

连日行军作战，伤员无法安置，官兵极度疲惫，这种没有后方的移动作战，会使部队的战斗力逐渐消耗。

红二十五军领导人终于下了决心，不再等待主力红军了，离开西兰公路，直接往北去寻找陕北红军。

从八月十四日到三十一日，红二十五军在西安通往兰州的公路两侧，以接连不断的战斗整整等待了十八天。无论多么艰难，多么危险，他们都不愿意离开这条他们认为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必定要过的公路。他们希望在党中央和主力红军通过这条公路的时候，这一军事要地处在被红二十五军占领的安全状态中。他们奋不顾身的移动与作战，钳制了陕甘境内的国民党军，配合了即将北上的主力红军的行动。现在，即使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还是无法在危机四伏的西兰公路上继续等待下去了。而他们此刻作出的北上决定，事后证明是极其正确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对此评价为：“胸怀全局和远见卓识。”

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晚，红二十五军自平凉县城以东的四十里铺渡过泾河，离开了西兰公路，向东北方向而去。

红军官兵跨过西兰公路以后，不少人纷纷回头张望了一下。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此时，毛泽东刚刚到达松潘大草地北沿的班佑，前锋红军正在包座与国民党军血战，试图打开北进陕甘的通道；而张国焘借口嘎曲河水上涨已经不再继续向北前进了。

渡过了泾河，昼夜兼程前进的红二十五军依旧被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追击着。九月三日，红军渡过马莲河到达了合水县的板桥镇。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紧随着红军也到了。为了使部队能够顺利通过，徐海东率二二三团前去包围合水县城，命二二五团为后卫掩护军部机关。二二五团在板桥镇内短暂休息后，凌晨四时部队准备出发。这时，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的骑兵来了，立即与二二五团的后卫部队三营交了火。

二二五团三营的七、八两个连是由游击队改编的，官兵们的战斗经验不多。

突然攻击三营的又是马培清的骑兵团。这个团在王母宫塬战斗后一直尾随着红二十五军。追到泾川与合水之间的西峰镇时，团长马培清接到了师长马鸿宾的电话。马鸿宾在电话里命令骑兵团要与红军“好好打上一仗”，并把二一〇团也调来归马培清指挥了。马培清知道马开基的二〇八团是怎么覆没的，为了避免与红军硬拼，又不承担任何责任，他对马鸿宾说自己一个人怕是指挥不了六个营，要求派第一〇四旅旅长马献文来西峰镇。马鸿宾说：“红军现在很容易捉，你就不要推辞了。”

马培清对骑兵团下达的作战原则是：采取守势，谨慎出击。在西峰镇到合水县的路上，骑兵团两次和红军接触，都采取了这个策略，因此部队没有什么损失。但是，马鸿宾的电话又打来了，说他看出来马培清在消极作战，如果贻误大局，军法从事。这一下，过了马莲河后，骑兵团的追击速度加快了。

九月四日凌晨，黎明前天色漆黑，马培清的先头部队一头进入了红二十五军后卫部队的阻击阵地中。

红军二二五团三营和多达六个营的敌人展开了激战。对于红军官兵来讲，马鸿宾的骑兵是很强硬的对手。当这些骑着高头大马的国民党兵呐喊着冲过来的时候，红军的阻击阵地上显出了将要顶不住的迹象。前去包围合水县城的徐海东听见板桥镇方向响起了枪声，立即返回来，发现二二五团参谋长戴季英还在军部机关的队列面前讲话，据说他已经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了。徐海东立即率二二五团二营投入了战斗，以掩护三营突围。但是敌人的兵力过于强大，连同徐海东在内，二二五团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

马培清似乎看出了红军阻击阵地的脆弱，他立即命令骑兵团一、三两个营从正面冲击，两个步兵营从右翼包抄，自己则率领一个骑兵营向左翼插了过去。骑兵的冲击给红军的阻击阵地带来很大的混乱。危急时刻，二二五团一营营长韩先楚和政委刘震率领部队迅速占领了左翼的一座山头，用猛烈的火力阻击敌人，掩护徐海东率部冲出了重围。

刘震在枪林弹雨中寻找着徐海东。

吴焕先政委刚刚牺牲，红二十五军绝不能再失去徐海东。在望远镜里，刘震发现了徐海东的身影，他骑在一匹白马上，白马正沿着一道土梁奔跑，敌人的骑兵已经距离他只有几十米了。刘震立刻命令所有的机枪向敌人的骑兵扫射。

已经认出白马上的人就是徐海东，骑兵团长马培清顿时兴奋起来，因为蒋委员长悬赏“徐匪”的价格是十万大洋。马培清的副官马长清却极端懊悔，因为徐海东是从他的眼皮底下跑过去的。那一刻，他看见一匹白马跑到了他的跟前，马上的人一身蓝衣没有拿枪，马长清以为是位师爷，慌忙中还敬了个礼。白马跑远的时候，马长清才回过神来，他惊叫了一声，立即命令骑兵去追。跑得最快的两名骑兵追上了在徐海东后面掩护的警卫员，他们把这个小红军拉下了马，接着，两个国民党兵为了谁占有小红军身上的驳壳枪争执起来。徐海东继续纵马飞奔，白马绕过了一片高粱地，等马培清的骑兵追上来时，高粱地里突然飞出了一片密集的子弹。

这是红二十五军离开根据地后移动作战的最后一战。

二二五团刚刚接任团长的方炳仁在突围中阵亡。

红二十五军军医院院长钱信忠突围时还带着十几名伤员。这位十几年后成为新中国卫生部部长的老红军，一九三五年九月四日在陇东的板桥镇经历了他人生中最危难的时刻。三年前，钱信忠还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军医。一九三二年六月在湖北黄安的一次战斗中，他所在的国民党军第十师中了红军的埋伏。当国民党兵开始溃退的时候，他藏在稻田里没有走。看见红军的部队上来了，他从稻田中走了出来。红军战士看见的是一个穿戴整齐的军官：黄斜纹布军衣，皮鞋很亮，全副武装，胖胖的身体，看样子官一定不小。红军战士把他围起来，你一拳他一脚要把他绑起来。钱信忠连忙说：“不要打，也不要捆，我是医官，没有逃跑就是因为想当红军。你们把我送到你们的司令部去吧。”参加了红军之后，红军官兵问他为什么主动过来，他说在上海宝隆医院学习的时候读了几本马列的书。在红军队伍里，钱信忠经受了艰苦生活和残酷战斗的考验，他把他的全部医术都献给了红军，成长为一名坚强的红军干部。过去他穿的是皮鞋，参加红军后，官兵们要他穿草鞋，但是他不会打草鞋，他说：“我打赤脚也要革命！”

在板桥镇，当二二五团遭遇突袭的时候，钱信忠首先想到的是救护红军伤员。他跟在徐海东的身后冲上了战斗前沿。部队被敌人的骑兵冲散了，他带领他抢救下来的伤员形成了一个小集体，他说：“现在，我们能否安全归队成了问题。我们要接过牺牲同志的枪，准备打游击，追部队去！”钱信忠带领伤员晚上走路，摸着地上草的倒伏方向来判断部队转移的路线，最终他们真的追上了红二十五军的大部队。那个时刻，红军伤员包括钱信忠都哭了，他们为重新回到生死相依的红军队伍中感到万分庆幸。

板桥战斗结束后，红二十五军进入了甘肃与陕西交界处的群山之中。这里人烟稀少，沿途没有可以获得粮食的村落，部队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但是他们依然没有间断行军，因为前面就要进入陕甘苏区了。

九月七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合水县东北方向的豹子川。在这里部队做了短暂的休整，中共鄂豫陕省委召开会议，决定由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接替吴焕先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兼红二十五军政委，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军长。

红二十五军终于走出了陕甘边界的子午岭山区。在接近洛河的时候，部队遇到了几百头羊迎面而来。饥饿的红军把羊群拦了下来，后面赶羊的人急忙走上前来，拿出了国民党的护照，说他们是做生意的，于是红军官兵说必须要没收这些羊。赶羊的人赶紧问：“你们是红军吧？”当听到确实是红军的部队时，他们又拿出了苏维埃政府的证明，说这些羊都是苏区的，准备赶到白区卖了之后买布。红二十五军的供给干部问这些羊要卖多少钱，赶羊人说最少要四百二十块，供给干部给了他们五百块大洋，赶羊人丢下羊兴高采烈地走了。几百只羊，让红二十五军所有官兵都扎扎实实地吃饱了。

九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终于到达了他们长征的终点——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合了。

此刻，红二十五军全军人数为三千四百多人。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在永坪镇，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二十七军合编成为第十五军团，下辖三个师，兵力七千余人。红军第十五军团组建的重要意义在于：为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到达陕北奠定了军事基础——《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波四表！就好像做毛泽东部队的先锋一样，帮助毛泽东部队打开往陕北的途径。”

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之后留下的一支红军武装，几乎与位于江西瑞金的中央红军同时开始了军事转移，经过了数月的颠沛流离和艰苦转战，成为所有红色武装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部队。红二十五军从河南进入湖北，从湖北又入河南，从河南进入陕西，从陕西进入甘肃，从甘肃进入宁夏，从宁夏再入甘肃，从甘肃又入陕西，红军官兵一路浴血奋战，前仆后继，舍生忘死，全军兵力最多时不足八千人，最少时兵力只有一千多人。然而，这支小小的红军武装最终摆脱了生存危机，寻找到了可以发展壮大的立足点。更为重要的是，红二十五军用坚定的信仰和不屈的精神，在中国的腹地传播了创建新中国的革命理想。在他们经过的每一座城镇和村庄中，百姓因为他们知道了共产党人的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

那些牺牲在征途上的红二十五军的官兵，他们的鲜血日复一日地润泽着中国辽阔的腹地，使那里的高山得以葱茏，河水得以奔流，使那里的每一块田野得以丰饶。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将永远分享着人类最壮丽的史诗——长征——的光荣。

红二十五军已经走在陕甘苏区的境内了，官兵们享受着欢迎的口号、金黄色的小米和肥美的羊肉。而在同一时刻，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正冒着雨雪交加的严寒和不断袭来的饥饿行进于中国西南部蛮荒的原始密林中。

距离从草地边缘分出去的那部分红军越来越远了，被冷雨淋湿的毛泽东万分痛苦，他并不知道此刻红二十五军已经到达了陕北，中央红军前景不明的北进之路实际上已经敞开了。

所有的一切都在无形中支持着这个信仰坚定的红军领袖。

九月十一日，从万分危险的情况下脱身而出的红军陆续到达了甘南与川北交界处的俄界。俄界，今迭部县境内的高吉村。毛泽东在这里与一直等候着他们的红一军团会合了。

俄界是由一位杨姓藏族土司统治的小小村落，由于国民党军队无法在这里立足，到达这里的红军相对安全了。据说这个杨姓土司自清至今已经是第十九代，他们每年向国民党当局纳税之后便平安无事了。他们对红军也没有什么敌意，土司甚至把粮食仓库向红军敞开，让红军用一些枪支换取他的粮食。杨姓土司知道，这支军队只不过是过路客而已。

与红一军团会合的时候，红军官兵悲喜交加。悲的是，红军居然分成了两部分，而且大部分在很远的地方，这使红军的前途和命运陡增了令人不安的因素；喜的是，自那个充满危险的夜晚匆忙北进之后，至今除了行军的艰辛之外，一路没有发生大的险情，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一、第三军团终于会合在一起了。

当天，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口气严峻了许多：

国焘同志：

（一）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二）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周副主席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在罗达、俄界集中。

（三）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

中央

九月十一日二十二时

第二天，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史称“俄界会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以及红一、红三军团的主要指挥员都出席了这个重要的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刘少奇、凯丰、邓发、叶剑英、蔡树藩、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周恩来由于病情再次恶化没有出席。

会议首先听取了毛泽东关于与张国焘的争论和今后红军的战略方针的报告。虽然在现存的档案史料中，毛泽东的发言记录已有残缺，但是这一发言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史料。毛泽东在其中提出的战略方针将对未来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重要影响，是解释中国革命史中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起始缘由的重要依据：

……

我们在两河口一、四方面军会合，中央六月十八日决议，现在中央坚持这个方针。有同志反对这个方针，有他机会主义的方针，这方针的代表是张国焘、陈昌浩……四方面军起初是按兵不动，七月十七日要集中第一地点未实现。张到芦花，政治局决定他为总政委，张才把四方面军调动，但未到毛儿盖即动摇，一到毛又完全推翻这一决定，而把主力去阿坝、右路去班佑。张到阿坝后，便不愿意北上，要右路军南下，政治局七个同志在周副主席处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决定给电张国焘北上，徐、陈当时表示，要他走路回草地是不好，但北上有王钧、毛炳文，走草地没有王钧、毛炳文，这是他根据的机会主义观点。所以，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便主张回去。

政治局说四方面军的领导一般是正确的，是说他在鄂豫皖、通南巴时期，从通南巴出来便不正确了，他退出通南巴，是在中央区红军退出中央区之后，那时他觉得通南巴孤立，决定到宁夏，又觉得宁夏有敌人骑兵，所以决定到西藏。四方面军退出通南巴，是不正确的，打了胜仗为什么要退出？有什么理由呢？……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无出路，背后无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的决议是不对的。

……

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补充决议上说的向黄河以东……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所以应该明确地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

这个方针是否可能？可能的，在地形上、敌情上，加上正确领导，加上克服困难的精神，无疑是可能的……我们由现地到苏联边境只有五千里……我们估计到运动战的可能还是有，但相应受限制，所以我们应该准备这些阵地战、堡垒战的工具——飞机、大炮，使运动战与阵地战配合，这一问题，很尖锐地提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总是可以求人的，我们不是独立的党，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境创造出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不然，我们就永远打游击战争……中央不能打到箭庐去，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即使不能到达目的地，我们也不致做瓮中之鳖，我们可以到各处去打游击，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我们可以去领导义勇军，而且我们估计，经过游击战争，我们可以打通国际关系，可以得到帮助，而克服敌人的堡垒主义。

……

目前与四方面军的关系，是党内斗争，但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今天说来，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将来或者是拥护中央，或者是反对中央，最后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是否马上作组织结论……不应该的，我们现在还有两个军，还有很多干部在那里，我们还要尽可能工作，争取他们，将来是不可避免重作组织结论的。我们还要打电报，要他们来，用党中央名义打电报，要他们来，因为我估计，他还有来的可能，自然也有不来的可能。

……

毛泽东的一个观点值得注意：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现在已无法实现，因为“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了，所以出路是继续向北“打通国际联系”，“在苏联边境创造出一个根据地”，途径是“经过游击战争”——此时，毛泽东没有关于陕北苏区的任何消息。他在客观地衡量了目前红一方面军的实力之后，提出了打游击这样一个低调的军事策略；而“打通国际联系”的方针将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成为红军在陕北和甘肃一带继续移动作战的主要指导原则，并由此可以解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这一时期作出的所有决策的内在原因。

俄界会议进行当中，张国焘的回电到了。

张国焘连续发出了两封电报，一封是给中央的，竟然说中央有人“通敌”：

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稼：

一、据徐、陈报告：三军撤去脚杖寺、班佑警戒，乘夜秘密开走，次日胡敌有番反占班佑。三十团开班佑，在途与敌遭遇，团长负伤，伤亡百余。贯彻战略方针岂应如此。

二、红大已分裂，剑英、尚昆等均须［？］逃，兄等未留一人在徐、陈处，用意安在。

三、兄等走后，次晨胡敌即知彭德怀部北窜，请注意反动趁机告密。党中央无论有何争执，决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

四、诸兄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其何以对国际和诸先烈。

五、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虽至最严重关头，只需事实上能团结对敌，无不乐从。诸兄其何以至此，反［？］造分裂重反团结，敬候明教。

国焘亲笔

九月十二日十时

张国焘的另一封电报是给红一、红三军团指挥员的，预言北进“不拖死也会冻死”：

林、聂、彭、李：

（甲）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

（乙）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丙）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论真会断送一、三军的。请诸兄其细思吾言。

并报徐、陈

国焘亲笔

十二日二十二时

可以肯定，毛泽东两封电报都看到了。

会上有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表示反对。毛泽东说：“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

彭德怀后来回忆说：“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后来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

俄界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这个文件只发到中央委员一级。

从俄界出发向东北方向，至腊子口三百八十里。

红军出发的第一天就进入了原始森林中的白龙江河谷。白龙江是嘉陵江的一条支流，发源于岷山的主峰，流经甘肃和四川交界处的河段是其最险要的地段，江水在乱石中奔涌，两岸绝壁如削，一条古老的栈道高悬于绝壁之上。栈道是在绝壁上打孔架设而成的，上面铺有木板，高悬于距江面一二十丈的半空，仅容单人通过。

为了阻止红军进入甘南，当地的反动武装对栈道进行了破坏，有的地方木板被拆下来扔到了白龙江里，有的地方横插在悬崖上的木桩被拔掉了。红军官兵一路走过来，还没见过如此危险的栈道，队伍小心地贴着悬崖向前蠕动。走到栈道被破坏的地方，红军停止了前进。悬崖对面的森林中不断地打来冷枪，栈道上没有地方可以隐蔽，想还击，满眼林木寻不到目标，队伍中不断有人负伤和牺牲，被子弹打中的官兵摇晃着跌下河谷，在湍急的江水中瞬间没了踪影。必须寻找木材修栈道！于是，从栈道被破坏的地方开始，口令被一个人一个人地传递下去：“可以砍树的地方赶快砍树，能够买到木板的地方用现洋购买。”就这样，口令一直被传到还没有走上栈道的红军那里。等了大半天，木材和木板被一个人一个人地传递过来了。队伍在栈道上停留的时间太久，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官兵们只能往干渴的嘴里塞点炒麦子。

红一军团一师参谋长耿飚的马在栈道上嘶鸣不已，因为害怕，马不但不走还乱蹦乱跳，这样一来随时可能掉下深渊。马夫老谢想尽了办法哄着这匹马，抚摩它，跟它说话，给它麦子吃，但是哄着哄着，他身子一歪，从栈道上掉了下去，前后的战友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老谢已经不见了。老谢是福建建宁人，却有一脸北方人的络腮胡子，憨厚的性格深得红军官兵的喜爱和尊敬。从苏区出发的时候，他负责的是一头大黑骡子，一路上无论多么危急的关头，他始终拉着大黑骡子，无论骡子还是物资没有一点损失。部队到两河口的时候，大黑骡子突然丢了，难过得老谢好多天不吃饭，只是闷着头吸旱烟。上级重新给了他一匹马后，老谢对马的照顾更加精心了。红军队伍过草地时，他把身上的干粮全给马吃了，自己一个劲儿地掏棉衣里的棉絮往嘴里塞。一师走出草地的时候，老谢身上的棉衣里面都掏空了。

直到晚上十一点，红军的队伍才陆续从栈道中走出。

摩牙寺是一座有四百多名喇嘛的洁净寺院，红军路过的时候，开阔的寺院院子里鹅黄色的菊花正在盛开。

红军沿着白龙江继续向东北方向走，队伍里有干部说：“前面有一道险要的关口，一军团正在那里抢关呢。”

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并特意要求“此电必须转达“朱德与刘伯承”，电报的口气愈加严厉了：

国焘、向前、昌浩三同志：

（一）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的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词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

（二）中央率领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

（三）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

（四）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地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

（五）此电必须转达朱、刘。立复。

中央

九月十四日

中央的电报发出的时候，红一军团正向腊子口全速前进。

国民党军飞行员的侦察报告被送到了成都。报告说，在腊子口附近发现“赤匪不足万人，没有后续部队”。

情报让蒋介石火冒三丈。看来把红军围困在草地里的计划算是落空了。但是，出了草地的红军为什么又分开了呢？蒋介石左思右想就是理不出头绪。情报说即将到达腊子口的那股红军是林彪的部队。这是一支极具大规模运动能力的红军，他们一进入甘南就径直向东北方向而去，蒋介石在地图前站立了很久，他把目光沿着甘南朝东北方向一路看去，最后看见的是中国西北那片被黄土覆盖的土地，那里是陕北。

蒋介石立即给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发出了一个“赏格令”，朱绍良随即把这个最新的“赏格令”转发给了他认为红军可能路过的各县：

特急。

岷县、临洮、陇西刘县长并转渭源赵县长，天水、武都孔县长：

奉委员长蒋阳［七日］亥［九至十一时］蓉行参战电开：据报，北窜之匪毛、彭、林等均在内，饥疲不堪，不难消灭。兹再申擒斩匪首赏格如下：

1、毛匪泽东生擒者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奖八万元；

2、林匪彪、彭匪德怀生擒者各奖六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四万元；

3、博古、周恩来二匪生擒者各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

4、凡伪中央委员、伪军团政委、伪军团长及伪一、三军团之伪师长等各匪首生擒者各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

5、其他各著名匪首，凡能生擒或献首级者，仍照前颁赏格各给0172［原件电码，未译］。希通饬各县及地方军民人等，一体知照。等因。

特电遵照。

朱绍良。覃［十三日］午总参池。

刚刚还是晴天，突然就下起了暴雨。晚上，大雨中向导迷失了方向，红军的行军被迫停下来。毛泽东和官兵们一起在大雨中坐到了天明。

九月十日那个夜晚，毛泽东率领一部分红军果断北上，这一举动对那些没能跟随北进的红军官兵的影响是巨大的。从红一方面军交流到红四方面军出任第九军参谋长的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是夜静思，痛彻肺腑，以至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

九月十一日早晨，徐向前在前敌指挥部听说叶剑英走了，军用地图也被带走了，他一下子想起了头天晚上毛泽东来到院子里问他的那些话，想起了毛泽东告辞后渐渐远去的高大而消瘦的背影，徐向前这才明白一切都不可挽回了。他愣在乱哄哄的前敌指挥部里，任凭陈昌浩来来往往地叫喊，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晚年，徐向前忆及此夜，依然痛心不已：

……那两天我想来想去，彻夜难眠……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盘算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果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

阿坝额尔登寺院的大殿里光线很暗。出席川康省委扩大会的省委委员，红军总部、工会、青年团、妇女部、儿童团的干部约一百多人。

张国焘开始了他几乎持续了一整天的长篇讲话。

他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理论开始讲起，一直讲到目前中国红军所面临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之后，他全面阐述了南下的正确和北上的错误。张国焘深知现在他迫切需要得到广大红军干部的认同，为此他不断地挑拨红四方面军反对中央的情绪，说中央利用红四方面军用牺牲打开的北进通道自己溜了；说他们的秘密出走让蒋介石以为红军的中心仍然在毛儿盖，因此不会去追击进攻他们的队伍；说毛泽东走的时候把缴获的粮食等重要物资都烧毁了，为的是给红四方面军官兵造成更大的困难等等。张国焘煽动性的讲话获得了强烈的会场效果，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竟然伤心得哭出了声——从警卫员开始就一直跟随张国焘直至成为内卫排排长的何福圣回忆说：“在四方面军里，只知道有张国焘，不知有毛泽东，我们根本不可能起来反对张国焘，既没那个勇气，也缺乏那样的觉悟。”

红四方面军官兵大多是四川人，因此对于自己坚持的南下计划，张国焘给他们描绘出一幅光明美丽的前景：“明知道北上是一条死路，还逼着我们四方面军跟着他们走，其用心不是想断送四方面军吗？他们已经把十万红军拖垮了，难道还要把四方面军葬送吗？他们走了也是好事，迟跑不如早跑，他们走他们的独木桥，我们走我们的阳关道，南下英勇作战，咱们打到成都吃大米去！到成都过新年去！”

会场上一片欢呼。

张国焘请朱德讲话，被朱德当场拒绝。朱德的态度激起了会场上的愤怒情绪。朱德很沉着，任你怎么说，怎么喊，就是一言不发，等所有的人都不吭声了，他才不慌不忙地说：“中央的北进战略是正确的。在川陕建立革命根据地是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的。对中央的决定，我举过手表示拥护，现在依然是这个态度。至于要我和毛泽东划清界限，我和毛泽东从井冈山就在一起，国内外都知朱毛，朱毛是不可分的。你们可以把我朱德劈成两半，但是不能把朱毛分开，更不可能要朱来反毛。”

张国焘说：“你说北上好，你就一个人走吧，我们决不留你。”

朱德说：“我是红军总司令，党中央和军委派我带领左路军北上。现在你们不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硬要南下，我只能跟着你们。你们到哪里，我也到哪里，我一定要执行党中央、军委交给我的任务，带领左路军北上。”

会后，朱德伤感地对康克清说：“会议开得一团糟，糟透了。”

阿坝会议发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计划声称：“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军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根据地，首先赤化四川。”

这之后，红四方面军中开始流传一首歌，歌名叫《红军南下歌》：“亲爱的工农同志们啦，亲爱哎哎哟；红军的南下胜利大得很，我唱你来听，亲爱哎哎哟；伟大的胜利，我们打垮刘湘兵，亲爱哎哎哟；一、二、三、四消灭尽，占领懋功城，亲爱哎哎哟；红旗插遍了宝兴，亲爱哎哎哟；天全打垮了刘文辉，芦山来占领，亲爱哎哎哟；乘胜追下雅安去，亲爱哎哎哟；机关枪扫得满天钻，敌人吓破胆，亲爱哎哎哟。”

红军情报部门很快就获得了蒋介石最新公布的“赏格令”，毛泽东身边的红军干部们一看不禁回想起在中央苏区时候，红军剧团上演的一出官兵们百看不厌的活报剧。活报剧是时任苏区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参谋长张爱萍编的，内容是罗瑞卿给蒋介石打电话要“赏钱”。在张爱萍的要求下，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扮演他自己，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扮演蒋介石。其中的一段台词红军官兵们现在还能背出来：

罗瑞卿：［拿着电话］老蒋吗？我是老罗呀！

蒋介石：哪个老罗？

罗瑞卿：老子就是罗瑞卿！

蒋介石：［对宋美龄］快！拿钢盔来。［对电话］我不怕你！我有百万大军，还有美国的钢盔。娘希匹，怎么把痰盂给我戴上了！

罗瑞卿：你们的报纸宣布我被击毙几次了，可赏钱一分也没发，我至今还保留着脑壳，等钱用哩！

每次看到这里，台下的红军官兵都笑得前仰后合，纷纷喊道：“老蒋彻底交代！钱都上哪里去了？”

台上扮演蒋介石的耿飚就临时编词说：“钱都让我抽大烟啦。”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四团政委杨成武面对眼前将要攻打的一道天堑惊讶不已：

我们来到前沿，用望远镜抬头一看，果然这里地形险峻极了。沿沟两边的山头，仿佛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型的大刀劈开了似的，既高又陡。周围全是崇山峻岭，无路可通。从下往上斜视山口只有三十来米宽，又像是一道由厚厚的石壁构成的长廊。两边绝壁峭立，腊子河从沟底流出，水流湍急，浪花激荡，汇成飞速转动的漩涡，水深虽不没顶，但不能徒涉。在腊子口前沿，两山之间横架一座东西走向的木桥，把两边绝壁连接起来，要经过腊子口，除了通过这个小桥别无他路。桥东头顶端丈把高悬崖上筑着好几个碉堡。据俘虏称，这个工事里有一个机枪排防守，四挺机枪对着我们进攻必须经过的三四十米宽、百十米长的一小片开阔地，因为视距很近，可以清楚地看到射口里的枪管。这个重兵把守的碉堡，成了我们前进的拦路虎。石堡下面，还筑有工事，与石堡互为依托。透过两山之间三十米的空间，可以看到口子后面是一个三角形的谷地，山坡上筑有不少的工事。就在这两处方圆不过几百米的复杂地形上，敌人有两营之众，此外还有白天被我们击溃逃到这里的敌人。口子后面的腊子山，横空出世，山顶积着一层白雪，山脉纵横。据确切的情报，鲁大昌以一个旅部率三个团的重兵，扼守着口子至后面高山之间的峡谷，组成交叉火力网，严密封锁着我们的去路。

腊子口，从川西进入甘肃唯一一条通道上的险要隘口。

九月十七日凌晨两点，四团的官兵被从睡梦中叫醒。他们是两天前在摩牙寺接到攻击腊子口的作战任务的，军团规定占领腊子口的限期是三天。从摩牙寺到腊子口至少有一百公里的路程。四团连夜出发了。十六日，他们穿过了白龙河谷，上山时大雪纷飞，下山却变成了倾盆大雨。到达距离腊子口不远的山脚下，官兵们休息了一下，炊事员连夜做饭，吃饭后四团继续赶路。在大雨中沿着泥泞的山路走了半夜，天亮的时候部队停了下来，给他们带路的六十多岁的向导说，他上次来这里是十多年前了，现在前边没有路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走。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立即决定用指北针开路，刻不容缓地继续向腊子口前进。没走多一会儿，先头一营就遇到了敌人。

对手是国民党军鲁大昌的新编第十四师第一旅六团，团长朱显荣。

腊子口是这个团的防区，六团不但齐额满员，而且还得到了五团一个营的加强。朱显荣团长认为，在这样一个天然隘口配备六个营的兵力显得有点过于谨慎了，但是师长鲁大昌还是不放心。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和驻扎在天水的第三军军长王钧都警告过他，如果让红军从腊子口突进甘肃腹地，其罪责不可饶恕。特别是蒋介石在电报中格外强调，如有重要防地失守，“唯各该防地军民主官是问，照失地纵匪论罪”！尽管鲁大昌也认为腊子口天堑“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当得知红军已经向腊子口方向开进时，他立即命令一旅旅长梁应奎率一团的两个营，再加上旅直属部队，向腊子口方向紧急增援。梁应奎的增援部队也是沿着白龙江向腊子口行进的，沿途大雨不断，道路狭窄，给养困难，机枪、迫击炮和驮弹药物资的骡子均无法顺利前行。尽管鲁大昌数次来电催促，但是他们的行军速度依然十分缓慢。当他们终于接近腊子口的时候，不但听见了枪声，而且看到一群士兵正从山上溃败下来。一问，说是一支红军正向腊子口方向攻击前进。听到这个消息后，梁应奎带领官兵们沿着小路慌张地奔跑起来，到达腊子口时已是九月十六日晚。

梁应奎立即部署阻击阵地：一团的赵国华营在小桥的东侧修筑工事，在桥头堡上配备四挺重机枪，原来在这里防守的五团王世惠营负责封锁小开阔地。正在部署的时候，朱显荣带着几名卫兵跑来了，说红军到了腊子口附近，六团团部和预备队已经被红军打散，电台也丢了。梁应奎顿时大骂起来：“你指挥着六个营，还没打仗就成了这个样子，如何向鲁师长交代？赶快命令你的士兵上阵地！”朱显荣走了，谁知他这一走便不知去向，六团除了被红军打死和俘虏的之外，也全散了伙。后来才知道，领受了防御任务的朱显荣一直跑进渭源县城藏了起来。

四团先头部队一营没费什么力气就把攻击腊子口的道路打开了。但是，在一鼓作气向腊子口攻击的时候却严重受挫。

腊子口的守敌决心利用天堑和红军决一死战。

一营的几次攻击都被猛烈的火力压了回来，不但没有任何进展，部队还出现了很大伤亡。

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趴在前沿对腊子口的地形反复观察，他们终于发现了敌人防守的两个弱点：一是敌人的碉堡没有顶盖；二是敌人所有的火力全部集中在正面，试图凭借隘口天然险要的地形进行封锁。

敌人防守的这两个弱点恰是由于地形造成的。这里是一个狭窄的山口，两边全是高耸的绝壁。绝壁几乎是笔直的，陡峭得根本无法攀登，因此敌人在绝壁的顶端没有设防，碉堡也用不着要顶盖。

黄开湘和杨成武同时意识到，如果能够从绝壁上攀上去，就可以直接往碉堡中扔手榴弹，还可以向东攻击那片从正面无法冲过去的小开阔地。但是，绝壁连看一眼都让人昏眩，如何上得去？

四团的营连指挥员们集中在距离口子两百米远的一片树林里开会研究。会议开得很艰难，谁都没有好办法。

下午四时，四团指挥所里挤满了人。军团和二师的领导都到了：林彪、聂荣臻、陈光、萧华，他们轮流用望远镜向腊子口方向观察，都对那里的险要惊叹不已：绝壁间仅仅三十米宽的一道口子，口子中还有一条水深流急的河，别说有几个营防守，正面只要架起一挺机枪，谁也别想过去。

毛泽东不断来电询问攻击情况。

红一军团的指战员明白，严格地说，红军现在已经处在绝路中了。别说不能南下，即使南下路也被堵死了。

必须冲过腊子口，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经过反复研究，决定还是派人攀登绝壁，迂回到敌人的侧后去。

四团召开了士兵大会，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这时，一个从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站了起来，他说：“我能从绝壁爬上去。只要我一个人爬上去了，就能扔下绳子，别说一个连，一个营也能上去。”

所有的红军官兵都吃惊地望着他。

史料没有留下这个苗族小战士的名字，只知道大家都叫他“云贵川”，因为他自参加红军之后已经走过了云贵川三省。

这个年仅十七岁的苗族小战士大眼睛，高颧骨，皮肤黝黑，汉话说得不够好。他从小就过苦日子，受过不少欺辱，脾气很倔，但参加红军后作战异常勇敢。

“云贵川”对黄开湘和杨成武说：“我在家经常爬绝壁采药。只要给我一根长竿子，竿头绑上个铁钩子，能钩住绝壁上的树根、崖缝、石嘴什么的，我就能上去。”

黄开湘和杨成武看着他，不知说什么才好，两个人一个劲儿地点头。

四团立即确定了作战计划：由团长黄开湘带领一连、二连以及侦察组和信号组，攀登绝壁迂回，凌晨三时之前到达迂回地点，然后发出一红一绿两颗信号弹。之后政委杨成武率领二营正面强攻，六连担任主攻连，总攻击的信号是三颗信号弹。

杨成武还是对攀登绝壁不放心，他亲自带人用一匹高头大马把“云贵川”送到了绝壁下一个敌人看不见的死角。现在，红军突破腊子口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个身子单薄的小战士身上了。杨成武低声对“云贵川”说：“你爬爬看。一定要小心。”“云贵川”赤着脚，腰上缠着一条用战士们的绑腿带连接起来的长绳，拿着长竿，先钩住了一棵小树的树根，往下拽了一下，似乎很结实，于是猛地向上一蹿，像只猴子一样登了上去。杨成武后来回忆说：“我和黄开湘同志、李英华同志，还有营、连干部，都屏住气仰视山顶，生怕惊动了‘云贵川’，好像是谁要咳嗽一声，他就会掉下来似的。”“云贵川”的身影越来越小，一会就不见了。绝壁下的每一个人都不敢出声，但都很焦急。“云贵川”能否攀上去，决定着整个腊子口战斗的胜负，甚至是决定着红军的生死。不一会儿，杨成武听见有人小声说：“他上去了！在上面招手呢！”又过了一会儿，“云贵川”居然从原路下来了。小战士站在杨成武面前说：“我说过，能上去嘛。”

天黑下来的时候，“云贵川”一个人先登上绝壁，在上面把绳子顺下来，上百名红军战士开始抓着绳子攀登绝壁。

为了麻痹敌人，二营的正面攻击也开始了。

二营六连，一个月前还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由红四方面军二九四团的一个营缩编而成，是一支能打硬仗的连队。两个方面军会合后，红一方面军给了红四方面军一些干部，红四方面军为红一方面军补充了一些官兵，六连就是那时被补充到红一方面军的四团二营的。在二营里，六连和其他两个连的关系十分融洽，官兵之间相互亲密无间。六连连长杨信义和指导员胡炳云都是政治坚强的基层指挥员。在连队的战前动员会上，全连官兵的求战情绪十分高涨，大家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突击队，最后决定由连长和指导员亲自带领十二个人打前锋。

这是北上红军最急迫的求生之战。

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杨信义和胡炳云率领突击队队员手拿大刀和手榴弹悄悄地向隘口上的木桥移动。在隘口阻击阵地上的国民党兵并不着急射击，他们一直等到红军突击队队员接近了，才突然投出大量的手榴弹。突击队伤亡过半，退了下来。

六连如此反复多次，依旧无法接近隘口。

四团组织宣传队队员向隘口上的守敌喊话：“红军是北上抗日，你们不要受长官欺骗，让路吧，红军发大洋给你们回家！”

隘口碉堡里的国民党兵气焰嚣张，也喊过话来：“你们就是打到明年，也休想从鲁师长的防区过去！”

毛泽东派人来到前沿，问要不要增援。

午夜时分，正面攻击已经进行了四个小时。

杨成武对二营营长说，万不可在这里打成持久战。鲁大昌的主力部队在岷县县城，距离这里很近，只隔着一座大山，如果增援，几个小时之内就能到达。如果敌人增援了，打起来就会更困难。攀登绝壁的部队至今没有任何动静，他们定是遇到了事先没有想到的困难。我们不能消极地等，还要加强正面的攻击力量。

六连再次组织突击队发动冲锋，但是无论如何都接近不了桥头。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雨点一般，弹片铺满了桥头几十米的岩石路。

黑暗中，可以看见牺牲的红军官兵的遗体躺在那里，六连连把他们拖出战场的机会都没有。

炊事班送来了热腾腾的面饼和炖猪肉，心情不佳的六连官兵谁也不吃。

杨成武和连干部经过研究，为了在迂回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前尽量消耗敌人，决定改变攻击方式，由正面大规模进攻改为小组多点攻击。

六连决定组织三支敢死队。

当场有数十名党团员报名。

敢死队被分成两路突击：一路沿腊子河前进，接近木桥后顺着桥墩摸过河去；另一路直接向木桥运动，然后两组配合一起冲锋，夺取木桥。

敢死队队员很快就消失在黑暗里。

已经接近凌晨两点，全团都已进入总攻的位置，但是还是没有看见绝壁上发出的信号。杨成武盯着表，又过去了一个小时，还是没有任何动静。正在着急，有人报告说：“敢死队冲到木桥下面了！”

杨成武立即跑上去观察，果然，几名敢死队的战士竟然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涉水过河，到了对岸。

已经是下半夜，腊子口守敌实在是困倦了，红军也似乎停止了攻击，于是他们都缩在工事和碉堡里打起了瞌睡。

六连的敢死队队员顺着绝壁边缘一点点地靠近，其中四名战士已经到达了碉堡下面一块岩石的死角处。

一不小心，一名队员踩断了一棵小树。

敌人惊醒了，又开始了疯狂的扫射。

指导员胡炳云在枪声响起的那一瞬间，带着一个排立即扑了上去。在敌人只注意桥下的时候，他们扔出了一排手榴弹，接着就冲进了桥头敌人的工事里。桥下的敢死队队员一听枪声响了，一齐呐喊着翻上桥面。狭窄的木桥上，双方官兵在黑暗中扭打在一起，红军的几十把大刀上下飞舞，木桥上血肉横飞。一个战士赤手抓住了正在射击的敌人的机枪，一使劲就连人带枪扯了过来。一排排长在砍杀中被子弹击中，他身体摇晃了一下，然后扶住桥栏喊：“同志们！敌人已经支持不住了，向前冲啊！”

杨成武急得手心都在冒汗。敢死队在木桥上已经短兵相接，急需后续部队冲上去增援。但是，迂回的部队依旧没有信号，如果破坏原定的总攻计划，很可能和迂回部队的作战脱节。可不命令部队发起冲锋，六连的官兵只能独自与敌人血拼，一旦让敌人反扑回来，攻击的努力将前功尽弃。

腊子口！

山风呼啸，河水怒号。

黎明前的黑暗中，峡谷里的肉搏声惊天动地。

突然，两颗信号弹从山后升起来了，一红一绿。

接着，三颗信号弹升空了！

这是总攻的信号。

在腊子口前沿阵地上，红军所有的武器，包括军团支援来的迫击炮，一起开火了。参加总攻的官兵从隐蔽处蜂拥而出，向腊子口隘口冲了过去，杀声在峡谷中回荡。

国民党军的碉堡上面突然出现了红军，扔下来的手榴弹如同暴雨。

腊子口上的木桥迅速被红军控制，红军官兵们从桥上冲过，向敌人的防御纵深席卷而去。

这是最后的时刻。

也许久攻不下聚集了太多的仇恨，四团的先头部队打疯了一样。突破了隘口的前沿以后，他们在敌人装满弹药和补给的仓库里或是抱起一堆手榴弹，或是抓起一挺机枪，一路猛追下去。在那片小开阔地上，红军没有遇到抵抗，一路冲到了敌人第二道阻击阵地前。迂回部队从一侧压下来，一个小时之后，敌人放弃了抵抗，在黑暗中溃退而去。

四团的三个营继续向岷县方向追击。山路上到处是敌人的尸体和各种枪支物资。突然，敌人不知道从哪里向这里开炮了，炮弹没有任何目标地乱落。在隆隆炮声中，红军宣传队已经跟随着追击部队一路写满了红红的标语：“追到岷州去，活捉鲁大昌！”

毛泽东很快就得到了报告：腊子口已在我军手中。

一夜没合眼的毛泽东高兴地笑了起来，对警卫员喊：“搞点吃的，吃饱了咱们上路！”

红军大部队通过腊子口向北翻越岷山。下了岷山就是大草滩，走到这里就走出了藏民聚居区。先头部队在占领了大草滩后，缴获了大量的粮食和盐巴，部队再也不饿肚子了。毛泽东很高兴，立即给担任后卫的彭德怀发去了电报：

彭及彭［彭雪枫］、李［李富春］：

一、岷敌守城，哈达铺无敌。第一纵队驻地回、汉民众已大发动，我军纪律尚好，没收敌粮数十万斤，盐二千斤。过大拉山［岷山］后已无高山隘路。现一纵队驻占扎路、麻子川，纵队部驻鹿原里。

二、明［十九］日你们全部开来此间。中央队一科、二科驻鹿原里，二纵队驻漩涡、大草滩，三纵队驻红土坡。

三、部队严整纪律，没收限于地主及反动派，违者严处。请在明日行军休息时宣布。

四、缴获手提迫击炮三门、炮弹百余发，尚在大拉。请动员战士带来，可抛弃粮食拿炮弹。

毛

十八日二十时

走下岷山的红军官兵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九月和煦的阳光照耀着甘南辽阔的田野，将要成熟的庄稼散发着谷物特有的醇香，五彩缤纷的野花在田埂上蓬勃盛开。好客的百姓对红军没有丝毫敌意，他们很快就围了上来，好奇地向官兵们问这问那。官兵们就在原地坐下来，和百姓聊起了天。红军政治工作人员忙乱起来，一方面不断地向部队官兵强调遵守群众纪律，一方面向当地群众耐心地解释红军的性质，同时也试探着问一句部队是否可以进村宿营。百姓竟没有人反对部队进村，于是各部队很快把宿营的房子确定下来，官兵们的和气态度马上就得到了房东的信任。大草滩四周的小贩们消息灵通，他们很快就聚集在了红军部队的驻地，贩卖的东西让红军官兵们惊奇不已，有糖、当地一种很大很厚的面饼、油炸的点心、瓜果和卷烟。红军部队派出专门的人统一买来，然后官兵们围坐在一起享用。红军派出采购的人全部使用现洋，而且从不和百姓讲价，这让这里的百姓很快就感到这支军队与他们以前见到的所有军队都不一样。民众对女红军们极其好奇，当地的妇女和老婆婆们把女红军拉进屋子，经过仔细“验身”确定她们真的是女人后，女红军们就被请到了土炕上吃饭，妇女和老婆婆们的热情令刚从死亡阴影中走出来的女红军眼泪不断。

毛泽东以彭德怀、李富春、林彪和聂荣臻的名义，给张国焘发去了一封电报：

朱、张、徐、陈及各首长：

一、我们执行中央正确路线，连日击溃鲁大昌师，缴获甚多，于昨十七日占领距岷州哈达铺各三十里之大草滩、占扎路、高楼庄一带，前锋迫击岷州城，敌人恐慌之甚。

二、此地物质丰富，民众汉回各半，十分热烈地拥护红军，三个半月来脱离群众的痛苦现在改变了。

三、请你们立即继续北进，大举消灭敌人，争取千百万群众，创造陕甘宁苏区，实现中央战略方针。

彭、李、林、聂

九月十八日

毛泽东知道电报对张国焘不起作用，他只是想告诉张国焘，中央率领的红军并没有被“拖死”、“冻死”，不但赢得了突破天险腊子口的胜利，而且还拥有了大量的物资。同时，毛泽东发出电报的另一个重要意图是，必须让朱德、刘伯承知道这支红军现在到了哪里。

无法知道这封电报到达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官兵是什么样的感受，或者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过这样一封电报。正如重病中的周恩来所担忧的，此刻，徐向前和陈昌浩正率领着第四军、第三十军和红军大学的部分学员走在去阿坝集结的路上，这条路使他们必须重新回头走进恐怖的松潘大草地。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

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那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衣衫单薄的我军指战员，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恶劣的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

在草地行军中，依旧遇有土司武装的袭击。第四军十师师长陈锡联不幸被冷枪打中了腹部，伤势很重。军长许世友命令三十四团团长找几个身体强壮的战士不惜一切代价抬着陈师长走。三十四团团长为难了，因为他根本找不出有力气抬担架的战士了。十师前任师长王友钧在打包座的时候牺牲了，许世友不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再失去一个师长，他向陈锡联保证说：“就是我死了，也让你活着！”许世友又找到了三十五团团长，让他把一匹驮重机枪的马腾出来，把机枪拆成零件让战士分散携带，然后把陈锡联扶上了马。由于伤势太重，陈锡联在马上坐不住，许世友就用绳子把他绑在了马背上。之后，他把自己仅剩的一点大米留给了陈锡联，嘱咐战士每天一定要给陈师长喝一点米汤。第四军走出草地的那一天，许世友站在大草地的边沿等着，一直看见驮着陈锡联的马从雾气弥漫的草地深处走出来。他赶紧上前叫了一声，马背上的陈锡联答应了，许世友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此时的松潘大草地已进入秋季，寒风像刀子一样掠过野草深潭，沿途牺牲的红军“有的一个趴在地上，背上还背着一个同志”；有的“死亡前仍保持着爬行的姿势，两手攥着泥土和青草”；“还有两个女红军抬着一名伤员一起牺牲”，死的时候“担架仍压在她们的肩上”……红四方面军的这支部队九月中旬进入松潘大草地，直到九月下旬才走出草地的南沿到达毛儿盖。部队损失了近四分之一的兵力，其中程世才和李先念率领的第三十军走出草地后，不得不由原来的八个团缩编为六个团。

此刻的毛泽东在思索一个问题：下一步红军往哪里走？

毛泽东叫来了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和指导员曹德连。毛泽东说，现在红军已经不再挨饿了，必须出去找点“精神食粮”来。梁兴初明白毛泽东的意思，过去在红军转战的路上，毛泽东经常对他这样说。毛泽东对精神食粮的解释是：无论是杂志还是报纸，只要是近期的和比较近期的，都要搞些来。

梁兴初，江西吉安人，二十二岁，是个胆大心细、作战勇敢的红军基层干部。在经历了无数残酷的战斗之后，他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领，这个外号“梁大牙”的军事指挥员，率领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无论是在解放战争中还是朝鲜战争中，所向披靡，战功卓著。

红一军团侦察连官兵装扮成一队国民党军，直接进入了还没有被红军占领的哈达铺。连长梁兴初穿的是国民党军中校的军服，指导员曹德连穿的是少校军服。哈达铺县城里的国民党党部书记、保安队队长和当地的士绅们赶忙出来接待。梁兴初正和这些人聊着天，想了解些情况，突然来了个真的国民党军官，是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的一个少校副官，从兰州来路过这里。梁兴初自然也和这位少校聊得火热，并在少校下榻的地方收集了不少报纸杂志。最后，梁兴初亮明了自己身份，然后把这个国民党军少校绑了起来，连同收集的报纸杂志一起给毛泽东送了过来。

毛泽东一页一页翻看着这些报纸杂志，终于看见了令他眼睛一亮的消息：徐海东率领的红军到达了陕北，与刘志丹的陕北红军会合了。毛泽东希望能得到更进一步的消息。果然，一份杂志上刊登了一幅国民党当局绘制的陕北根据地略图。

这个晚上，毛泽东说他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红军先头部队占领了哈达铺。这是一个富足的小镇，以盛产中药当归闻名。国民党县保安队被打跑了，百姓对红军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毛泽东在哈达铺提出一个口号：“大家吃好！和百姓一块吃！”

洗澡、理发，红军官兵们近一年来第一次洗热水澡，人人洗得很彻底，个个红扑扑的像只胡萝卜。供给部给每人发了一块大洋，让官兵们上街买零食吃。当地的物价十分便宜，一头大肥猪才五块钱，一只大肥羊两块钱，一块钱至少可以买五只鸡，五毛钱可以买一担子蔬菜，一毛钱可以买十几个鸡蛋。鲁大昌的部队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大米、白面和盐，尤其是大米，让大部分来自南方的红军官兵吃起来格外香甜。为了落实毛泽东提出的“大家吃好”的指示，每个连队都忙着杀猪宰羊，杀鸡杀鸭，每天三顿，顿顿五个菜以上，而且保证三个菜都是荤的。经历了千辛万苦的红军官兵个个吃得肚子胀胀的，互相一见面就笑容满面地说：“真跟过年一样啊！”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官兵交谈的都是自己的连队今天吃的是什么，都说在家过年的时候也吃不到这么多的肉。每个连队每天还特地摆上几桌酒席，邀请当地的百姓来做客，被邀请的有老人和孩子，还有妇女和婆婆们。四团在招待百姓的时候，一位老大爷把自己珍藏了多年的一坛老酒抱来了，说他要提前过七十岁的生日。哈达铺的百姓边吃边说：“鲁大昌在这里这么多年，不但不请我们吃，还要吃我们呢！”

在哈达铺，梁兴初又给毛泽东收集到了大量的《大公报》。其中一张《大公报》被贴在耿飚住的那家房东的墙上，耿飚在付给房东一块大洋之后，小心地将报纸揭了下来。国民党当局在报纸上刊登的军情分析，等同于在给红军传递情报，他们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一张报纸透露出的消息，能对中国历史的走向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毛泽东终于确切地知道：在陕北，红军活动之剧烈犹如当年的江西苏区；而且，在陕北，存在着一块几乎与江西的中央苏区面积一样大的红色根据地！

七月二十三日《大公报》报道：

山西军阀阎锡山于七月二十二日在绥靖公署省府纪念周报告上说：“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队者二十余万，赤军者二万。”

七月二十九日《大公报》社论《论陕乱》：

徐向前朱毛之趋向，尚不尽明，今姑暂不论甘，而专就陕事一言。第一，国人应注意者，现在不独陕北有匪，陕南亦然。徐海东一股，猖獗已久，迄未扑灭，故论陕乱，不能专看北部。第二，过去所谓陕北，系旧榆林、绥德、延安属，近则韩城一带亦睹匪踪，是由陕北而关中矣。第三，就陕北言，兵队确不为多，就全陕论，则目下集中之军队，殆不下十师以上；而匪方总数，通南北计之，有械者当不过万余。由第一、二点，可知陕乱严重之轮廓；由第三点，可知迄今为止，军事效率之不良，证明此后应努力之点，不仅军事上的问题而已也。

八月一日《大公报》报道：

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则说：“盘踞陕北省为红军二十六军，其确实人数究有若干，现无从统计，但知其枪有万余。匪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为匪主力部队，其下尚有十四个游击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队等则甚多。匪军现完全占领者有五县城，为延川、延长、保安、安塞、安定等。靖边一度陷落，顷已收复。本人自去岁开到陕北接防担任剿匪后，与匪大小战不下百余次。其后因扰乱绥远之杨小猴匪部窜至陕境，本人抽兵前往堵剿，同时冯钦哉部又调至陕南震慑，以防范徐海东匪部，官兵之力量薄弱，匪军之防地乃愈扩大。当时曾被占有十县之地，防线延长，交通不便，如是剿匪更为不易。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

毛泽东明确了红军的前进目的地：陕北苏区。

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红军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红军基层指挥员看见了重病之后逐渐好起来的周恩来。

毛泽东开始了他的风趣幽默的讲话：什么叫胜利？咱们走了那么多路，打了那么多仗，现在能安稳地在这个关帝庙里开会，就是胜利。以前有同志总是问，咱们到底要走到哪里去？现在我们有答案了，我们要走到陕北，因为那里有刘志丹和徐海东的红军。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现在看，哪一个是机会主义？咱们只有八千多人，少了点，可是目标也小了。咱们别张扬，也别悲观，一九二九年红四军下山的时候，人更少。咱们人少，但都是在政治上、经验上和体力上经过锻炼的，可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

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中央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副司令员，叶剑英为总参谋长，张云逸为副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陕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一纵队以第一军团为主，辖六个大队；二纵队以第三军团为主，辖四个大队；中央纵队为三纵队。每个大队基本保持原来团的建制，但取消了营，直接辖五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

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在离开第三军团的时候向军团所有红军干部讲了几句话。讲话的时候，这位历经千难万险的红军将领掉了泪。彭德怀说：红三军团从第一次反“围剿”的几万人，到今天长途奔袭至甘南只剩下两千多人，被错误路线快折腾光了。今天剩下的这些人，都是精华，是中国革命的骨干和希望。大家要再接再厉，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我的脾气不好，骂过许多人，请同志们批评和谅解。我过去对你们这些干部要求很严格，有时甚至苛刻，这都是对你们的爱护，否则有的同志可能就活不到今天了。

到达哈达铺的红军约八千人，如果按作战部队计算，大约为六千人。六千人的红军，大部分是政治坚定作战英勇的红军干部。这些中国红色武装的骨干，在未来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战争中成为创造历史的精英。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向北出发了。

向北，再向北，红军官兵看见明亮的北斗七星在头顶的正上方闪烁——尽管现在他们还不知道陕北是什么样子，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在向北走的时候心中都充满了希望。